两位全国道德模范北京结缘背后的动人故事：用纯净的心做纯粹的事
2017年11月17日，黄旭华和姚玉峰，两位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相遇结缘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姚玉峰为已经93岁高龄的黄旭华治疗严重的白内障，术后，老人的视力就从不到0.1，达到0.6。
手术后，姚玉峰看望黄旭华，了解术后恢复情况。 周素琴摄/光明图片
光明日报1月12日10版和13日1版，分别刊发报道《两位全国道德模范北京结缘引佳话——姚玉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送光明》和《冬日里一篇暖人的新闻》，讲述了发生在两位全国道德模范间温暖的故事。报道刊出之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广大读者至今还非常关心黄旭华现在的恢复情况，关注姚玉峰在治疗、手术过程中还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2月5日，黄旭华到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做术后复查。一切都很好！现在，他不但能看清周围环境，而且还能不借助眼镜等辅助工具阅读报纸，看手机短信，自己还能够直接书写文字。
在追踪采访中，记者不但了解了许多感人的细节，更深深感受到了姚玉峰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的担当。
“我崇敬英雄！我们应该崇敬英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有“中国核潜艇之父”之誉。1958年至今，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他一生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隐姓埋名、以身许国，阔别家乡30载，其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
黄旭华（资料图片）
1962年出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姚玉峰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第二次握手》《哥德巴赫猜想》等长大的。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王进喜、麦贤得、焦裕禄、李四光、钱学森、陈景润……这些不同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一直长驻在他的心中。
姚玉峰说：“我崇敬英雄！我们应该崇敬英雄！黄旭华是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我对黄老充满崇敬之情！”
其实，在世界眼科医学界，姚玉峰也是一位英雄。
角膜病是眼科致盲性常见病，全球有角膜病病人4000万人左右，角膜病盲人1000万人左右。为攻克角膜病，从1906年开始，全世界眼科医学界前赴后继。整整一个世纪，在为之作出贡献的灿烂星河里，闪烁的名字都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直到2010年，在记录重大技术突破的角膜移植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姚玉峰。
来自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的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姚玉峰，成功主持了世界上第一例由他独创的角膜移植术，解决了排斥反应这个难题。他创造的技术，被国际眼科界命名为“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被美国眼科科学院称为“该领域治疗方法的一个突破”，并被写进美国医学教科书。
登上了世界眼科角膜移植巅峰的姚玉峰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0世纪90年代初，他婉拒了日本、美国名校的高薪邀请，选择回国，20多年来，治疗过30万例病人，经他手术复明的病人有近3万名。
93岁的黄旭华和55岁的姚玉峰，这两位相差了整整38岁的全国道德模范，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结缘。
2017年11月17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准备同代表们合影。看到93岁的黄旭华和82岁的黄大发两位代表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总书记握住他们的手，微笑着问候说：“你们这么大岁数，身体还不错。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
习近平总书记拉着他们的手，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来，两人执意推辞，习近平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
相机快门按下，记录下了这一感人瞬间。这一个暖心感人的场景在人们的心田荡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先进模范的尊敬与关爱，一次次为全社会作出示范，引领着社会风尚。
站在黄旭华旁边的姚玉峰，目睹了这温馨一幕，他由衷为两位老人自豪，也为老人感到高兴！
但当看到黄院士拿着发言稿上台，戴着挺厚的老花镜，还用放大镜一行一行地扫着做发言，姚玉峰心里“咯噔”一下。他断定黄院士视力肯定有问题。职业的敏感和由衷的心疼，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黄院士去看一下眼科。
“必须‘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
黄院士视力是有严重问题的。从45岁开始，老人就感觉看东西吃力。眼镜一年一换，度数越来越深。
“我配了很多眼镜，非常不方便。我曾问医生能否再配一个更好的眼镜。医生说不行了，眼镜的作用只能到此为止。”老人无奈地告诉姚玉峰：他把字体打成最大，戴高度数的老花镜，还看不清；还要加上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照，才能勉强看见。他说：“我也曾经到多家医院求治，问过好多医生，我的白内障还能治疗吗？医生都说，您这个年龄，白内障，生活基本能坚持下来，还是不做手术为好。而且，超高龄，风险也太大了！以至拖到今天。”
姚玉峰（中）与黄旭华夫妇合影
“黄院士患有最严重的白内障，又是93岁的超高龄，给这样‘国宝’级的科学家做手术，风险、责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位眼科教授说：必须“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
黄院士问姚玉峰：“能否请您帮我看一下？”
作为一名眼科医师，姚玉峰当时觉得自己无法拒绝患者提出的这样的要求。他初步做了检查后，发现黄院士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黄院士问：“我还能治疗吗？”
姚玉峰说：“确立正式的治疗方案，需要更全面详细的检查，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手术治疗的。”
黄院士说：“那我能否请你帮我做手术呢？”
对任何病人一样，姚玉峰再次发现自己无法拒绝这样的要求。
2017年1月2日下午，黄院士就来到杭州邵逸夫医院。姚玉峰和团队给老人做了全面的检查，结果：视力不到0.1，白内障呈棕褐色，已经发展到了最严重的等级（V级核），达到五级核的硬度（白内障最硬的核）。再不治疗，很快就会失明。
老人说：我也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希望了！
1月3日中午，医院组织全院大会诊。
麻醉科、心血管科、呼吸科、肾内科等专科的专家们认为：黄院士是一位超高龄的患者（93周岁），心血管、肾脏系统、呼吸系统都显示一些老年性的异常；长期口服阿司匹林，或会术中和术后继发出血；全麻容易出异常，局麻手术医生压力大。因为多方面老年性多系统异常的客观存在，大家都担心手术可能诱发各种各样的风险。
大会诊的一致意见：总体只能由眼科主刀医生自己把握。已有人私下悄悄力劝姚玉峰：千万不要接这个活儿，因为风险、责任实在太大了！
作为曾经的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有着30多年的从医经历，姚玉峰当然很清楚给黄老做手术，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大！责任有多大！
但是，姚玉峰想的是：这一系列风险，是否有可预防的措施？如果有，就应尽一切努力去做。如果所有该采取的预防措施都做了，剩下来做手术的风险，就看手术医生担当了。
一阵沉默后，姚玉峰坚定地说：“手术还是要做，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承担！”
随后，姚玉峰和团队商量治疗方案：按一般常规，这样严重的白内障，一般只能采用大切口摘除。这样，对于医生来说手术难度降低，风险相对小一些。但是大切口，损伤大，术后视力恢复干扰因素多。尤其考虑到黄院士还非常渴望能够继续工作，大切口就不适合装入三焦人工晶体，术后阅读视力会很不理想。
可是，如果采用1.8毫米微切口的超声乳化手术，又怕核太硬，能否顺利超声乳化是个疑问。还有，超声能量大，手术损伤也会大，术后角膜水肿会明显，整个恢复期会长。
怎么办？治疗小组讨论再三，觉得考虑黄院士的工作愿望以及对国家的重要性，还是选微切口超声乳化方案。
1月4日早上八点二十分，在麻醉科副主任周大春的监护下，姚玉峰给黄院士手术。
正像预见的那样，黄院士的瞳孔只能散到中等大，核很硬，超声很困难。
为了减少损伤，姚玉峰术中每个步骤都是仔细再仔细。十三分钟后，手术顺利结束。
第二天一早，姚玉峰给黄院士检查：手术远眼视力达到了0.3，角膜除了一小块水肿，其他都还透明。
视力比术前预计的还要好，这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接着，姚玉峰又给黄院士的另一只眼睛做手术。
1月6日检查（第一只眼睛手术后第二天，第二只眼睛手术后第一天），黄院士左右眼的远中近视力都达到了0.6。
“没做手术前，手机短信看不到，手术第二天，竟然就能看得清手机短信，清清楚楚。我非常惊奇，太神奇了。”黄老动情地对大家说，“医生真伟大！姚医生真伟大！”
已经产生了终止科研生涯的想法，现在眼睛又亮了，黄老一边摆弄着伴随了自己20多年的眼镜、老花镜、放大镜，一边兴奋地说道：“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以送进博物馆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生命可上不封顶！我还要为国家再工作20年！”
这真是一个高难度却完美的白内障手术！
黄旭华和夫人不但赠送给姚玉峰“神医妙手”和“相逢首都是机缘，仁心感我赴邵院，妙手拨开瞳中雾，又见清澈碧云天”的题字和赋诗，黄老还准备了一面锦旗，上书周总理当年赠给核潜艇研究团队“周到细致，一丝不苟，万无一失”十二个字，充分表达了对姚玉峰主任的感谢。
一颗纯净的心，去做纯粹的事
手术成功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姚玉峰感激自己的团队，医院各个环节的医疗团队，大家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才有最后万无一失的结果。
姚玉峰医生（右）为黄旭华老人检查。（光明图片）
当时记者曾问姚玉峰：你有没有感到压力和犹豫过？
姚玉峰说：“从一开始发现院士视力有问题，到最后实施手术，我作为眼科医生，是一种责任在驱动着我，给他做手术。如果问我是否犹豫过，说实在的，我似乎没有犹豫或者可以逃避的空间。”
“问我是否有压力？”姚玉峰坦言：自从黄院士正式决定来杭州后，他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压力。
但是，姚玉峰告诉记者：作为医生，他能够做的只有把可能想得到的风险降到最低；把可以做的方案和预防措施做到尽可能周全，尽一切努力做到万无一失！尽管压力像波浪，一阵阵、一波波向他内心涌来。但每当出现压力的感觉时，他只能用意志和专业的责任，一次一次对压力进行屏蔽，尽最大力量做到不让压力影响自己专业技能和水平的发挥。屏蔽有形无形的压力，绝不想什么“一失万无”！这是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做的自我心理抗争。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特别是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姚玉峰说，“但是，我唯一没想过的是‘一失万无’！”
姚玉峰想到：这位倔强的老人投身我国核潜艇事业近60载，守护着大国重器，支撑起大国科技崛起的筋骨，挺立起民族智慧的脊梁；93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还每天坚持上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姚玉峰还想到眼疾给老人造成的不便和痛苦，看到他对光明深切的期盼；想到正是有像黄老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才让我们这些年轻后辈能安心工作，才让百姓能安居乐业。
姚玉峰更忘不了如此坚强、乐观的老人一次和他谈起：曾有一个老同事，好朋友，原来也用老花镜加放大镜。两年后失明了，失明两年后，那个老人郁郁去世。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人，眼睛实在太重要了。计算的数字，科研的数字，都要通过眼睛，没有一双好的眼睛根本就没法搞科研。”老人非常焦虑地说，“如果我的眼睛治不好，我的科研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
说完，老人默默地凝坐着，黯然神伤。这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姚玉峰的脑海里，震撼在他的心坎上！
由衷崇敬、心疼黄老，让姚玉峰想到的只是一份责任、一份豪情、一份担当！
为万无一失，为承担一切责任！在手术前夜，姚玉峰几乎彻夜难眠。他一遍又一遍分析手术当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次又一次考虑应对的预选方案：
第一种情况：手术方案是微小切口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三焦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顺利。这是最理想的手术过程。但是，他当时估计，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只是尽力去争取。
第二种情况：手术方案是微小切口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三焦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做得下来，但术后角膜水肿明显，需要比较长的恢复过程。他当时估计这种可能性会最大。因为术后短期之内视力提高不明显，需要让患者提前知道这样的恢复过程，这样可以减轻患者因为不懂医学造成的心理压力，所以在手术之前，每次跟黄院士做交流时，他总会提到术后恢复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周，10天或者半个月，让他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第三种情况：手术方案是微小切口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但无法顺利进行，预案是术中临时调整扩大手术切口，把晶体的硬核采用套出的方法摘除。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三焦人工晶体植入就意义不大，只能改为普通人工晶体的植入。他术前的设想评估是，尽管这样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要求团队在事前也备好普通人工晶体，以防万一。
第四种情况：手术出现意外，比如晶体后囊破裂，晶体核掉入玻璃体，等等。如果这样的可能性出现，那对他和对黄院士都是差结果。尽管不愿意想象，但他也做好了最差可能性的应对，术前备好了玻璃体切割仪和缝线人工晶体植入，以备不测。
还有，为了应对手术当中万一出现全身情况的意外，他要求麻醉科的副主任全程监护黄院士的手术过程，另外，心内科专家也处于待命状态。
黄老的两个手术都结束并成功后，姚玉峰才感到背上肌肉酸痛痉挛着，他所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一位姚玉峰多年的好友，也是他的同行，向记者介绍，他所了解的姚玉峰始终禀信要做好一个职业，首先需要热爱；热爱了，就能够忍受委屈；热爱了，就能够默默坚守；热爱了，才能够不计较得与失、名与利。他只追随自己的那份初心。
闻悉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好友感慨万千地说：“这是因为姚玉峰有精湛的医术和无愧大医才拥有的那份自信。但是，更难得、珍贵的是他有一颗纯粹的心，才能去做纯净的事。所以，他能做到极致！”
为黄老送光明，成为冬天里最温暖的新闻
这个冬天里最温暖的新闻传遍大江南北后，人们都由衷地为黄旭华老人恢复视力感到高兴，无不为老人祝福！
有位名叫“不胜寒”的网友写下诗歌赞美黄老与姚玉峰：少小离家赴他乡，舍生忘死献国防。投身核潜六十载，铸就重器驱豺狼。耄耋之年病缠身，阴翳悄然眼中藏。老将虽有报国志，奈何眼前白茫茫。医界楷模挥小刀，精准切除白内障。院士复明重抖擞，跃马挺枪骋海疆。
“国家的重工事业，就是依托黄院士这一批重工专家多年来隐姓埋名为国家作贡献，这叫作重工精神。”湖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袁善谋说，“让黄院士重获光明，我们重工人，发自内心地感谢姚玉峰教授！”
“我们将铭记姚玉峰主任为黄旭华院士揭开纱布的那个神奇时刻！”719研究所党委书记曹明江，专程来到邵逸夫医院看望黄老，致感谢信给姚玉峰。他说：“我们感谢姚主任顶着巨大的压力，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这充分展示了姚主任的精湛医术、人格魅力和一位优秀医学科学家的担当。”
“当年自己选择从医，选择报效祖国是对的。总之，当我扪心自问时，我希望觉得自己的心是安宁的，是问心无愧的。”在如潮好评面前，姚玉峰说，“但是，给黄旭华院士做手术，送光明，在无比欣喜、无比欣慰的同时，我也有深深遗憾。因为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发生在黄老身上的这种情况，也许带有普遍性。因为，如果黄老能够在10年甚至20年前就得到及时治疗，不但老人可以减少很多不便和痛苦，他还可以为国家、为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作出更重大的贡献！
在黄老治愈出院回家之后，姚玉峰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存在延误治疗的问题？他想：一方面可能是像黄老这样的老科学家太投身于自己专业的科学事业，对医学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及其可行的治疗方法和及时性不够了解；第二，像黄老这样的老科学家，社会影响力巨大，身份很高，这无形中给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给黄老做手术治疗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了老一代科学家身上的报国情怀。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梦的实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姚玉峰说，“他们身上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这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姚玉峰深感：我们年青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应该有担当，让这些对国家对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老科学家、老院士们不但能得其所愿，发挥余热，而且能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感。所以，他希望对像黄老这样的老科学家、老院士们给予更加准确、周到、细致、及时的关爱，甚至超前的预防、控制和治疗。
“在给他们做眼科各方面诊治和手术方面，我和我的团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任务。我自己认为眼科可以先做起来，我也可以带头、推动这件事先做起来。”姚玉峰对记者说，“我有信心从医疗的角度，对类似黄老这样的老科学家，帮他们做更多更好的诊治。”
这是姚玉峰的美好心愿：能及时地提供并介入老科学家的治疗，让更多的老科学家们不但能发挥余热，更好地为国家科技创新作出更多贡献，更重要的是还能极大地提高老科学家们的生活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这将不但是这些老科学家的身体之福，更是国家之幸！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月6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