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玉柱喊“出局”的王石：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CFP供图
文 | 王石
万科股权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吸引了各方关注。7月10日凌晨，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发微博称，他有一个最佳和稀泥收场方案：两个大股东想办法稳住管理层。王石退出董事会，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每年收取一定战略咨询费。
史玉柱微博原文如下：
万科风波，话题敏感，不宜评论，但大嘴巴忍不住想喷几句。
各方诉求：
1．华润，希望万科未来稳定发展，不满王石作风，对万科业绩满意；
2．宝能，希望万科稳定发展，增加在董事会的话语权，其罢免全体董事提案是策略，未必是真实想法，估计只想罢免王石；
3．王石，万科的缔造者，对万科感情最深，个性张扬而得罪太多人。估计当下王石也觉得位置不保，只是体面还是狼狈离开的问题；
4．万科高管，对王石感情深厚，不少人与其共进退。他们是万科优秀文化的载体，出色管理的操盘者。这场风波使其知名度大增。如果集体出走再造新的万科，对万科是灾难，对个人是幸事，会有大把人给钱投资，包括我这个坚决不做房地产的人。
5．万科员工，希望万科稳定发展，不希望大股东空降管理层。
综合各方诉求，我觉得最佳和稀泥收场方案：两个大股东想办法稳住管理层。王石退出董事会，担任终身名誉董事长，每年收取一定战略咨询费。由两个大股东、管理层、独董组成新的董事会。
万科的合伙人制度脱胎于阿里，很科学，董事长、总裁由合伙人集体商议推荐，董事会考核批准。这样，华润、宝能、王石、管理层、员工、中小股东，皆大欢喜。
去年7月宝能第一次举牌万科，到现在，时间整整过去了一年。而万科事件发酵至今，涉及到的各方，都背负了重重压力。而如果各方都不能以万科利益最大化为考虑，那么，一年来的拉锯战再持续下去，最终，恐怕谁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赢家。
王石曾经写过一本书《王石说》，副标题是“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现在来看似乎要一语成谶。
以下就是创业家&i黑马在王石署名出版的书籍《王石说：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中的摘录，在这里，王石讲述了当年为何放弃40%万科股份，并坦言“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20多年来，我的三次关键放弃
在2005年的时候，我的年薪加奖金，一共是60万元。在微博上谈到这个问题，有朋友惊诧于这个数字，当然，惊讶的人是泾渭分明的两派。一边认为，60万元是天价，我只能表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年薪加奖金这个数目是合理的。另一边认为，王石怎么可能只拿年薪加奖金，而且还只是60万元——这个问题，早在1988年就讨论过。
实际上，1988年公司的净资产是人民币1 300万，我名下占40%，价值500万元，当然，我知道的次日就放弃了。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把握好，有不知所措的成分在。因为如果这些是国家的钱，你通过贪污、渎职等弄到自己口袋里，你的价值观会为你做出清晰明了的选择。
但是这些钱，突然是你自己的了，是合法的，你可以随意花，可以花天酒地，可以买房子，甚至像我们开玩笑那样说，可以买两辆车，开一辆拉一辆。当然，并不等于我们拥有了财富就一定会这样，但是在那一刻，我就是不清楚，我是否有能力把握这笔钱。因为没有信心能把握住它，就只能放弃它，放弃它就不会有那么多包袱。
以我现在的身份，无论到哪里演讲或者参加活动，既不带保镖，也不带秘书。因为我没有不安全感。试想当年那沸沸扬扬的500万元我要是拿了，我不雇保镖，我得给我的女儿雇保镖，因为也许不会打劫我，但或许会去打劫她。所以我就干脆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不需要打我的主意，我的钱就那么多，而且多数我都捐出去。
而这个捐出去，算是我的第二次放弃。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你的能力，你创造的财富，你和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互动的，当然你还有你的嗜好，因为以你的能力把企业做大了，可以投入一些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虽然我说2005年我的年薪是60万元，但是作为三口之家，有父母要赡养，另外还拿出钱进行公益活动，所剩不多。
于是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都会质疑我的那些探险所需要的钱是哪儿来的。我会很坦率地说，公司不为此出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出钱的。另外，登山活动确实很花钱，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去“独孤求败”，你要组织探险队，但组织探险队，年轻人他们在经济上是有压力的，是负担不起的，所以除了自己的钱自己出，还得负责为他们筹集钱，怎么筹集？我只好“卖身”，做广告。
我从2001年开始每年都做广告，这些广告收入，除了做些公益活动外，就是把其中一些支持给这些队员，我也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收入。这是我的第二次放弃，每次谈到这点时，我心里都感到非常轻松。
第三次是对万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放弃。即从1993年开始，从一个多元化的企业转向做房地产，在房地产方面又专门做住宅。当时计划用五年时间来完成转型“瘦身计划”，即把房地产作为万科的主营业务。
什么叫主营业务呢，就是你的经营规模要达到收入的80%，或者你的利润来源达到70%以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只要有一个达到了，那个业务就算你的主营业务。实际上，这个“瘦身计划”我们用了八年的时间，到2001年才完成。
期间一直在不断地放弃、放弃、放弃，长达八年的放弃历程，很痛苦，但也奠定了万科非常明确的行业目标。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目标之外的，无论多么诱人或者不舍，都要放弃。
第一次和第二次放弃是和我个人的成长密切关系的，第三次放弃确定了万科的一个成长。在这些放弃的过程中，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你会发现很多有经验的，非常非常好的公司，非主营业务几倍地高于主营业务。为什么？股市好，他把钱投到股市上去，很快就能赚钱，因为股市在牛市的时候傻瓜都能赚钱，更何况上市公司，他们用筹集的钱投入股市，赚钱会更容易。
但是我们发现，到了2008年，很多很优秀的企业突然经营亏损了，因为股市连续几个月“跳水”，而他们把资金都挪动到非主营业务上去了，非主营业务不但不赚钱，还大量亏钱，主营业务自然会受到影响。
一个很有钱又能抵得住诱惑的公司，太难找了。万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直在减、减、减，偏离主心骨的东西果断放弃，于是到2008年，按照国际标准统计的数字，万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了。
放下，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可能有很多层的含义，但我回顾这20来年所走的路，很确定，这三次放下都是我人生中的关键事件。
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1989年，当时正值中美国际政治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来中国进行访问。美国大使馆就介绍说，深圳有一位企业家很值得采访。因为1988年万科刚进行企业股份化改造，开始公开发行股票，这在国内企业界算是一件大事。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刚下完暴雨，深圳道路都被水淹了，CBS摄制组还是趟着水，扛着机器来到公司。有意思的是，她问了第一个问题后，采访就卡壳了——当然这个问题后来不断地被各个媒体问起，我也在不停地重复回答，但那次的情景想起来至今令人莞尔。
后来知道那是个很著名的主持人，她的问题也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你拥有的财富是多少？”我说，我是拿工资的，很容易算。那还是在1989年，我并非绕弯子、卖关子，都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但这种实事求是让这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问不下去了。
因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成功企业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拥有多少财富。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公司净资产是人民币1 300万元，当时分到我名下的是总资产的40%，相当于500万元，但是第二天我就放弃了这笔钱。所以我只拿工资这个事情，让她很是惊愕，也无法理解。
当然，几十年过去了，即使现在谈到我只拿工资，依旧会有人表示惊讶。为什么公司明确规定属于你的钱，你还放弃呢？
我想，同时代生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家，也许更能理解我放弃的原因。实际上，东方人跟西方人对于成功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传统就是君子不曰利。我给你创造财富，但是把钱看得很轻，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
另一方面，这与高尚其实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我也喜欢钱，因为创业是需要钱的。但为什么我还要放弃呢？因为财富和我的野心是矛盾的。有人会举出李嘉诚、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来例证。但我不是李嘉诚，不是沃伦·巴菲特，更不是比尔·盖茨，我们所处的社会体制也是不同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情况下可能是通过你合法赚取财富的多少来评价能力，看你是不是创业英雄，是不是被大家敬仰。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尽如是，在新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更不是。我们的传统思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穷没问题，但是你一个人突然很有钱，那就一定会有麻烦。
显然，这些财富和我寻求的安全角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可能阻碍事业向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是从没有钱这样过来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拥有财富的机会，我当时并不能确定，我突然很有钱之后能不能控制短时间暴富的心态变化，你的家族会怎么来分配，在这些都不清楚的时候，我是有些胆怯的。
说来也比较有意思，我曾经查过家谱，希望我的家族祖上有地主出身的，因为地主是具备控制财富的能力的。但我查了三十多代，我们家族全是农民。当然不是说农民就不能控制财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因，最好就离它远一点。这在现在听起来有些唯心主义，但是对于已经创立的财富，作为一个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就得很谨慎。
当然还有一点，我很自信，即使我不控制这个公司，凭我的能力，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也能在这个公司做管理，并且把公司管理得很好。我并不热衷于拥有如何巨大的财富，我的“野心”是要做大事。而大事和大钱显然不是一个概念，甚至是相悖的。
另一方面，个人创业、做个人的公司其实是更能彰显“野心”，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在国营体制下来做？实际上这是资源的一个权衡，在中国，要在商界有一番作为，国营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民营资源非常有限，做大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扩张了，这就是挤出效应，资源就这么多，如果国营资源占得多，民营资源自然就少了。
所以万科现在虽然是股份公司，但最大的股东还是国有，这个和国家的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它的体制是以国家垄断为前提的，所以尽管民营企业在解决就业问题、税收问题上的贡献很大，但是在资源分配上，总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所以说，我的“野心”让我没当成“资本家”。
本文大部分内容摘自《王石说：我的成功是别人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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