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是真的跟文青式的矫情说再见

今天莫名地想起，以前有个说法火过一阵子，叫做“文艺女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似乎，文艺青年式的矫情，都是因为“何不食肉糜”。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毕竟，如果只是用磨人的琐事或者困苦的艰难将人的精力消耗殆尽，让人在现实的海水中呛得无力抬头，那只是对世界和心性的双重遮蔽罢了，算不得什么高招。

我只是想到，教育让我们习得语言，使得我们能以言求知，以言表意，更能以言行事，以言取效。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易受语言之蒙蔽，之蛊惑，之禁锢。

说到底，我们习得语言，是想要更大程度地解蔽世界和解放自己，并不是要只是呆在仅仅由语言筑就的世界里而已。

然而，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那样：

人没有从词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世界并使用现实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

如果没有现实的行，语词的言只是另一种枷锁罢了。

当然，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因了一种矫情而告别了另一种矫情。王国维在《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

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我自作多情地以为那也是自己的心声。于是也便因了这种矫情，告别了导师欲引我上学术路的劝诫，一头扎进了实务的苦海无涯中。在这苦海中喝饱了涩水，居然也便逐渐地笃定起来。

有诗为证：

当我抬眼望你你正踏过江面

只留给了岁月一张沉默的脸

没错，这篇随笔，就叫做“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