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的大学可以“闲”一点

（北京大学 视觉中国/图）

多点空间，多一条可以游荡的小路；有时落后一步、“空闲”一分，或许就是领先一步、多忙一分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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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9年，刘半农曾为北大三十一周年校庆留下一篇名文，叫《北大河》，希望能把沙滩周边的河沟疏浚，形成一道校园风景。比起沙滩红楼的北大，现今在燕京大学校园基础上不断拓展的北大真是够大了，风景也委实宜人。不过要是考虑到，80年前同样在这个园子里，燕大每年的招生规模才250人上下，那么现在这个数万师生加上每天无数游人的校园，又实在是太过拥挤。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有篇题为《真正的哈佛》的演讲，强调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的乐园。但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孤独却是昂贵的。深刻的孤独需要风景来涵养，孤独者之间的交流更需要空间。

这些年，学校大搞基础建设，改善了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办公条件，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好事。不过，从我这样一个刚刚离开学生生涯不久的“青椒”的立场上看，这样的大兴土木，又有它残酷的一面。试想，一个本科生的学制是4年，一个研究生只有2-3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看到的校园风景，可能都只是一个个工地；他的宿舍，可能要为了校园建设腾挪的需要，而反复搬迁，甚至迁到校园以外。他的大学生涯因此而不安定，这样2-4年下来，他的心中又能留下怎样的大学印象？

而在这么多校园新建设中，我最感遗憾的，是公共空间的缺失，许多新造或重新装修的建筑，成了闲人免进的禁地。大学需要一定数量的咖啡馆、小书店，更要有大片可以自由坐卧的草坪，可以和恋人徜徉散步的林池。这不是什么小资情调，也不只是要为某些闹哄哄的社团活动提供场地，而是滋润孤独者的营养，它们的存在，使学术可以交流，使苦闷可以宣泄，使情感有所投射。十多年前在我刚入学的时候，正逢北大新图书馆落成，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宽阔舒适的阅读空间；但另一些学长却告诉我，他们不爱这个新图书馆，因为那里原来是一片大草坪，有吉他，有姑娘，有属于他们的北大记忆。这些年在校园里游荡，每当看到一座旧楼被推倒而新楼未起时，总会想象那里变成一片大草坪，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校园越来越挤，禁地越来越多，林池改装成了高楼，有品味的书店、咖啡馆却难以为继。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个格子，在宿舍，在图书馆，在实验楼，在办公室，却缺少一条可以游荡的小路。

与“空间”相关的另一种诉求是“空闲”。老北大本以“闲”而著称，说得不好听是自由散漫。1980年代，中文系的老系主任朱德熙先生对此有一个分析，他说自由散漫的风气里头也有好的东西，“譬如说，读书、学习只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不是为了分数或别的什么。”换到今天的语境，恐怕要说做研究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为了迎合什么大项目或造个大新闻。再有，所谓“闲”也不是真的闲，而是“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北大人的“闲”，体现的是一种选择、一种眼光，是因为他们多少还有一点矜持，知道哪些事是底线，不能做或不值得做。当然这样的矜持，也许会让北大错失许多机会。

许多人问“北大精神”在哪里？真不好说。或许正是要用这种反向界定的方式去接近，你不是A，你不做B……最后剩下的就是“你是”“你做”。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各自的专业忙碌，看不出什么一致的方向，但一旦有事，便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出来。有人说这些意见牵扯了北大的精力，使北大在赛跑中落后。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在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奔跑，我们每落后一步、“空闲”一分，或许就是领先一步、多忙一分。

周作人有篇短文叫《北大的支路》，里边讲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正是因为她“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也许现在走了些“支路”，等到别人的“主路”不通，我们的“支路”也就成了“主路”。北大的性格，或许就在这种不合群与不合时宜的远见当中。就好像清朝最后几年，大家都想着拷贝一个东京帝国大学到北京，张之洞却偏要在大学堂里搞一个经学科，在医科里再设一个中国医学门；民国初年大家仍在喊“实业救国”，蔡元培、陈独秀他们却知道西方思想的根柢，知道要重点发展世人眼中不急的纯文科、纯科学；1990年代全国高校都在合并、升格人文学院，只有北大等少数几所高校的文、史、哲科系保留了“系”的建制，不虚张声势。

从学科上讲，“闲”又是特别适合人文科系的特性，也合中国老学问的脾性。晚清时候，袁世凯曾想建一个“文学馆”，用科学教育的方式来培训中国古文，还请了一个桐城派古文家来拥皋比。那古文家说，可万万不能那样搞。他的理由是，学文与学其他科学不同，有时候“穷年佔毕，不见其进，而一旦骤长；或执卷研索，不得其解，而触物旁通”，如果拘泥于课程的进度，研究的计划，进行严格的时间控制，那么文章学的本质也就丧失了。（赵衡《贺先生行状》，载《叙异斋文集》卷四）我觉得这话很有意义。“空闲”的人文学当然会纵容很多懒人，但这些懒人却是“必要的浪费”。因为少数勤奋者要获得创造性的突破，势必不能为均质分布的物理时间所限制，更往往要逸出事先的研究计划，理应允许他们提前或拖延，等待那个学术缪斯的临幸。

然而，很不幸的，尤其对于青年世代而言，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主路”挤压“支路”，物理时间戕害烟士披里纯的时代。我在这里强调“空间”或“空闲”的“空”，当然不是否认大楼、大项目、大新闻的“实”。但这只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大学，尤其是北大这个层次的大学，尤其是北大的人文学，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性格，恐怕还是得一如既往地“迂阔”下去，在百忙中抽点时间，给点空间，还是要容忍不合群或不合时宜的理想，以无为有，以退为进，运空以实。

（作者为北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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