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可以成为男性的老师，但不必凌驾于男人至上

纯爷们世界里的美好已经成为稀缺，女权的崛起是我们应该欢迎的人类之春的必须。

文/袁岳

配图/电影《钢琴课》

现代生产与专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而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是，性别关系中社会权力分配与协调模式逐渐发生了某些微妙但又可感知的转变。当下这个阶段是观察这种转变的有意思的时候。

因为自80后开始，这样的模式更可能被视为常规；当下80前作为主要资源管理者与领导者，在这个时候感受这种转变及其带给人们的某些心理冲击，还是很有意义的。

其一，协商优势。传统男性无论基于自信还是自卑，均有可能倾向于表现出决断性。这种决断性在紧急状况或者复杂局势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工作团队成员更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会大大削弱群体关系的良性水平。今天恰恰是一个无论是家庭还是公司这样的组织，其成员的被动消极性均显著降低的时代，因此决断性的决策与指令模式会遇到更多直接与间接的阻击。

相对的，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期望通过协商来说服与试图避免冲突性的对峙关系，也许这一模式原本来自于女性相对不能承受强硬的对立，但是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今天这样的软权力时代就凸现出来了。

只要不是在紧急的状况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婆婆妈妈”式的频繁的沟通，事实上这样的沟通是很多男性领导者不屑、不能甚至难以容忍的。80前的成长中有很多被打骂的经验，而自80后开始的年轻一代，沟通几乎是他们唯一重要的行为驱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沟通优势具有更大的成长潜力。

女性也可以成为男性的老师，因为女性在沟通中通常具有语言柔性、情景交易、渐进激励的特点。以往受男性影响的女性管理者更容易获得组织中的指令地位，那么受女性影响的男性管理者更可能获得来自下属的影响力地位。

其二，性别善意。理想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存在公平的分配规范、公平的分配实践和有公平分配能力的分配者，最终能得到公平的分配结果。但是，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人们在某个具体的分配场景中获得完全的公平感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大家对于公平化的认识就不容易一致。

以男女两性而论，女性更注重在细微的做法与表现上的公平与否，而男性更可能从算大账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的公平性，男性和女性很可能对一种做法得到不同的感受。

除此之外，衡量人际关系管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谅解度水平。如果我们追求绝对公平感而不愿作出有限放弃，就会跟别人顶牛、磨擦，并提高交往成本。男性管理团队时在赢得女性的谅解度方面有某种优势，同时女性管理者在赢得男性的谅解度方面也有某种优势。女性地位上升导致管理团队中的性别交错，它对于谅解度上升的贡献是不能忽略的。



其三，美学进步。不论经济地位与社会境遇如何，女性具有天然的美学敏感与高关注度。我们知道，可以在一个男性身上看出其女友的品质与水平，原因在于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男性的形象气质问题进入了被管理状态，而不是此前的原始朴素状态。

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关系状况，当女性在话语权与决策权结构中上升到适当的水平与比例时，组织或者群体在其行为优雅度、合理性与经受质疑的能力方面均有新的进步，更为周全也更具可欣赏性。女性权力的上升是这一元素发挥作用的关键，如果女性只是作为客体被对待，或者只是一个执行工具的角色，那么女性那种美学主动性的发挥就一定非常有限。

所以哪怕在过去的世代里男人们为装扮女性花了不少的本钱，但是总的来说男人自己的形象与男人主导的组织形象并不能说得上多么美观，而这种美观需要女性的崛起——她们需要某种关键感与处在核心位置的感受，那将使她们的“女主人”天性得到最大的释放。这也是我见到爱马仕男装的首席女设计师时的感受。

我并不是要像某些女权主义者那样，认为“现在该轮到女人说了算”，但我也能接受在某些男性过于强权的领域出现女权矫枉过正的现象。而在我最终的理想中，男女两性共治是使得我们的资源与权力以一种更为平衡与优雅的方式行使的重要保障。纯爷们世界里的美好已经成为稀缺，女权的崛起是我们应该欢迎的人类之春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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