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西方的反思为中国设下一个陷阱！
转眼就是一战停战100年纪念日。
这场由欧洲列强挑起的完全非正义的帝国争霸战，制造了空前的人类浩劫，并直接导致二战的爆发。今天的世界正是在这两场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建。
对一战的反思，贯穿了这100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它的反思也在逐渐淡化。它留下的惨痛教训也逐渐被世人遗忘和忽略。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完全不恰当的更是危险的类比或联想，在西方舆论中冒出来。
尤其今年是一战停战百年，这样的声音相对更多了。中国正是西方对一战错误反思的躺枪者。
1
陷 阱
简单地说，就是将中国类比成百年前的德国，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不择手段的挑战者。并把今天的亚太类比成百年前的欧洲。历史的复杂性在于，非得做类比的话，总能找到很多相似处。但世人多无暇去深思其中的似是实非之处。
这种简单而错误的类比，不啻于在世界浅思考的普通人心中打下一个令人畏惧的中国形象。
无疑，这个类比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在对这个问题做阐述之前，还是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那段可怕的历史吧。
1918年的秋天，德意志帝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四年有余。之前的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血腥的战争。比如，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45万德国军人、40万英国军人、20万法国军人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伤亡。
1918年11月10日，柏林市中心的示威民众
当年10月，奥斯曼帝国已经宣布停战投降，奥匈帝国甚至宣告解体，并在11月3日与协约国签订停火协议。德国国土虽然没有受到战火的直接波及，但是却也因长年战争导致经济凋敝、民怨四起，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德国人数量高达70万。
11月11日，德军代表与协约国代表在法国贡边森林签署停战协议，正式终结了造成1500万人身亡、2000多万人受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德国损失了1/10的人口。
战争造成极大的破坏，除了人员伤亡，许多城市成为废墟，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战争还导致疾病流行和饥荒蔓延。
作为“挑战者”德国的伙伴，奥匈帝国彻底解体，分成了匈牙利、奥地利等国。奥斯曼帝国终结，失去了4/5的领土，只剩下核心部分土耳其。德意志帝国终结，德国失去了1/8领土，海外殖民地被列强瓜分。
说完这些可怕的结果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和学者）就开动自己擅长讲故事的优势和舆论机器，给西方民众讲一个“21世纪战争爆发前夜”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有两个，新崛起的挑战者——中国，旧有秩序的“守护者”——美国及欧洲国家。
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引人入胜，更加令人信服？这就不得不佩服西方讲故事的技巧。
很多西方民众对现在的中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了解，但是西方一些媒体和学者擅长利用“博弈模型”和角色的转化，将西方民众不熟悉的人和事，放在他们熟悉的叙事背景里，然后又类比成他们熟悉的人和事。
这样一转化，角色关系和叙事逻辑都被讲故事的人框定了。西方民众也会因为对旧有的故事背景太过熟悉，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讲故事者的叙事逻辑。
于是，中国就成了受指责的一方。中国的标签就成了“一战前的德国”。
一个预设的陷阱就这么挖好了！
2
逻 辑
事实上，西方如今对一战前世界变化的叙事逻辑本身是否完全真实？中国与100年前的德国有多大相似性？又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这些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刀哥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得已经不能再熟悉。客观上说，这也成为一个现实性的规则。
对于一战的起因，西方的说法是这样的：
当时，大英帝国最为庞大，一战爆发前夕其领土约占全球领土面积的1/4。法国也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但后起的德国占领的殖民地较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后起国家随着实力不断加强，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英法这些老牌帝国不同意，于是战争爆发。
这里所隐含的逻辑，有三条：
第一，一种国际秩序一旦形成，就不应该去改变；第二，既存国际秩序的崩溃，一定是来自于新兴国家的挑战，守成国家对此没有责任；第三，造成既存国际秩序瓦解的新兴国家，其行为是不正义的。
但这些认知所有意无意忽略的是，当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区域或新态势出现时，一味固守一种生成于旧的世界态势的国际秩序，那些新出现的国际问题和挑战，如果难以在现存机制下化解，该怎么办？
就以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来论，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最初的看法是，“当一个守成大国刻意与新兴大国为敌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对照一下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挑起事端、发起进攻的，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呢？不是一目了然吗？
其实，对英法后来书写的一战历史，早就有人提出了不同观点。一百年前曾经参加过巴黎和会的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满怀失望，愤而著述了一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法国的自私自利和短视行为大加鞭挞。
他认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一种新的欧洲场景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欧洲的那些守成国家们未能放下成见，尊重新兴国家的利益需求，吸纳新兴国家共同对欧洲的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使双方遇到的问题在彼此磨合中实现互解。
在他眼中，今天一些人的“新兴者挑战守成者造成国际秩序崩溃”的话语逻辑，可能根本是混淆了因果。
而且，当守成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再如以往那样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时，它还想维护以往的权势，这么干的合法性又在哪里？美国政府近一年来的频繁“退群”行为，不就是在毁弃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体系和秩序？
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德国完全不具可比性。
1882年5月20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在未来战争中三国要相互支持。而中国坚持的原则是“结伴不结盟”，中国没有军事盟友。
此外，当时的德国确实有些咄咄逼人，德皇威廉二世低估了对方力量，同时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例如，1913年夏天，他与奥匈帝国领导人会晤时多次扬言：“只要我和你们在一起，其他国家便都无足挂齿”。
而今天的中国，很明显知道自己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而且，完全没有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战略意图。中国人的世界观已经站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反 思
在反思一战的教训时，个别国家和一些政治家在特定时空中的选择当然需要质疑，但把板子一味打在他们身上，恐怕又是以损害历史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为代价，这才是今天所流行的，包括“修昔底德陷阱”在内的各种“陷阱论”的西方话语陷阱。
这些年来，中国一再表明不以霸权为追求，在国际上所承担的日益增多的责任，也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
今天的问题更大程度在于：二战结束后形成的那些“守成国家”，今天在面对中国复兴时，是否正在做出如当年英法那样的不明智选择？
皇帝威廉二世(中)
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刀哥觉得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在于：
第一，人类政治进程跟不上经济进程，进而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经常性现象。很难说这是某些人或国家的错误选择造成的结果，而更可能是历史参与者们共同作用下带来的。就像我们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二，国际权势在一个时间段是会不断流变的，这同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试图强行阻止这一进程，必然酿成大祸。就像一战前的德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德国已经走在英国前面，国力大增。而英国只想着怎么保住自己世界霸主的宝座。
第三，当新的历史转变发生时，所有参与者都应审慎辨析自身行为的限度，要在相互理解承让中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共同化解挑战。
历史有时会给人类生活出些大难题，但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化解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困扰工业化国家的那些难题。
我们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因，就是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逐渐形成时，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没法适应这个不断扩展的体系。
也就是说，当年英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到后来超出了当时国际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
回到当时的场景，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需求，更新全球治理体系；二是抑制全球化的扩张，使之适应既存国际体系。显然，后者是难以实现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难以阻止，如果用蛮力往回拉，后果会更严重。
今天遇到的问题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发展到现在已经超过“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那套国际机制的承载能力。这些机制不够用了，需要增添新的国际安排。
这样的安排应是什么？这需要包括“守成国家”“新兴国家”在内的有较强行动能力的政治主体坐在一起，共同商定新的解决方案。
谈判总比打仗好，这才是“一战”给当今世界的最大警示。
感谢程亚文教授为本文的重要贡献
来源：补壹刀
了解《环球时报》的三观
请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or回到文章顶部，点击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ID：hqsbw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