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新闻之殇——不是看不见，而是视而不见

这段时间，舆论场上热闹的很。

先是问题疫苗被曝光，朋友圈上刷屏的大片时评尚未过目，和颐酒店惊魂事件和自救小贴士浩浩荡荡地卷扫网络；又闻常州的祖国花朵被做成了花圈，惊惶之余广电总局又对papi酱下手，尚不知papi酱是果酱还是人，外滩邮筒上的鹿角又引发一片尖叫。适逢身体小恙，昏昏沉沉中不知人事是非，遂心安理得丢下头条和澎湃，且看几集宋仲基养眼养心。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话题的转移速度也越来越快。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生时，一个话题的曝光可以成为同学间经久不息的谈资。而现在，两三天一换的焦点让人不知所措。在不断的遗忘中，媒体的后续报道也越来越不受待见。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在信息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下不了了之。“烂尾新闻”是近年来的新名词，它指的是那些地方处理热点事件表态多，后续跟进少；道歉多，问责整改少；调查多，真相公布少的现象。

这个时代已不是“没来的请举手”的时代。相比之前信息流动受限，相关部门遮遮掩掩的现象，如今的媒体强大得无缝不入，网路围观的人数日益膨胀，越来越多的社会黑暗面得到公众的注视。然而这样的注视，却是浅层而碎片化的。我们可以看到，每次舆情曝光，新浪凤凰腾讯的评论都会井喷而出。表面上不论是公众还是公知，都在造设巨大的舆论场。实际上，这样的舆论维持不了三天。

现代社会的形态是碎片化的。碎片化的阅读，碎片化的注意力，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人际，这一切又因数码设备和媒体的介入看起来更加虚渺和怪诞。莫怪人心冷漠，谁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都难免身心异化。微信鸡汤盛行，诸如“如何对抗内心无所不在的疲惫感”的软文更是满天飞。何止是内心，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疲惫感。几年前，记者简光洲怀着良心和勇气曝光了骇人听闻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公众、媒体和政府齐声声讨，直至三鹿事件圆满解决。那时的我们，刚刚尝到围观的甜头。而现在，恐怖和怪诞占据了头条，阅读量成为自媒体生存的潜规则。受众在感知的刺激中一点点麻木，围观的内涵一点点退化到鲁迅笔下看客的不幸与不争。

一百年前，我们因无知而麻木。今天，我们因为疲惫而麻木。说到底，是我们滥用了第四权力，惯了依靠舆论和围观来推动问题的解决。有美国学者发现了关于受众的“理性无知”的理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在美国政治中，一张选票能改变结果可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真的不划算。同样的用此理论来分析当今的围观心理：一方面，围观评论是最低廉的实现正义的方式，又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以及给我们提供饭后谈资（可美称公共议题），另一方面，我非利益关联者，在话题转移后，即使我比别人多一点良知去关注后续发展，少数的围观也改变不了结果，任何一个生产劳动者都有理由把这点剩余的时间成本投入其所从事的生产领域。所以，在普通民众看来平淡无奇的新闻联播，在高中生看来是政治题的题源，在官员看来是上级信号的释放。人往往在意识形态和欲望的推动下才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简言之，就是视而不见。

法治不够，微博来凑。舆论监督本来就带有表层化的特征，期待舆论监督包治百病是夸大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起到一定效果，是因为舆论监督可以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一旦舆论对某些事件和问题进行监督，这些事件和问题就会进入媒体、公众、政府的议程。在此基础之上，问题得到重视，制度被启动，错误被纠正，媒体的舆论监督才最终起到预期效果。所以，完整地看，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是建立在议程设置和制度纠错基础上的。没有通畅的议程设置，舆论监督就不会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但光有关注也不够，没有有力而及时的制度纠错，问题就会搁置，新闻就会烂尾。

“烂尾新闻”背后隐含双重责任：热点事件本身的问题责任；让热点事件“烂尾”的责任。让“烂尾新闻”从“追踪”走向“追责”，新闻舆论才算真正完成监督职责，公共事件的处理才能还原公平正义，才能真正体现真诚反思切实整改。这样，每一次公共舆论事件的处置，才能真正成为改革的“机会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