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谈杨庆祥的文学批评 | 孙郁
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20期：杨庆祥 专号
曾获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第十届上海文学奖（2013年）；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4年）；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2014年）；第二届《十月》青年作家奖（2015年）；首届建安诗歌奖（2015年）等奖项若干。
担任老舍文学奖评委，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抵抗没有历史的历史
——谈杨庆祥的文学批评
by 孙郁
《小时代》放映的时候，我和妻子去电影院看过一次。走进影院，只有我们两位老人。很快传来轻微的滑稽之笑，青年人似乎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在那一刻，我也觉出了尴尬。过去的老话说，只有了解上一代人，才能明白自我。但要反过来，以我自己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下一代，也就不可能知晓我们自己。与《小时代》相逢，给了我诸多意外的话题。
这是好玩的故事：时尚、华贵、热烈。但快意的漫游后，不再需要思考。较之那些沉重的写实之作，作品的精神含量是轻的。以前我很少关注80后的文学实践。阅读韩寒、郭敬明的作品，还是近来的事。对80后，很难以齐一的概念描之。后来又看到杨庆祥这些批评家的文字，觉得他和韩寒、郭敬明不在一个语境里。同一个时期成长的青年，其差异性显而易见。现在，80后已经是文坛的一个重要存在，我们这些老人有时候不知道，后起的青年正在改写我们的文学地图。
时间相差三十年，一切都那么不同，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料到的。我自己经历过六十年代的灾荒与文革，挣扎于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八十年代的来临，真的不知生命该是什么样子。这个迟到的年月，使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才有了一点意思。至今想起那个年月，有着特别的感受。八十年代，是精神解放的年代。哲学方面有李泽厚的康德思想的延伸，这影响了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审美方面，高尔泰、刘再复都是值得一提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小说家则出现了莫言、贾平凹诸人。没有那些思想者与作家的出现，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繁荣。在我看来，五四以后，能够给我们思想以刺激的年代，也恰是那个十年。
我常常想，今天的青年，受益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辐射，他们比前辈更拥有思考的自主性。但事实上他们未必都这样看。2009年，我参加杨庆祥的博士论文答辩，涉及的就是八十年代文学史的话题。他对八十年代的描述，是带着质疑的目光的，看到了我们这代人复杂的、矛盾的一面。而且那些当年被我们视为不可错存在，也被作为一种问题加以观照。这给我以兴奋，也有一些疑惑。但私下还是不得不证实这样一个事实：一段历史，就这样被新一代人所重新注解了。
在我的眼里，八十年代许多知识人浮出水面，旨在从久远的沉默里走出，发出被压抑的声音。人们那时侯是极力把目光从当下引向五四，在于去清除一个时代的阴影，注入新的思想血液。在许多人那里，绕过十七年与文革十年，才能够解释问题的真谛。巴金、冰心、北岛等人，无不如此。可是在80后批评家看来，八十年代，其实有十七年的文学资源，只是没有被意识到罢了。杨庆祥在言及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的时候，看到了那是精英者与胜利者的叙述，而背后的本然被忽略了。他以为只有发现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才能够理解八十年代。从八十年代的文本与社会思潮里，看到了文学史的一个逻辑线条。而在他眼中，那个逻辑线条远比人们想像要复杂得多。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杨庆祥和他这代许多批评家在撕碎一个被文人建构的神话。他从众多文本里发现了八十年代文化发展过程的两面性。在程光炜的讨论课上，他的思想被调动起来，发现了诸多理论的盲区。他认为，去政治化的文人写作，其实带着一种新的政治，思想的启蒙又把象牙塔里的乌托邦世界重新唤出来。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理论现象是李泽厚、刘再复主体思想的建构，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是在杨庆祥看来，这种主体的思想，因为是乌托邦的一种，后来竟在一个历史的转折里变为泡沫。作者在《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中说：
从"主体论"到"人文精神的讨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关于"人"的言说越来越软弱无力，一个"新人"和"新的文学"图景也显得遥遥无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主体论"还是对他的批判都是一次不太彻底的与历史的""摩擦"和"互动"。
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在痛苦之后的一次梦醒。人们终于可以去大胆的做梦。个人主义与人的重新发现，其实是回到五四的一个选择。但由于精英化的倾向的出现，我们的文学变得与现实有了隔膜。那代作家的文本同样留下了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是80后的批评家所不满的。杨庆祥在韩少功、残雪的文本里，看到了诸多的悖论。
韩少功作为八十年代成长的作家，精神有着同代人相似的特点。但其思想与艺术的问题也伴随始终。寻根文学在文坛的影响力是较大的，同时带来了自身的问题。寻根本身没有进入文化的最根本的母题，反而把思路引向简单化的歧途。在韩少功那里，没有完成的寻根只能再次寻找，可是依然进入乌托邦的世界。当韩少功隐居到山里出《山南水北》的时候，杨庆祥却发现了其间的悖谬：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与韩少功相似，包括李锐、李陀、张承志、北岛等人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即，从最初的对"现代化"和"现代派"的热情肯定到对其产生怀疑和犹豫，比如李陀1999年开始反思"纯文学"的说法，尔后又对"工农兵文学"的历史合理性进行了肯定，而北岛，居然对自己当年写出的《回答》深表不满，韩少功的隐居不过是其中比较极端的例子。
这是对父辈文化逻辑的一次颠覆。他的批评里的杀父情结在此清晰可辨。八十年代成长的作家在自己的信誓旦旦里，不自觉流露的文化惰性与梦想，都被杨庆祥神速地捕捉到自己的笔下。从文学史的叙述与作家文本的叙述里，自然有残缺的躯体。文学不是乌托邦之梦的圆满描述，而是遗憾的舞蹈。作家在前行的时候，把不规则的脚印留给了历史。我们看那些旧迹才会发现，写作也是多么有限的存在。
正是发现了有限性，就不得不警惕那些自信者的理论的漏洞。近六十年的文学史经验提示他，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存有精神的盲区。而那盲区的出现，可能与放大自己的价值观而忽略社会的复杂性有关。八十年代精英文学渐渐失去效应的原因，恰是作家们迈入象牙塔，在个人主义之中思考问题。这是必要的选择，可是这些个人主义的声音只是社会文化的搔痒，和精神的内部的鲁迅式主题颇有距离。
在对残雪的文本的读解里，他从作家勾勒的意境里，发现了难题。那些看似美丽的小景，竟也有作者最无力的吟哦。杨庆祥发现，残雪的作品的人物常常是不会说话的影子，也缺乏行动的能力。文学的写作如果只在心造的幻影里，而不能贴近社会本然的存在，可能会有些问题。残雪的怪异的写作其实是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以此对抗外在力量对自己的异化。但杨庆祥以为这是无力的挑战，因为那结果是把自己与一个时代对话的途径搞窄了：
小屋中的人似乎也就是这样一个醉心于黑暗中的影 子，这个影子无所依附，完全是个无根之物，它能够像鲁迅"铁屋子里的人"那样跳来呐喊吗？至少在残雪这篇作品里面难以看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这样的影子，大概也就只能被叙述所湮灭了。
笔触很是有力，令我想起瞿秋白在讨论五四个人主义的文学时的论述。这样的论述，是左翼资源在文本中的反映。这个资源使他对小资产阶级的写作抱有警惕。因为那样的作品对现实的无力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自己的认识与其略微相左。残雪的价值在于从虚幻的整体回到鲜活的个人，在个人缺失的时代，她的孤独甚至带有虚妄的反抗，自然有审美的独创性。面对这样的文本，以社会学的和整体性的思想衡量之，大概存在偏差。因为残雪要颠覆的，恰是整体的社会感受，寻找的是个人。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文坛缺少的恰是这个元素。当历史没有个人的位置的时候，那是没有温度的历史。看到残雪写作的深层的隐喻，也许会感受到其"轻"中之"重"。
八十年代对历史的反思，使文学进入了个人主义，但不能不注意的事实是，那结果却导致历史意识的弱化，人们不是在抵抗自己的惰性中寻找自我，而是进入自设的乌托邦。杨庆祥批评观的闪光点，恰在此处。沿着八十年代的线索,他追及九十年代以至今天的文学,发现了诸多八十年代思想的后遗症。在流行的作品里，"生活被高度传奇化和符号化"了，这导致了对当下生活的隔膜。他在《重返小说写作的"历史现场"》里，意识到长篇小说虽然越来越多，而审美的痼疾也随之产生。这痼疾是对当下的回避。回避的结果，是出现了"自欺欺人式的当代生活"。杨庆祥的文章，使我想起茅盾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我们对比两篇文章，遇到了相近的体验。茅盾对当时浅薄的小说的批评一语中的。他发现那时侯的作家把自己圈在一个圈子里，很少民间的体验。而能够捕捉到问题的作家，似乎只有鲁迅。茅盾认为只有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人，才可能进入审美的亮点里。现在，杨庆祥遇到了五四那代批评家同样的话题。这种巧合也许并未被我们年轻的批评家意识到，但历史的相近性，也恰恰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宿命。
我尤其注意到他对韩寒的批评。在这位流行而走红的作家那里，看到了同代人的诸多难题。这些看似合理的存在，在杨庆祥眼里却是一种分裂的想象。以真理、正义为旗帜的人，与资本存在着合谋。在所谓伟岸的词语后，利己主义的情感未尝没有。他要颠覆的，也包括韩寒带来的所谓神话。
韩寒与杨庆祥是同代人，其文章在社会有相当的影响。他的作品在许多方面引起了同代人的共鸣，有着广泛的冲击力。如何看待自己的同代人，对那个年龄段的青年是一个挑战。当韩寒在神话里被推崇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杨庆祥的声音。他一方面意识到抵抗的价值，另一方面意识到一个假面的舞会正在上演。当社会的不满与寻梦的渴望被阻的时候，媒体希望与一个能够代表百姓情绪的作家出台。韩寒的文字发泄了对社会的不满，有很强的批评性。但那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发出的声音，媒体在自己的利益前提下，考虑到轰动效应，选择了韩寒。杨庆祥说;
在我看来，如果说"韩寒"的抵抗是成立的，这种抵抗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成立，那就是利用媒体的作用，借用舆论的印象，来满足一种即时性的发泄欲望。这些东西，无法对道德和人性的重构起到有效的作用，也难以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的这种抵抗是非常消极的，从表面上看他是在反对体制和不公，实际上他只是在和体制"调情"，在在"不能说"和"能说"之间找到了一条非常安全道路，我以为这是"韩寒"最不真诚的地方。
如此的表达，显示了批评家的真。他以为80后作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流于"表面的抵抗和自恋的假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回到社会中来"，在巨大的社会生活里思考个体的价值。这里不仅仅是自我的问题，还有"他人的自我"的问题。而后者恰是八十年代以来作家所没有处理好的难题。80后的作家与批评家，遇到了一个虚夸的表达空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抵抗。韩寒与杨庆祥都有叛逆情结，但一个是逍遥的独行者，一个则是怀疑主义者。韩寒借着明星与资本的力量指点江山，杨庆祥对资本下的不公甚为痛恨。他们以个性主义的方式在把握世界，也同时把自己与世界分割开来。
孙郁
一个事实是，杨庆祥们承受着八十年代以来带来的诸种后遗症。八十年代建立起来和没有生长起来的文化，在新一代那里成了重负。印象深的是在奥运会时，杨庆祥对精神幻相的描绘。那段文字看出了其心怀天地的忧郁，其孤独的自白里升腾的是一种悲悯。形成于八十年代的宏大叙述，在奥运会开幕式结成果实。这种解放的狂欢最后变为外在于人的幻影，可是这些存在又与普通人无关，个体生命与那个宏大叙述相脱节。从八十年代开始设计的解放的蓝图,后来却成了远离生命体温的存在，与普通人的生命距离遥远，历史被抽空了。杨庆祥遇到了一种华丽场景的陌生之途。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些，那些外在的叙述，无法安放自己的灵魂。
接下来他要面临的问题是，外在的社会力量无情地裹挟着我们的时候，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社会情怀？如何进入生活并改变生活？这是八十年代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人们正在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推动着，主体在哪里？民众在哪里？生命的路在哪里？80后的青年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这在他是一种焦虑。他在颠覆旧的神话之后，面临的恰是如何建构自己的任务。
那篇在《今天》上发表的《80后，怎么办？》一文，集中表现了他的忧虑。80后的青年的精神困顿聚焦在这里。杨庆祥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假象的时代，外在的叙述与现实是脱节的。他认为80后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他们在自己的思想里抽掉了历史：
历史的虚无主义对于80后来说并非意味着没有历史， 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历史总是存在的。80后也轻易就能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80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
这脱节的现象的确是普遍的存在。从许多80后作家的文本里，我们都看到了"轻"化的倾向。杨庆祥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绕过了历史与现实的本质一环，精神便变得脆弱了。我自己觉得，就判断力来说，新一代自然有比老一代聪明的地方。这既是环境使然，也是教育的结果。只是因为教育对历史的回避，把问题意识蒸发掉了。前代人把现代化当成使命的时候，却遗憾地遗漏了为何现代化的原因。前一代人苦苦摸索改革，有历史的必然，简单化对待这种必然是有问题的。杨庆祥羡慕前一代人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但他不知道那个主体意识下有多少苦难与之伴随。其实八十年代的作家，并非都与现实接轨的。他们也有弱化现实的现象，并且以虚幻的意识缔造自己的文学。这种断裂始之于八十年代末，一代人与现实的断裂就这样延续到今天。我们细想一下，把现实感从文章里抽出，是五十年代就开始了。那时侯的文学只叙述了一种色调的存在，呈现的是不真实的历史。到了八十年代，人们要改变这种虚假的书写。但这种努力未能得以持续。80后的青年对历史的拒绝，有双重原因，一是六十年间的惯性使然，一是对旧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厌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书写与历史的脱节其实是无法表达的表达的。我从那些文本里，也看到了一代人对虚幻历史观念的抵抗。
如果这种抵抗是从现实出发，那是好的。但以虚幻的爱欲来营造自己的世界，的确存在杨庆祥所说的问题。所以，与其说要清理80后的问题，不如清算50后的遗产。杨庆祥在同代人那里看到的痼疾，恰是八十年代研究的参照使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八十年代及之前的文学，我们反省得还远远不够。那个时代最珍贵的遗存我们保持的甚少，却把那些不成熟的、拙劣的存在延续下来了。由于我们这代人多数在泯灭历史，逃离苦难，且把逃离沉重作为审美的追求，这造成了新一代人对社会认识的简化。后来的青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当下许多娱乐文学里充满了对物欲与缥缈的爱意的追求，在那里没有过去，没有社会底层的痉挛，只是权贵社会的光彩与布尔乔亚的呢喃。这不是他们的父辈在八十年代奠定的审美路标？八十年代给了人们解放的狂欢，但那狂欢的结果，却造就了没有历史的文化泡沫。杨庆祥说那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80后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个人的印象，他们中有亮点的不乏其人。在与历史脱节的时候，可能会在一种切断历史的话语里进入真的文化思考里。比如，木心出现的时候，批评界对此反映冷淡，但欣赏其文字的多是80后青年。王小波的读者，也是80后为多。他们能够接受那种纯粹的文本，至少没有受到六十年间文学理念的暗示。在云南与贵州，许多80后的青年在乡村进行民主的试验。而像朗朗这样的艺术家，其世界视野里的爱意，是覆盖到许多领域的。80后的存在也复杂得很，大概不能以齐一的理念为之。
像郭敬明的作品，在私人语境里是有效的，但在公共话语场域可能存在问题。这是80后作家的价值与短板。《小时代》固然存在自恋的倾向，但温情还是历历在目的。韩寒的作品一度是八十年代青年的象征性符号。他的敏锐和果决，以及潇洒的个性，都给当下的读者以快慰。他和郭敬明都享受着市场带来的荣誉，迎合费者的心理，与旧一代的伪道学作对，都是他们可爱的地方。这是八十年代文化一种延伸的结果。他们在自己的空间建筑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楼阁。不妨说，个性化的特点，在他们那里是生长出来的。
这些青年显示了八十年代遗产的多面性。所有的问题都在他们那里折射出来。但如果认为他们的问题只是全球化力量使然，大概是不确的。就像不能够把文革的灾难归结于五四一样。历史以善良的意志开始，但却不能都收获善良。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均如此。所以，当杨庆祥追问80后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还不能回避的是，历史为什么建立在一个渴望现代化的起点？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错了，而是改革得不彻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合理生活的建立，要有代价。但不能因为有代价，就放弃了我们的追求。问题是怎么避免更多的代价。这一点，批评家的敏锐性与包容性都不可或缺。
80后的青年其实面临两种遗产的负面值的纠葛。一是全球化的资本的力量对人的异化的问题，这被我们的批评家已经发现了。但还有一个负面值，那就是左翼文化的极端性给社会历史带来的暗影。我们的社会，是在极左的逆境中拨乱反正，进入现代化之途的。之所以选择今天的路，是因为过往的历史走进了绝路。今天的一些青年有一个幻觉，以为十七年与文革就存在一个人道的历史。那是更大的幻象。只注意一个负面值而没有意识到两个负面值，80后也许不能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表达式。
这两个负面值都在摧毁个性的生成，摧毁思想者的独思。杨庆祥的感受是从独思开始的，他外在于宏大的话语体系。其批评文字所以被人关注，乃在于他与其他的80后的不同。但是，当他的文章流露出群体的概念里的倾向时，自觉不自觉回到了同一性的思维里，渴望一代人的一致性。这是一种矛盾。我自己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至今也困惑于此。杨庆祥在深切地触摸到痛点的时候，有唤回左翼思维的冲动。他的《80后，怎么办？》的动人之处与存在的疑点，也恰在此处。
在左翼传统里，有普列汉诺夫式的，也有列宁式的。有鲁迅式的，也有周扬式的。杨庆祥是警惕极左思潮的，文化的问题不能在左翼单一生态下解决。青年的路，不都该都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80后的批评家的劳作，同样应当如此。重要的不是齐一性的归类，而是寻找差异性中思想的增长点。80后已经有了这样的可能。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泛滥是不好的，但比封建的奴才意识至少是一个进步。只是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的时候，要意识到其存在进化链条的一环，它也是阻挡封建逆流的存在体。在指出他们的暗区之外，还要看到他们对文化生态的积累的积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80后的问题是成长的问题，他们的曲与直，现在概括起来似乎为时过早。
我们这些在八十年代对真理渴求的人，在批评的世界回避了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用的是列宁主义式齐一性思维判断问题，而没有考虑文化差异的存在，结果出现了以含混的概念覆盖鲜活的个体的叙述逻辑，这是帝国文化的逻辑。80 后的批评家能够超出这个限定来思考问题么？如果他们还沿着左与右的脉络去对立地思考问题，那么他们还在旧的历史里。如果不在那样的语境里，文化的生态才可能变化。问题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态是健全的么？新一代的批评家与作家是否寻找到了超越前人的资源？这倒是杨庆祥们要警觉的所在。
批评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释什么，也有戳穿事实的使命。杨庆祥的写作恰是这样的。我喜欢他的率真与磊落，也关注在批评中的那种洒脱的精神。我们今天的许多文化理念与文学作品的标识，都被一种合理的词语所包装。正人君子、社会贤达、思想者，都堂而皇之走在流行色的大道上。这个时候，尖锐的批评显得异常重要。现在，我们讨论80后的文学问题，让我想起过往的历史。五四后的中国文坛，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茅盾、冯雪峰都涉猎到小资产阶级的内在矛盾性。杨庆祥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表达了相似的激情：
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 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 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这是很真诚的自白，是"走出彼得堡"的另一种历史的回音。这个追问试图把断裂的历史衔接起来。杨庆祥注意到了鲁迅的资源，提出在"无路之处找出路来"，是一种五四知识分子情怀的再现。五四之后，知识阶层呼吁到民间去，与社会互动起来，都是动人的一幕。但后来的路丧失了人的个性，个人的创造性消失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提出回到社会的时候，个性主义的保持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能不珍视的存在。
80后应该怎么办，不仅仅是他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全社会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的文化逻辑起点的问题。在这个追问里，既要警惕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值，又要提防革命时代的负面值，八十年代后出现的脆弱的个人主义精神链条，是要保护的。80后许多青年已拥有了这样的传统。只是这个传统面临歧路的危险。在个人消失的时候，抵抗流行色显得异常重要，但在个人主义成了浅薄的利己与自恋的时候，关注"他人的自我"也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今天谈80后的问题，不能不上溯历史，近者乃八十年代，远者则绕不过一九四九。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看清青年人何以如此的原因。80后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的问题。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发现，解放的路，还十分遥远，我们没有历史的历史，已经很久了。
2013年11月21日
（孙郁：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关心中国当代文学及青年作家命运；推动当代中国文学青年创作；发掘中国文学未来中坚力量；为读者介绍优秀青年作家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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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号：niaasai） 责编：糖糖（微信号：languicaoc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