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大学应当迁出北京：“小城包围大城”的高教改革另类思考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其实就是把学校合并来合并去，除了花掉不少纳税人的银子外，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与其这么瞎折腾，还不如效仿毛泽东当年的做法，把那些名校从中心城市搬到小城市去。
文/老九
读完德国人桑巴特写的《海德堡岁月》，一个困扰我多年的老问题又冒了出来：为什么像海德堡这样一个小城市，会有一所在全德数一数二的大学？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提法是：为什么海德堡大学这样牛逼的大学，会落户在海德堡这样的小城？
推而广之，为什么英国最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不在首都伦敦，美国最好的大学不在首都华盛顿？为什么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只有一所哥伦比亚大学属于顶尖大学，而美国最好的大学在波士顿旁边的小镇上？这个国家其他几所牛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于旧金山旁边的伯克利，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帕拉阿图市距旧金山也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老是琢磨这些问题，很自然就联想到中国：为什么我们最好的大学，全集中在一线大城市，尤其是北京？
北京市高校分布图（局部）。
集权制下名校扎堆大城市
按照我们的国情，最好的东西一般都会集中到大城市，由此，最好的大学当然必须在首都北京（还有其他很多的“最好”也集中在北京）。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最有份量教授和学者，全扎堆挤在北京，总数恐怕要占到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一直以不同形式发挥着作用的中央集权制。为什么现在的南京大学在全国也算是牛校？南京这个城市曾经做了二十多年首都，无疑为这所大学今日之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如果以当年中央大学的建制而将南京大学和以前叫南京工学院的东南大学合并在一起，其实力当超出北京大学无疑了。
当这种集权制受到某种外在因素威胁或破坏的时候，牛校“首都化”的现象就会被打破，所以北洋政府时期，因为当局要抓北京各学府里的捣乱分子，结果大学里那些比较能搞事的教授都跑到地方大学去避风了。所以偏居一禺的青岛大学、厦门大学等二三线大学就占了便宜，成为一方重镇。
1927年，鲁迅、林语堂在厦门南普陀与厦大“泱泱社”青年合影。1926年林语堂赴厦大任文科主任，不久后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川岛，一批大师接踵而至。
抗战时期，桂林有一阵子聚集了不少文化人，桂林的大学也就拜战争之赐来了一些精英，可战争一结束，大家也就做鸟兽散了。最著名的例子是西南联大，虽说它证明了躲在偏远山区也能把书教得很好、把学问做得很出色，但大家心里清楚得很，这一切不过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时局稳定事态正常了，他们还是要回北平的。
我们实在想象不出，当年西南联大如果干脆呆在云南不要北归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那样一个远离首都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个中国的海德堡大学诞生呢？昆明在地理位置上与北京的关系也像极了海德堡与柏林。然而，就算当局有此意，为此丢掉了大城市生活的老师学生们恐怕也不会答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抗战时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大，汇集了陈寅恪、吴宓、梁思成、金岳霖、冯友兰、吴有训、叶企孙等著名教授。
大学首都化，学术浮躁化
造成这个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上的不均衡。长期以来“京沪”双城争霸的城市格局，导致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到了北京，而上海的一两所大学之所以还能济身一流，也是得益于其中国城市老二的地位。
其他城市的大学往往只能在某些环节占上风，比如长春的工科高校的汽车专业比较厉害，长沙则是冶金比较牛逼，青岛、大连等海滨城市则在海洋科学方面独占先机，兰州由于其地缘因素而在核物理及凝聚态物理等专业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地方高校的老师成为大牛以后，谁不想往京城里跑呢？专业带头人一走，这个学校的学科优势也就垮掉了。留下来不走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比较有家乡观念的人。比如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傅衣凌（1911-1988），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就一直留在厦大，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福建人。但就是因为留在厦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和北京那些资历和水平远不如他的同行教授相比，傅衣凌还是吃了大亏，厦门毕竟没有那么多学术资源，不利于他发挥学术影响力。
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开创人物，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35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37年回国。图右为傅衣凌代表作《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除了导致资源配备不合理，大学首都化（或中心城市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不良影响——容易导致做学问的人心态浮躁、学术态度膨胀。这种浮躁和膨胀，多数情况下是地域和权势等非学术因素带来的。在名流汇集的北京，今天上某个电视节目忽悠一下，明天去某个论坛吆喝几嗓子；今天去某个派对露露脸，明天去某个企业讲讲学；今天做做评委，明天当当嘉宾，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偶尔坐下来，也是刷刷微博发发朋友圈，和同行打打口水仗。
相反，呆在一些偏离中心城市的小城市里，比较容易把心静下来去思考去研究去做学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想想当年康德猫在哥尼斯堡这样的小城里，每天可以不受打扰地在他那条著名的“哲学家小路”散步的情形，在喧闹的大都市里应该难觅踪迹吧。毕竟，做学问不是做官。
1829年的哥尼斯堡大学。图/wiki
小城市也可以出一流大学
或许有人觉得，在今日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信息互通，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能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大码头，在这里教学，对学术视野的拓展、学术资源的占有、学术交通的便捷等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影响。
但是——我不得不说但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其实都是扯淡。所谓的学术视野之宽、学术资源之丰、学术交通之便，跟城市之大实在没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人家雅斯贝尔斯能在海德堡这样的小地方胸怀世界放眼宇宙，我们就不能在小城市胸怀中国放眼世界吗？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那些坚持窝在小地方的牛校，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不但没有衰败的迹象，而且办得越来越红火。
倒是我们中国，那些开办在大城市的大学，和许多年前相比未必有什么进步。或许又有人要把责任推给社会制度和学术环境等因素，但影响更为直接而深远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把优质资源都往首都或中心大城市划挪的做法，导致大学权势化和商业化，彻底侵蚀了大学的人文教育。
中国高校基本集中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都市圈。
今天搞了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其实就是把高校合并来合并去，或者扎堆拧到一起搞什么大学城，除了花掉不少纳税人的银子外，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与其这么瞎折腾，还不如效仿毛泽东当年的做法，把那些名校从首都和中心城市，搬到小城市去。这样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大学生闹事的麻烦，也可以让老师学生戒除浮躁心态，一心向学。在这些生活水准比较低的小地方读书，还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的“去中心化”改革能够全面振兴地方教育，提高小地方或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于国家于个人，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情。
所以，把北京大学从大首都迁回到昆明，或搬到其他什么小城市，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编辑：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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