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些过去的镜头，你能找到记忆里哪一个北京？ | 电影与城市
这是《好奇心日报》与《虹膜》电影杂志合作的「电影与城市」系列，每周末更新。
在过去半个世纪，北京可能是面貌变化最大的中国城市。五十年代它还被雄伟的城墙所环抱，八十年代它还星罗棋布着蜿蜒的胡同，九十年代红色的砖墙和灰色的房顶还是它的主色调……然而这一切都如斯逝去了，我们现在走进的是一个半现代化的巨型钢筋混凝土集中营，它的外表也逐渐地和所有其它中国城市混同起来。也许，只有看电影，我们才能回忆起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星期天在北京》（1955）
导演：克里斯·马凯
倒退回 1954 年，法国电影大师克里斯·马凯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而又胆大妄为的毛头小伙子。怀着理想主义的左派情绪，他带着一台十六毫米摄影机来到新生不久的共产主义中国首都，纪录下了六十年前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点滴。
这部不长的纪录片开始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但随着画外音的叙述和一张十三陵的照片迅速跨越了七千多公里而来到了古老神秘的北京。1954 年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可能是最波澜不惊的一年：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平静而繁华的商业街、穿长衫的路人、小贩、街头艺人和在街心花园中练习武术的老人，以及洒满阳光的旧北京城门。
克里斯·马凯似乎对孩子特别感兴趣，拍下了大量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和学生对着镜头纯真的笑脸。让我们惊讶的是，六十年前出现在这些爽朗明媚影像中的人们，他们的神情姿态似乎都和现在的北京人保持一种无法言说的联系。对刚刚过去的「九三」大阅兵记忆犹新的观众更应该看看这段关于北京的影像，它的结尾纪录下了当年国庆大游行的盛况：解放军战士和各个不同阶层的群众组成的方队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观礼台。在彩旗招展人潮簇拥中，我们甚至看到了表情随意自然亲切轻松的国家领导人们向群众挥帽招手的珍贵画面。
《青春万岁》（1983）
导演：黄蜀芹
八十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系列以北京为主题的影片，而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青春万岁》就是其中最出跳的一部。
相对于那个年代依然「革命」的口吻来说，《青春万岁》最独特的地方是纪录下了北京城在翻天覆地面目全非的改变之前最后一丝质朴传统而又阳光的气息：在如今北京的冬天如果去北海，肯定是很难拍到那蓝天白云，也看不到那些穿着列宁装，梳着两条大辫子，风风火火从眼前踩着冰刀滑过去的姑娘了；而当年女主角杨蔷云坐在什刹海银锭桥头看着阳光树影吃「油茶萨其玛金丝银丝桂花儿」的小吃店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吵吵嚷嚷纸醉金迷的外国酒吧；影片结尾，青年男学生们在去香山的林荫路上骑着自行车追大卡车，对着车上的女中学生们高喊：「什么时候再见面？」——这样的情景现在已经完全无法再现了：那条著名的林荫道两旁的杨树早已随着宽阔的快速路建成通车而灰飞烟灭……
在北京电影学院读过四年书的黄蜀芹比同时代任何导演都更敏感地抓住并复原了北京古朴的灰红色基调上充满阳光理想主义的细腻情绪。虽然影片的所有内景和部分外景是在上海郊区拍摄的，而且片中女演员们都操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扮演着身份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女中学生，但这些却奇怪地无损于影片整体传达出透明而清澈的北京气息。
《夕照街》（1983）
导演：王好为
胡同大杂院曾经是八十年代北京居民生活最日常的写照。五十年代北京刚解放的时候，埋藏在胡同里的那些深宅大院大部分都是私产。但是随着公私合营、反右和文革这一波波的政治运动，私产变成了公房，原来的几进几出的大四合院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间，普通群众在国家的分配下搬了进来，十几户甚至是几十户人家挤在一个院里，过起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里生活。
《夕照街》就是这么一部描写大杂院生活的著名影片。退休老人、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和待业青年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无奈地挤在一起锅碗瓢盆磕磕碰碰，既有邻里之间的互相帮衬扶助，也有因为各种琐事而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既有那在纷繁喧嚣中悄悄滋生的年轻人之间的爱情萌芽，又有在第一波拜金浪潮下被冲昏了头脑险些吃亏的唯利是图家庭。而这样在现在看来几乎没什么隐私的日常生活，却透露出那个年代北京所特有的人和人之间朴素的热情和友谊。
在影片的结尾，《夕照街》因为拆迁而消失了，大杂院住户们搬进了崭新的公寓楼而喜不自禁。拍电影的人也许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拆迁成为了北京的常态，而随着大杂院的消失，那样朴素动人的邻里关系也随之逝去。《夕照街》则成了这种特殊的普通人之间情感的最温馨写照。
《轮回》（1988）
导演：黄建新
《轮回》把王朔的两部小说《浮出海面》和《橡皮人》糅合在了一起。八十年代王朔的作品一直在两个方向上延展：建立在理想主义基调上的个人爱情和肆虐着无谓颓废情绪的城市虚无主义状态。在由他亲自执笔的这部《轮回》里，他借用前者的内容而表达了后者的内核，并把这一种在当时看来崭新的「负面」情绪推到了顶峰。
《轮回》里的北京与此前我们在银幕上的所见的那个古老城市有着极大的差异：宽敞明亮的地铁、灯红酒绿的酒吧餐馆、车流如织的街道，人们穿着时髦的牛仔裤，带着硕大的雷朋镜，出入开着私家汽车……好像我们身处在一个正甩开沉重的历史，野蛮生长的现代性都市。而《轮回》主人公方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踏入了一种全新的偶然性中，他游荡在偶遇的爱情和无所依赖的生活边缘，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游荡，和各种人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对各种事情都参与一点，旋即又退出，徘徊在所有主要的氛围、圈子和环境之外。一旦他认识到偶然性即将变成必然性了，他就默然地退后消失。
如果说《浮出海面》的核心是一种没有诉求的爱情，那么在《轮回》里黄建新酒把它放大成为一种没有诉求的生活，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观念。而这样一个城市「游荡徜徉者」的人物形象在那时以前的中国电影里更是极为罕见，而在此后却弥漫在九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独立电影里。从这一点看，《轮回》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中国大陆新电影的起点。
《大撒把》（1992）
导演：夏钢
「大撒把」在北京话里形容的是一种骑车的姿势：撒开双手不扶车把，挺直身子一直朝前骑。骑车的人享受了一把放纵自己的快感，却又不得不时时担心自行车会失去控制。这实际上就是《大撒把》里两位主角葛优和徐帆的处境和心态：在1990年代那个城市平民疯狂出国的热潮中，这两位分别把自己的另一半送出了国门；在孤独中，他们俩逐渐走到了一起，假扮夫妻过起了家庭生活，愉快相处的同时却又时时刻刻在暗自担心即将来到的分崩离析的一天。
《大撒把》的编剧是冯小刚，那时的他还保持着一股北京人独有的「省略式」温情。借着当年「出国热」的题材把人与人之间内在心心相映外表却又疏离尴尬的关系刻画地恰到好处。另一方面，这片子又集中体现了冯小刚北京段子手的特质：片中葛优去日本料理吃饭对着服务员模仿抗战片里日本军官说话，二人去贝劳共和国大使馆打算把徐帆用美国战斗机空投，以及葛优那一句著名的「人民的素质是提高了」自嘲，都是那个年代被电影观众反复提起的名段。除此之外，《大撒把》还纪录了如今已经消失的很多九十年代初的生活风俗。比如夫妻结婚既不上饭馆也不去豪华酒店，而是在家里贴几个喜字儿，抱出花生瓜子糖果，沏一壶茶，坐在客厅里聊天儿吃零食待客，这个亲切劲儿在如今的北京都市生活中恐怕再也难以寻到了。而那些在隆冬里透着温暖色调的景致——地坛公园、使馆区的白杨树、还未变成步行街的王府井和暮色中人迹寥寥的午门广场，都散发出一股无可替代却也早已逝去的北京式柔情。
《北京杂种》（1993）
导演：张元
九十年代的北京成了全中国地下文化的中心：摇滚乐手、流浪诗人、当代艺术家、胡同串子、地痞流氓、文艺青年在这个城市里扎堆。那个年代的中国独立影像对这样混杂的，充满野性力量和内在柔情的特征极其敏感，《北京杂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勾勒出的一幅另类北京肖像。
影片松散的故事内容几乎不值一提，但是它却以一种极其鲁莽又强力的方式把当年北京摇滚音乐圈的这些符号标志性人物——崔健、窦唯、何勇、刘元、王迪、桦子等人，和当时新旧交替、意识形态迷茫、行动混乱的城市氛围扭在了一起。地下酒吧灯光昏暗拥挤的演出、慵懒的城市下午、蹲在小饭馆门口喝酒的流氓和深夜街头酒醉后的斗殴构成了这个城市深沉基调上光怪陆离好似即将失去控制的一面。但是另一些场景——雨中的人们骑着自行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展览馆背后废弃的工厂铁路、晚饭后孩子们在胡同里的嬉戏，却似乎又在暗示北京本性上难以抹去的深沉朴素又直率包容的另一面。
《北京杂种》是所有以北京为主题的电影里，北京话口音最地道张扬的一部，而那时很火爆的歌手和乐手臧天朔在本片里同时出演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角色（地痞流氓和崔健乐队乐手），展现了他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一面。
《有话好好说》（1997）
导演：张艺谋
《有话好好说》当年在影院公映，有个朋友买了张第一排的票，看到一半冲到厕所吐了。不是因为电影难看——事实上过了很多年，他还对这片子还念念不忘——而是镜头晃的实在太厉害。而这摇晃中飞速变化着的新旧冲突的北京，就是《有话好好说》以碎片化的影像在银幕上所呈现的。新，指的是在1997年我们还处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像姜文这样的个体户突然成为了北京城里的有闲阶层；旧，指的是李宝田这样的知识分子，忽然跌到了城市生活的底层，没钱，没权，没势，甚至连上街打架也没人有力气。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儒弱的书生，如何在越变越窄的夹缝中产生令人诧异的「精神裂变」，由说理走向了暴力的非理性；一个本来暴力的小贩，因为有了力气和钱财，反而逐渐具有了居高临下的理性意识。在嬉笑怒骂的背后，是那个年代略带残酷的事实在普通人身上产生的不可想象的错位。现在看来，这是老谋子所有的电影里最城市化也是现实针对性最强烈的一部。
《月蚀》（1999）
导演：王全安
和王全安后来影片中越来越重的乡土气息相反，《月蚀》是一部空灵神秘，透着迷惘失落情绪的悬疑片。而此前甚少有电影给北京凭添上这般让人捉摸不定的神彩：一个爱好摄影的「屌丝」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遇到了两个长的一模一样的姑娘；他失去了第一个姑娘的踪迹，于是拼命接近第二个想要在后者身上找到前者的气息；而这如坠云雾之中的第二位，在冥冥中似乎也感到了她的另一半的存在。一个本该展开在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男一女对另一个已经消逝人物的探求、追寻和想象。
《月蚀》的基本架构和人物塑造脱胎于著名的波兰电影《两生花》，但放在世纪末的北京这样一个在剧烈变革中的古老城市，却带有了说不出的神秘温情。拍摄思路灵光闪现的王全安在影片中加进了很多异常出彩的情绪化段落：比如男女主角在清冷的深夜东四大街上聊天时，身前车窗上升起的灿烂霓虹灯团；在通往乡间郊野的途中插进的象征情绪高潮的原子弹爆炸画面；以及狭窄的街巷胡同中伴随着三弦儿和鼓点儿在傻子和老外之间展开的一场失去控制的自行车追逐……在貌似散乱的结构下，《月蚀》所表现的是一个包裹在谜一样空气中的北京，在慌乱中凸显镇静，在疑惑中找寻坚定，最终迸发出了感性而又执著的理想主义情绪。
《贻笑大方》（2001）
导演：叶京
叶京和王朔、姜文一样，也出身自北京的部队大院儿。但他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影视教育，而是纯粹靠平时的观影自我训练成为了编剧和导演。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非科班经历才塑造了《贻笑大方》荒诞不经想象力爆棚的特质，让它成为中国电视剧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部。
说它前无古人，是因为《贻笑大方》有一种国产电视剧中从未见过的天马行空姿态和北京文化中特有的刻骨犀利视角和「混不吝」口吻，是将新世纪初京城影视圈追名逐利黑白颠倒的乱象摆上桌面的超级讽刺剧。雇枪手写剧本、扎大款、空手套白狼、潜规则年轻女演员、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胡言乱语的江湖混子和满嘴艺术的骗子导演，都被赤裸裸地拍进了摄像机，配合着那些从天而降被重新演绎的各路名片片段，成就了《贻笑大方》独一无二的荒诞喜剧风格，让我们真切地见识了常人根本无缘了解的北京影视业界内幕。
说它后无来者，是因为这样一部可以让人看到晚上笑得睡不着的电视剧仅仅在北京电视台放了十集，就因为口吻和主导思想与常见的影视作品相差太大而遭到了停播。而此后，犀利的嘲笑和不拘一格的荒诞风格彻底从京味儿影视作品中消失了。它实际上成为了北京影视文化中批判与讽刺精神的绝唱。
《前门前》
导演：Olivier Meys / 张亚璇
▲导演 Olivier Meys
2010 年代中期，北京的城市中心开始经历最后一轮大规模的拆迁和改建。前门地区是这一轮城市改造的核心。比利时纪录片导演 Olivier Meys 和独立电影人张亚璇耗时整整一年，纪录下了这片最具北京特色的古老邻里社区最后消失前的灵光一瞥。
影片与其它关于老北京变迁的影像截然不同；它不渲染，不感情泛滥，没有过分的个人感伤和判断，而是充满了编年体式的影像细节。这不仅仅是一个标准的拆迁过程，公告，发钱，搬家，取缔菜场商店，掐水，断电，铲车出动，抡大锤的民工等等这些「路演」；也是一个向时间的告别，向我们熟悉的感受告别，房子倒了，树被砍倒，院墙被铲平，最后是我们的记忆被漂白，失去了传给下一代的可能性。当我们目睹银幕上一个个胡同里的老居民沉默着与自己寄寓一生的「家」告别，蓦然离去的背影，一股对于这个城市无法阻挡变化的复杂感受油然而生。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前门前》是关于北京城市变化和北京人情感变迁的最出色影像记录之一。
关于作者
开寅
笔名「九只苍蝇撞墙」，生于北京，199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2011年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电影理论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电影与意识形态、电影语言与技巧演变及中国电影史。曾任电影专业媒体编辑、记者，电影编剧、电影项目策划。现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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