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的杂文
——读刘家云的杂文集《闹钟调到临界点》
范国强
这是刘家云的第二本杂文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名《悬崖边上的灯》。这第二本杂文集收录的是他近几年的作品，他以其中一篇的题目《闹钟调到临界点》作为书名，以与第一本书名相辉映。一个“悬崖边”，一个“临界点”，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是人民检察官。作为一名业余作者，能在短短几年内连续出版两本杂文专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这本集子的思想性和社会性是自不待言的了。鲁迅曾说过杂文是战斗的，杂文须与时弊同时灭亡。那意思自然是说杂文的主要作用是针砭时弊。鲁迅是杂文大家，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文是一种“社会论文”，是“专治社会病”的。通观刘家云的杂文，他正是在努力学鲁迅的榜样，试着用杂文来治当今的“社会病”。当然今天的“社会病”和鲁迅时代的“社会病”有许多不同，但既然是“社会病”，对社会肌体自然有危害作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绝不能坐视这些“社会病”滋长、蔓延和发展。刘家云正是从他高度的党性和社会责任感出发，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能力，充满自信而且自觉地担当起这样一名“专治社会病”的“医生”的。他的本职工作是惩治腐败，清除蛀虫。他写杂文则是扶正祛邪，扬善砭恶。杂文与他的本职工作相得益彰。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不搞隔靴搔痒，力求入木三分。既有无情冷嘲，又含有情讽刺。他对杂文事业执着的精神和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很使人钦佩的。
但我想在这里着重说说的是这本集子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时下写杂文的人不少，但一本正经的说教太多，无形中削弱了杂文的感染力，减少了杂文的受众面。须知今天的读者群是断不会再像当年我们那代人那样容易接受说教式“再教育”的了，他们有广泛的选择自由和选择空间，并不是非要读你的杂文的。杂文杂文，顾名思义一要“杂”，二要“文”。所谓“杂”，就是古今中外，世态人心，士农工商，文史政经。形式多样，体裁翻新，嬉笑怒骂，小大由之。所谓“文”，就是风流文采，妙语连珠，比兴杂陈，曲折有致，吸人眼球，引人入胜，如嚼橄榄，余味无穷。这才是杂文的真谛。刘家云的可贵，就在于他在这“杂”和“文”两者的结合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在增强杂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这本集子的“杂”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题材的“杂”，杂文是最不受题材羁绊的领域。举凡社会家庭，党风世风，官场商场，宏观微观，历史现实，动物人类，工作休闲，读书做人，这本集子可以说都囊括其中了。其次是形式的“杂”，他的杂文有骈文式、游记式、相声式、诗歌式，有故事新编，有读书笔记，有新闻时评，还有三言两语的心得，连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成语也拿来赋以新意。然而这些“杂”并不使人觉得杂乱无章有“大杂烩”之嫌，而令人称奇于其五光十色有美不胜收之感。
尤引人称道的是这本集子的“文”。这本集子的文采斑斓是体现在多方面的，上述形式的“杂”实际上也包含了有“文”在内。古人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没有文采的杂文很容易使人味同嚼蜡。“文”当然就得讲求知识性和趣味性，体现作者的美学追求。我们在读刘家云的杂文时，既能时时为他文锋的辛辣尖锐感到痛快淋漓，又往往因他的出语诙谐风趣而会心一笑。且看他发表在2004年10月《杂文月刊》上的一篇《到底谁怕谁》：
爸爸怕妈妈，妈妈怕姥姥，姥姥怕舅妈，舅妈怕表弟，表弟怕我，我怕老师，老师怕校长，校长怕局长。
爸爸是局长，妈妈是校长，姥姥是退休老师，舅妈是姥姥的学生，我比表弟大三个月，我们又是同一个班的同学。我真不知道到底谁怕谁？
与之相搭配的还有他的一篇抨击世风日下的《易与难》，一并发表在同期《杂文月刊》上。这两篇文字虽少，言极普通，但却构思精巧，内涵丰富，均属“有情的讽刺”，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将针砭时弊和知识趣味溶于一炉，可使杂文生色不少。如他有一则涉及反腐败的杂文《投鼠忌器》：
“古人捕鼠，担心毁坏家中器物；而今捕鼠，得看清老鼠的身份。要知道，老鼠已成为人类的宠物；仓鼠也与守仓的猫攀上了亲，而且近年来还在歌坛走红，被人们歌之，颂之。捕获这样的老鼠，仅仅只‘忌器’还不行呀。”
言简意赅，既不乏诙谐又话题沉重，说明时下反腐败的不易。
取逆向思维，发人之未发，是增强杂文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一条蹊径。他的《旧瓶新酒》虽然都取材于人们熟知的一些古人的故事和过去的传说，但由于赋予了新鲜观点，读起来就意境全新。如对那位因失街亭罪不容赦的马谡，他直陈其也有可取之处：“既没有畏罪潜逃，亦没有畏罪自杀，更没有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推卸责任开脱罪责。而是主动认罪，自缚跪于帐前，心甘情愿接受军法处置。”继而笔头一转，联系到当前“那些畏罪潜逃或自杀的领导干部；肇事逃逸的司机；只顾赚钱不顾矿工死活，在矿难发生后又绞尽脑汁隐瞒事实真相，企图逃脱罪责‘摆平’矿难的矿主和当地的政府官员；犯罪后挖空心思找关系走后门，说情讨保甚至干扰、阻挠办案的人，比起马谡来，不知要差多远！”由此他“特意向这些人进一言：向马谡学习。”被古今文人已经说滥了且批得体无完肤的马谡，经他这一“新翻”点评，让人们觉得的确也有其可敬之处，文章的思想性也蕴含其中了。
思想性从来都是杂文的灵魂。杂文思想性的高低多寡，自然与作者本人的思想高度有关。刘家云无疑是有思想的，他的高人一筹之处是写杂文善于将思想借助知识和趣味的载体发出，这就使杂文增强了耐嚼性。他的近乎于游记的杂文《伫立在藏经洞前》和《“贿秦”的悲哀》，谈史的杂文《鬼子与汉奸》都是如此。相比较起来，我觉得他的《鬼子与汉奸》思想更为深刻，更能引起读者共鸣，激起读者的爱国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闲话西游》是一组颇见功力的杂文。红楼梦有红学，他这一组杂文堪称得上是“西学”研究文章，全文总共16845个字，无异于是一篇从多角度多侧面对《西游记》诸人物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作者在对唐僧四众包括小龙马的闲话中都没有离开对他们本性的分析，其分析入情入理，使人信服。《紧箍咒》通过对紧箍咒的辩证分析，说明了其好处和必要，并联系到现实中必须遵守的党纪国法，从而使文章有了思想高度。《圈子和圈套》一文也很有意思，刘家云总能将个中道理引伸到党纪国法上来，“看来，要使自己不落入别人设下的圈套，首先就得固守住自己生活的‘圈子’”。议题撒得开，收得拢，行文自如，生动活泼，看似闲话西游，但着重点仍然没有离开揭示生活哲理和讽刺现实世象。
著名杂文家林放说过，杂文之味，在于它文笔上的独特风格。刘家云杂文的风格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有“慈眉善目”的一面。当然前者主要是针对腐败和不正世风，表达了他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极度愤慨之心；而后者则重在揭示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哲理，表达的是作者追求真善美的向往之情。这两种风格中，我以为“慈眉善目”很好地展示了刘家云作为检察官的另一面，即检察官并不都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只知道板着面孔冷若冰霜，而是同样富有浓厚人情味的。如他的《珍爱生命》、《生活走笔》都是运用娓娓谈心的方式，向读者阐明生活的哲理。《棋悟》通过对人们经常接触的围棋象棋的感悟，引发出对人生世象深层次的思考，看得出来作者于棋艺也是有研究的。《把闹钟调到临界点》则通过调闹钟这一看似极小的事来教育孩子从小就要自觉培养雷厉风行作风，反对拖拉疲沓作风，说明了建立制度和遵守制度的重要。相信这篇文章对他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正话反说也是刘家云运用娴熟的一种杂文表现手法，其结果是使杂文的讽刺意味更为强烈，给读者的印象也更为深刻。如《戏说“子女探望奖”》，对那些不孝敬老人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赌博的N种“好处”》，实际上罗列的是赌博的种种坏处。《世界杯赛制改革建议书》，则对“稀泥巴糊不上壁”的中国足球极尽奚落之能事。其他如《“可恶”的电脑》、《致“为民医生”胡卫民的一封信》、《为被罢免的村官“叫屈”》、《医生的字》等等均是如此。
这里还须特别提到的是刘家云杂文中的生动鲜活的语言。刘家云的语言学功底是比较深厚的，《狗年说狗》、《新“马说”》、《戏说牛》等都是十分精彩的篇章。《猪年说猪》通过相声的形式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歇后语，使读者在捧腹之余不能不佩服他深厚的生活底子。创作源于生活，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杂文标题的制作力求新颖别致也是这本杂文集不落俗套的一个重要方面。整本书近两百篇杂文，可以说每篇的题目都有讲究，包括八个栏目的设置也堪称匠心独运。当你捧起这本杂文集子，不待看内容只须浏览一下标题，你就恍若进入了一座杂文的大观园，在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时，产生一种急欲阅读的冲动。
杂文在中国，本属于正宗文字，只是后来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才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斥于文学之外。这实际上是不对的。按鲁迅的说法，杂文可用来“释愤抒情”，“因为还有人要看”，因此他断言“杂文这东西，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即杂文还是要回归文学。读刘家云的杂文，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他的杂文的文学色彩比较浓，因此有较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另外，他的杂文作品的主题大都突破了他的职业所限，已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生活。视野的扩大和阅历的丰富，无疑使他的杂文内涵更为厚重。我读过黄石许多青年作者的杂文，在我们这座小城的杂文园地中，时下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广大的青年杂文作者是黄石杂坛的主力军。我省著名杂文家张宿宗曾由衷赞叹黄石杂文正面临着春天，他还引用唐人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诗句表达他对黄石杂文欣欣向荣的惊羡之情。黄石杂文，方兴未艾。而振兴杂文，青年有责。青年象征着人生之春，广大的青年杂文作者正是黄石杂文的希望。在这批青年杂文作者中，作为检察官的刘家云以他的杂文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较高证明他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刘家云还很年轻，他今后的道路还很长，祝愿他在成为一名有作为的检察官的同时，也能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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