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真的和她相熟了。
原因是我慢慢从后面的座位坐到了中间，她则被调到我的斜前方靠窗的位子。
在那扇窗子的阳光的包围里，光线的稍稍变化都十分明显，光一旦变暗，我们几个人立马挺直腰杆面色凝重地望向黑板，入戏太深的金安东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微微点头一副专家做派。
班主任一走，那笑就再也憋不住了，她也回过头和我们一起噗嗤噗嗤地笑。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有了她的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还常常和她发短信。
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也有大把的时间待在一起，下课的时候也有许多话说。而到了放学之后，其实也未必有什么事情，但一条短信一毛钱，所以每条短信都拼命地凑齐七十个字，每隔一段时间都不得不清理一下手机内存才能保留住好几百条长长的信息。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和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之中，有时候也会长时间地盯着对方的眼睛。那感觉很奇怪，我自己以为那像是一种试探。
我们互相看进对方的眼睛里，同时还在说着一些无边无际的话，视线的接触让人感觉安心，像一种亲密关系的讯号，但眼睛上下微微的颤动都像是一种时间的警告。
我却仍旧惦记着那个关于她的住所如何同我和金安东他们的住所的相关联以及各种偶然性条件均得以满足后的我们的相遇以及相遇时的对话的进行的构想。
阳光暖烘烘地把衣服都要照出被子的味道的时候，走在那条街上，哪怕是跟金安东和袁浩一起，我也常常想到她。
夏天的阳光，在那个城市里，除了建筑物的一侧有尤其黑暗的阴影，剩下的一切都被照得清清楚楚。
看着我们的影子的时候，我总还在想，也许一抬头，她就从远处出现了，即使只是远远地去向别的方向也好。
上课的时候，她还总是像原来一样，忽然地转过头看向我们，又或者忽然望向窗外。我记得，有一次她正好转身面对面看向窗外的班主任，那个过程持续了五六秒，我看到她的脸慢慢红了起来。
我还是本能一般地不时朝着她的方向看。高高扎着的马尾像是催眠用的钟摆，恍惚间一节课便在摆动之间过去了。
有一天，她转过身将手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她又很快地转过身去。
我打开她放在桌子上叠得整齐的小纸条，看到上面写着“我们做个约定吧”，后面还写着什么，我没来得及看，窗外的光又忽然地暗了下去，慌乱之中那张纸条掉落到地板的某个地方。
后来我大概找到那张纸条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我也想不起来纸条上到底还写了些什么。
可能是记忆的某些无法理解的机制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故意地自我放逐在了难以企及的某个大脑神经元中枢的缘故吧。
又或许那张纸条本身的存在也是记忆的某些完美的创造，那件事本身，甚至认识她的那件事，甚至是过去的一切，都无可避免地深陷在真实性危机的漩涡中。
我只是有那样的印象，也许是那样的一种渴望。她在那时，应该真实地和我有一种朋友般的关系，我对她有着某种跃跃欲试并会得寸进尺而终于未能如愿的好感。
而且，我们之间应该有个约定。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好像在对话行为发生的中途别的什么事情忽然暂时中断了对话。然而那正是对话关键的时刻，同时对话关键的内容只在那个特定满足一切具有特殊性的苛刻条件的关键的时刻发生，可遇而不可求。但对话在事实上被中断了，事后哪怕对话者想起来被打断的内容，并追溯到断点，也都无济于事了。
她也没再提过那个约定。因为约定的内容的未知，我甚至不能确定她不提及那个约定这件事本身是不是约定的一部分。
我只能在不断流逝的时间之中努力去留意着任何有关的细节讯号，假装着若无其事。
我不知道我的相应的反应对于她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我和她以及我们之间的内容未知的约定的背景下所做的那些反应在她看来是怎样的，她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而她的想法又会怎样影响她的反应并相应地持续地影响我的想法与反应。
像是什么因果循环一类的事情一样，我每天在脑子里思考着事情的各种逻辑可能，而那思考本身也使得我度过了许多不得不去度过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