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马克的电影意识到底有多超前！

大旗虎皮按：

随着“视频论文”（video essay）在B站的兴起，以及学术界关于“论文电影”（essay film）的研究（参见本人最近发表在《电影艺术》杂志的论文），电影学界和艺术学界对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他的许多作品都在“论文电影”历史上做出了最重要的开创性尝试。

而巴赞这篇评论《西伯利亚来信》的短文，也成为重要的论文电影参考文献（几乎大家都要引用两句），一些从事纪录片和论文电影创作的艺术家朋友，也经常提到这篇最早明确提出“电影可以作为论文”的文章（之一）。

本文于1958年10月30日发表与《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第443期，文章名为《评<西伯利亚来信>》（Lettre de Sibérie），本文译自《巴赞全集》（André Bazin, crits complets）第二卷（Volume II），埃尔维-儒贝尔·洛朗辛（Hervé Joubert Laurencin）主编，文章编号2665，Paris:ditions Macula, 2018, pp.2500-2501。

本文译者祝婧琦同学是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硕士研究生，曾选我的法国电影哲学课，今年上半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访学，硕士毕业论文研究克里斯·马克。她会（在本人的催逼敦促下）陆续翻译一些关于克里斯·马克的文献资料，分享给同学们。

今年是巴赞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在10月24日举行“巴赞电影美学及其文化场域”的国际研讨会，由于本周有课无法出席，非常遗憾，谨以此文呼应一下。

作者 | 安德烈·巴赞

译者 |祝婧琦 校对 | 李洋

克里斯·马克的电影不仅值得票房上的成功，还应该引起批评界的注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北京的星期天》（Dimanche à Pekin, 1956）限于篇幅长度没有表现出的美感，《西伯利亚来信》（Lettre de Sibérie, 1957）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因此，我们不能继续忽视克里斯·马克和他的电影了，他为“纪录片”类型带来的革新是彻底而深刻的。

我们先来说说《西伯利亚来信》看起来和最近其他一些长片纪录片有哪些相似之处。

克里斯·马克能够带着他的机械师、16毫米摄影机和彩色胶片在西伯利亚自由活动，因此表面看起来，《西伯利亚来信》和其他在前苏联拍摄的法国游记电影一样，都如实纪录了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包括库茨克、雅库茨克、泰加、贝加尔湖等）。

知道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这部电影与众不同，他的电影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以往所有电影中都找不到的。

“纪录片”（documentaire）这个词承载了太多习称，太过模糊，我们不要再用它。我尝试将克里斯·马克的电影定义为（关于西伯利亚人文、政治、地理现实的）“散文”。

那么其中的电影部分呢？因此我补充定义为，“一篇用电影纪录的散文”（un essai documenté par le cinéma）。散文不是在“实验”或者“尝试”意义上的，而是在其文学接受意义上，比如我们说，“加缪是一个散文家”。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读者将“散文”理解为某种严肃的报告，这是不对的。首先因为克里斯·马克是一个诗人，一个从不会将智性和诗歌、幻想分开的诗人。

他不仅乐于使用胶片能提供的一切，从固定的图片资料（照片、版画），到新闻影像复制和动画片（片中关于猛犸象的片段），还不惧怕不同材料之间调性（ton）和风格的断裂，这点我们在诺曼·麦克拉伦（Norman McLaren）的电影《邻居》（Les voisins）中看到过。

他能让我们在看到严肃事件的时候哈哈大笑，也能让我们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事（片中的熊）感到感动。

在纠正了可能存在的错误后，我重新回到我最初的定义——“纪录散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在克里斯·马克电影中，构成电影原材料的，不是影像，也不是评论，而是思想（les idées），《西伯利亚来信》是一个由思想编织成的电影。

思想由知识和直接经验自然得来，但是它必须朝向纪录影像组织自己的语言——没有影像，文字什么也无法证明；但是文字也绝不只是影像的评论。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互为两侧的（latéral）。

在此有必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蒙太奇概念，在这种蒙太奇中，接续影像的不是影像，而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侧面的对影像的反思。这也是《西伯利亚来信》让我们感到迷失，以及它在视觉上稍显贫乏的原因。因为它首先是思想的盛宴，而不是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