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政 BY Littlefinger

神马东西第192篇原创

这一回咱们说说二战后几位在抗癌史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革命前辈。

Farber

Sidney Farber

Sidney Farber 不仅是一位资深的儿科医生和出色的科研人员，也是把癌症带入大众视野的功臣。

1947年，已经是著名儿童病理专家的 Farber 在跟显微镜打了二十几年交道后，决定放弃研究死人转而治疗活人。他决定从相对“简单”的癌--白血病下手：在没有CT和MRI的条件下，用显微镜就可以观察血液里的细胞，并通过记录细胞数跟踪药效。

Farber 在实验中发现叶酸能够加速白血病。叶酸是复制DNA的原料；人体中分裂速度最快的血细胞（一天三千亿）极度依靠叶酸。Farber 推断，既然叶酸能治疗贫血，就如同给骨髓施肥来增加血细胞数，那么阻止骨髓吸收叶酸，是否可以治疗白血病？他于是求助于好基友，生化学家 Yellapragada Subbarao。

印度学霸S先生拿着热带健康学全奖进的哈佛医学院，不料毕业以后在阴冷的麻省毫无用武之地，只好晚上给医院看大门（论专业的坑爹性）；后来调到医院实验室，成功地提纯了一种叫ATP的分子(三磷酸腺苷)。ATP携带细胞中的化学能量，是一切生物能量的源泉。然而，这一被载入生化课本的牛逼成就并没有为他谋得名牌大学教授一职；S先生一气之下跑到医药公司搞研发去了，主攻人工合成细胞中自然存在的化学物。

二十年代，有药厂通过合成维生素B12治疗贫血赚了大钱。S先生试图治疗另一种贫血，在合成叶酸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抗叶酸(antifolate）。人体细胞通过辨识分子的化学结构吸收养分。抗叶酸的分子结构神似叶酸，却没有相同营养；被吸收后，抢了叶酸的位置，阻止癌细胞获得养分而使其无法分裂。

Farber 在白血病小患者身上试用叶酸和抗叶酸，每次失败就等于加速孩子的死亡。为此，他当时的工作单位，波士顿儿童医院，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削减了他的人手，还把他赶到地下室。

1937年，美国曾掀起一场根治小儿麻痹症的运动，由身为患者的罗斯福总统亲自倡导，成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健康组织，小儿麻痹症国家基金（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在举国上下的慷慨解囊和积极参与下，到四十年代末，第一支疫苗已经研制成功。

Farber 受到这个运动的启发，希望借助社会的力量发展儿童癌症研究。在他的积极运作下，1948年，由慈善组织 the Variety Club 捐款成立儿童癌症研究基金 (Children’s Cancer Research Fund)。由于二战后电影业盛兴，主要由演艺界人士组成的 the Variety Club 资金力量越加雄厚。这个组织与儿童权益也颇有渊源：有人曾在电影院门口发现一个被抛弃的女婴。她妈妈留下一封信说家里孩子太多，实在养不起她，希望电影界的好心人帮忙。这个故事被报道后引起全国轰动，the Vairety Club 顺水推舟出资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她也成了该组织的公众代言人。

依葫芦画瓢，the Variety Club 也为新基金打造了抗癌小英雄 Jimmy 的形象，在一档广播节目里向听众介绍了患有淋巴癌的 Jimmy 小朋友的故事，还把小男孩请到直播间，安排他和喜爱的棒球明星见面（超级煽情有木有）。结果节目还没播完，就已经有群众赶到波士顿儿童医院排队捐钱去了。（送钱还要排队的说！那时候的米国人民真纯良。）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以“Jimmy 基金”之名获得了广泛知名度，成立当年即获得23.1万美元捐款。但这个数目真心不算多：1944年的曼哈顿计划一个月就要花费一亿美金；Jimmy 基金成立同年，美国人光是花在可口可乐上的钱就超过一个亿。

Jimmy 基金很快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宾馆、棒球场、电影院里到处是为 Jimmy 募捐的小罐子。Jimmy 基金的成功让 Farber 意识到，抗癌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不仅需要依靠科学的进步，也需要面向公众的推广和营销。从此，抗癌之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Farber 成名以后，跟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关系更紧张了，很多同行对他颇有微词。Farber 早就计划另建一个新医院，就在老医院对门儿！有了 Jimmy 基金做后盾，1952年，一座全新的儿童医院落成。虽然不是正对面，但是距离老医院非常近。跟死气沉沉的老医院不同，新医院的设计以儿童为主题，到处是玩具、小火车、假山、木马、自行车什么的。Farber 还专门请人在墙上画满迪斯尼卡通形象。他亲自设计了小木车，方便身体虚弱的小朋友活动；还设计了专门为孩子输液用的杆子。Farber 对孩子们可谓尽心尽力，每天晚上亲自查房，看望每个孩子的病情。

尽管新医院有钱有设备，治疗成果却没什么进展，孩子们还是病情恶化相继死去。但是Farber 没有灰心，他坚信化疗是治疗癌症最好的办法，决定鼓动更多人、甚至整个国家来共同抗癌。慈善组织的资金总是有限的，只有把这件事搞到国会，那里才是真正的财富和权利的所在。

Lasker

Lasker纪念邮票

Mary Woodard Lasker 是当时一位著名社会活动家，纽约上流社交圈儿的常客。她的丈夫是广告界大腕儿，她自己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且一直以推动公共健康为己任，人称医学研究界的金主干妈。

Lasker 因为对化疗很感兴趣，在别人介绍下结识了 Farber。金风玉露一相逢，干妈和亲爹相见甚欢，一拍即合。两人开始频繁通信，深情交流彼此斩除病魔拯救苍生的理想。1943年，Lasker 女士在《读者文摘》上刊登了关于癌症检测的公益广告。一个月内收到捐款30万美金，超过 Jimmy Fund 一年的收入。

Lasker 女士主持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政策游说团，在5年之内使整个癌症医疗界焕然一新。1950年间，由Farber 作为专家提供技术支持，Lasker 作为谋士，可谓天作之合。Lasker 的游说团成功获得联邦政府支持，完全不差钱，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抗癌之战。根据 Lasker 游说团的宣传，全美四分之一的人有得癌症的危险。至于真假我也不清楚，但绝对成功地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二战时期成立的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 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旨在组织科学界进行军事研究，比如说造原子弹。军事科研讲究效率，人力集中，针对性强。战后 OSRD 创始人 Vannevar Bush 在向楚门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科研方式在和平时期并不好使。Bush 认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来源于基础科研，所以应该给科学家们充分的时间和自由。（美国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尤其是从事基础科学的，真应该感谢 Bush 大人带来的宽松自由的环境。）国家科学基金 (NS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都是遵循自由科研的原则而建，产出科研成果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正当游说团频频告捷之际，Lasker 的丈夫意外患直肠癌去世。这更让 Lasker 意识到癌症的杀伤力和时间的紧迫。她提出重返二战时的科研模式，搞它个抗癌的曼哈顿计划，进行更集中协调的医学研究。当时医学界对此也存在争议。有科学家说，咱们连癌症的原理都弄不明白，怎么开发治疗手段呢？当然也有人反驳，难道不懂消化系统就不吃饭了吗。

在 Lasker 的积极游说下，1955年，由NSF 直接拨款的国立癌症化疗服务中心 (NCCSC，National Cancer Chemotherapy Service Center) 投入使用，集中人力物力开发治癌药物。1954-1964十年间，该中心测试了超过八万种化合物、十一万种发酵物、十七万种植物提取物，每年大约使用一百万只小白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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