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
汉代之际，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主流和正统思想。此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和审美趋尚，以及对汉字本体实用性的功力需求，从而，成就了汉代碑刻书法艺术的总体美学风格。最终形成了严谨整饬、中庸规矩的碑刻隶书。正是因为隶书的这种美学风格，成就了其作为文字存在的社会意义。同时，以此种实用为目的而形成的隶书书体，经儒家思想的融合演化，最终成为国家伦理教化的工具。隶书最早萌生于战国晚期，秦代已广泛应用，到了汉代，已成为官府颁令通行的主流书体。汉代隶书整体比较，西汉隶书挑法尚不明显，字形亦较方，而东汉隶书，逐渐趋向典型成熟化，其字形扁阔，主横笔画一波三折，即明显出现了所谓的“蚕头雁尾”之笔画，极富动感且具装饰性。尤其，东汉碑刻隶书总体风格端凝典雅、庄重严整，基本走向成熟和全盛时期，其书体与西汉隶书虽然有血缘关系，但主体风格已大不相同。其特点为笔法严谨，体势纷繁，加之刻工艺术高超，遂使东汉碑刻书法艺术更加光彩夺目，也由此成为隶书之正宗。总体审视，汉代隶书上承古篆遗绪，下开魏晋草、楷、行书诸体新脉，实为中国书法艺术之基石。尤其以现存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的，诸如《乙瑛碑》《孔彪碑》等成熟碑刻隶书为代表，
一、东汉碑刻隶书文化探源
东汉是中国书法艺术渐趋自觉，完成隶书审美艺术转换的关键历史时期。东汉桓灵之际，刻碑颂德之风大兴，碑刻数量巨增。此期碑刻隶书姿态万千，各臻其妙。当然不只是结构，章法之变化，且有种种不同趣味和神韵，不仅形式多样，而且用笔的变化渐为丰富和成熟，故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风格倾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汉隶极则”是以汉代碑刻隶书为典范的。可以说，汉代隶书与碑刻的完美结合，在终极意义上为隶变的完成，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总之，东汉碑刻是汉代石刻制度仪式化及隶变终结的产物。此时，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为汉代碑刻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物质基础。汉代碑刻隶书从书法风格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西汉中期以前的古拙浑穆、沉厚不扬并略带篆意；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的朴实无华但渐趋生动洒脱；东汉中期以后的庄重严整、拘谨典雅而略显装饰。东汉是书法走向自由和标立中国书法传统的时期。以隶书、草书为代表的书艺发展迅速、流行广泛，使得习文者在对文字相当熟稔以及掌握、应用非常自如后又进一步产生审美观照。如此，书法艺术的地位得以逐步建立。东汉隶书，逐渐走向一种成熟化，其字形扁阔，为主的横画一波三折，明显出现了所谓“蚕头雁尾”之笔画，极富装饰趣味。尤其，至东汉中后期隶书的点画、结体、章法、布局均完全成熟。隶书以其独特的体势促使了用笔、结构的变化，最终使其孕育了草书、行书、楷书诸种书体的嬗变产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时，汉字隶变在碑刻书法范畴中达到足够成熟。同时，因为汉代时“隶变”“八分”的演进嬗变，才使得汉字由初时篆体的圆转笔势发展为折笔方块字的隶书，由圆入方、由繁入简，终于为楷书的出现和流行奠定了基础。
二、《孔彪碑》简说
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曾云：“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以今山东曲阜为中心，东至平邑，西达巨野，北到东阿，南抵单县。即汉代鲁国、东平国、任城国和山阳郡所在地。作为儒家思想重要载体的古代碑刻文献在孔庙保存较多。具有确切年号的碑刻达四十多种，其中孔林内孔子后裔的碑刻最多。碑刻内容无不反映了儒家的地位，儒学的影响，儒生的追求。总之，皆与“儒学”有关。（见表一）其中，现存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的《孔彪碑》，（图一）具有桓灵时期碑刻典型的精致特征。以其典型的书刻语言，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意蕴，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物史料价值和碑刻书法研究价值。
《孔彪碑》镌立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七月，隶书。碑阳十八行，行四十五字。碑主孔彪，字符上，孔子十九世孙，孔宙之弟。历官郎中、尚书侍郎、博陵太守等。《孔彪碑》虽然剥落比较严重，但书风瘦劲淳雅，娟秀可爱，字形较扁，左右分张，波磔明显，在汉代碑刻隶书中堪称精品。尤其是自欧阳修《集古录》以来，迭经著录，历代书家品评极高。清初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对此碑有言：“书法娟美，开钟元常法门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记载：“是碑（《孔彪碑》）全似今日正书之法，不特人旁起笔不用逆势也。朱竹垞喜作分隶，而以是碑绝类《曹全碑》，未然也。”又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记载：“汉碑字之小者，《孔元上》、《曹景完》二石也。《曹景完碑》秀逸，此碑淳雅，学书不学此碑，不知今隶源流相通处。惜存字无多，不及《合阳碑》(即《曹全》)之完善也。”而杨守敬《平碑记》则称其：“碑字甚小，亦剥落最甚，然笔画精劲，结构谨严，当为颜鲁公所祖。”清代书家李瑞清曾跋云：“此碑（《孔彪碑》）用笔沉着飘逸，大得计白当黑之妙，直与《刘熊》抗衡。学者得此，可以尽化板刻，脱尽凡骨矣。”总体来看，《孔彪碑》与东汉桓灵时期诸名碑相较，亦不遑多让。无论是文辞陈述和书体设计等诸多方面，《孔彪碑》都严格遵循并体现着儒家“文质兼美”的美学理念。
三、《孔彪碑》书法简析
《孔彪碑》的章法意趣和结体、用笔、取势以“方圆兼备”为主的书法图像特征。同时，在保持“方整”风貌大框架下的风格演变或位移，进一步强化波磔、用笔力追浑朴丰厚之美，在方整古朴的结构内部，进一步强调疏密关系及笔势运动的变化，呈现出夷险交辉、情势起伏的艺术个性。此“宽博朴厚”或是掺用通俗隶书体裁，间用遒凝如屈铁之圆笔，篆意交会，刚而能韧，以朴率生动的结字取势活跃全篇。因此，《孔彪碑》具有作为艺术史的形态分析之典范作品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孔彪碑》刊立之时正是东汉碑刻风行之际，也是汉隶最为成熟、最具典型风范的历史时期。其隶书古拙苍朴，字法规范，章法严谨，是研究东汉成熟时期隶书的重要实物史料。《孔彪碑》布局茂密雄强，气势沉雄浑厚，波磔较长，具有典型的隶书风貌，为汉隶成熟期的重要碑刻。《孔彪碑》对线的运动及其空间构造内在规律的运用，已明显达到了自觉的程度，更着重于横向开张的笔势运动，是字的空间形式变化的契机。同时，儒家思想及其审美观念与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乃是建构《孔彪碑》古典艺术审美内涵的梁柱。其用笔方圆兼备，寓圆于方，笔力沉郁雄浑、朴雅古厚，整体书法风貌呈现出方正雄伟、茂密浑融的艺术特色，为汉隶丰茂书法风格的典范之作。
四、《孔彪碑》书刻艺术发微
东汉之际，儒家经典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社会功用和书写心态影响了表现手段，某种形式将会成为社会普遍模仿的对象，从而固定为书写模式。石刻之书丹与书法、刻工与刻石这些在当时依附于太学、公文、礼俗、丧葬等，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自然亦不例外。所以《孔彪碑》与东汉成熟隶书风格较为相近，具有雄强朴茂、气象静穆的艺术特点，从用笔、空间布局和审美感受上又呈现出楷书特征。《孔彪碑》用笔取势不乏装饰因素，如对波磔、蚕头燕尾等着意而含蓄蕴藉的表现。其章法则善于在端方整齐之中寓以字势长短和大小的参差变化，诸般匠心独运的形式、涵蕴着极为沉雄刚毅的性格美，与东汉同期中原诸碑刻相较，均是波磔分明的典型八分书体。（见表二）
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是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呈现出的内在神情。《孔彪碑》用笔布势十分匀整，气势古朴敛静，在方劲瑰丽中有清润放纵之神气。但是，并没有在过分强调书写便利的极端当中流入匠气、也没有脱离隶书的实用立场，而是在两者缝隙之间因为书写者的个性微显而呈现另一种特质，即文字秩序的稳定与文字形态的丰富，甚至文字内涵的彰显，维持了字形的规范庄严、和谐静穆。《孔彪碑》气度高古典重，字亦刚健有风韵，为八分隶书完全规范化的极致。“八分书”作为规范隶书形成的同时，手写系统文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草化为章草；二是波磔逐渐消退，最终演化为楷书一体。《孔彪碑》中作为汉隶最重要表现特征的波碟画显明突出。其结字，笔画排列匀整，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
《孔彪碑》字矩疏朗，行气通畅，章法清新醒目。字体方整流丽，纵逸飞动，其用笔一丝不苟，结体严谨；横画甚长，左右开张，体态扁方，颇有法度。此碑书法笔画排列集中，长大笔画则纵笔旁逸，笔势外展，但又与《石门颂》之不受拘束者不同，似乎都有定法，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规摧。但是，不可否认，如果只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审视，还不能说明《孔彪碑》总体上，映射出宏朴雄强的汉代艺术精神。事实上，它本身存在的价值，更在于对技法和形式美的探索则较西汉时期前进了一大步。如在空间构造方面，比起西汉的线条开始出现更多的变化，尤其是其中，表现出的艺术语言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孔彪碑》，对线的运动及其空间构造内在规律的运用，已明显达到了自觉的程度，一笔一画，更着重于横向开张的笔势运动，是字的空间形式变化的契机，从分反映了汉人对适宜为美，即通过人的目的与客观规律相统一而达到美的朴素认识。可见，没有这种自觉的形质创造，就无法在下一步实现抒情写意的自觉。毋庸置疑，《孔彪碑》的书法价值，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教化与审美价值。纵观《孔彪碑》书法艺术的传承与演变，《孔彪碑》书法价值最重要一点更在于书法的社会价值，因为书法是以汉字语言的特殊形式承载着历史。再有就是书法的思想价值，《孔彪碑》即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同时又在那个时代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通过曲折的线条与形质表现着内在的思想与审美观念，使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及美学思想，在刀笔的铸就间渗透显现。
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隶书碑刻书风逐渐朴实无华并且在点画上呈现出生动洒脱的迹象。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社会原因，主要是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汉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要的统治地位。反映在碑刻上即逐渐出现略以装饰的波尾，字体时常出现垂直、横扫的气势。东汉中期以后的书风急剧转化，由端庄典雅到平正严谨，再到正襟危坐并最终走向停匀板滞，这同样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分不开。一方面，东汉中期以后，门生故吏、弟子等为尽忠于其府主、举主而造碑颂德，成为一时风尚。欧阳修《集古录·跋》记载：“汉公卿卒，故吏、门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士子重名节、重声誉的风气，刻碑颂扬就成为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上述社会风气下所立碑刻的内容多溢美浮夸，书风力求端庄平正，以反映所颂之人的品行。同时，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意识和文化风气的影响之下，汉隶最终趋向板滞僵化，以致失去了其特有的艺术风姿和优雅生气。东汉后期，隶书成熟并于桓灵时期达至极盛。此际，在儒文化不激不励、中和为美的审美理念的其笼罩下，铭刻隶书走向规范化，在结字、笔法、笔画形态等诸方面均更完备周到，官定隶书确立了典则，形成了字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广艺舟双楫·分变》）的总体特征。首先，汉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重视书法的社会风尚造就了大批书法家，尤以东汉为最。其次，大批民间书家留下的众多隶书刻石作品，充分彰显出其蓬勃的创造力和朴素丰沛的情致。再次，碑刻是书丹与镌刻二者结合的产物。因此，“透过刀锋看笔锋”，《孔彪碑》书写者当具有良好的书法技法修养和迥超常流的审美素质。据该碑书风取向推测其书丹者应偏重于方正朴茂一路，并较精熟传统方整风格的隶书。最后，关于《孔彪碑》隶书风格生成缘由的考察，不能忽略刻工的因素。所谓汉代碑刻，“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王澍），“其变制最多”（康有为），夷考其故，与刻工的“二度创作”有密切关系。不同汉碑书法风格的生成史，是书丹者与刻工双重选择的历史。故《孔彪碑》书风的形成，实应归功于时代的造就。
艺术简历
刘兴华，著名策展人，书法家，摄影家。国际一级美术师。兰州大学书法研究所古典书法中心副主任。兼任兰州大学客座教授、甘肃政法学院客座教授。读着文化（上海）有限公司合伙人，兰州圆得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甘肃太一文化旅游规划研究院执行院长。世研智库甘肃理事会秘书长、甘肃民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兰州网络文化协会理事、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曾任每日甘肃网营销策划总监、中国甘肃网运营总监。
作品曾参展启航新时代——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展（北京）、当代书画百家作品展（贵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甘肃、江西书画作品展（南昌）新时代书画先锋人物共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暨第三届“古建与书画之美”作品展等。《从唐代楷书看佛教对书法文化的影响》、《从孔彪碑探微汉代刻石隶书的书刻意趣》等理论文章散见于《书法报》、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从唐代楷书看佛教对书法文化的影响》、《从孔彪碑探微汉代刻石隶书的书刻意趣》等理论文章散见于《书法报》、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