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瓜花》：战争的狡猾一面

战争这个词跟其他词不一样。但凡提到“战争”，我们好像总要迫不及待地给它一个形容词才能心安理得，比如：壮烈的、高亢的、鲜艳的。或者给它一个名堂：《拯救大兵瑞恩》《野战排》，以及《父辈的旗帜》。它必须跟硬汉、鲜血和尸体有关，枪林弹雨、残肢断臂、断开的桥、炸飞的人。要是有人平白无故地提起战争，人们能最快搜寻到的战争段落一定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那种——他曾经动用 26 分钟来重现诺曼底登陆，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词开得了口。

但《南瓜花》很不一样。

《南瓜花》的残酷在于它的幽默和不动声色，还有“莫名其妙”。一开始，作者马蒂·弗里德曼像在描写一个文艺社团那样描写一支队伍，这群参战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听枪花、涅槃和斯普林斯廷，看《百年孤独》《故园风雨后》或者《东方快车谋杀案》，好像士兵只是他们的代号，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诗人、哲学家和摇滚明星。按照正常剧情的推演，这群体格过硬的人接下来要收获的就是巡演时的尖叫和鲜花了——唯一的意外，是他们的命运。

命运也不急着揭开它的真实面目。马蒂·弗里德曼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战争不是冲锋陷阵的，而是插科打诨的——这种基调其实暗自贯穿了全书，让一些牺牲变得尤其悲凉和不正当。在青年先锋队里，士兵们并不主张“士可杀，不可辱”或者“绝不投降”，而是希望“让我们熬过这场战争吧！”或者直接宣布这就是他们的信条：情况艰苦一点你就放弃吧。在战争描写中能迅速引起人们共鸣的讨巧办法是史诗感，但弗里德曼选择了用个性和头脑。恰恰是反叛和不情愿，幼稚、莽撞、胆怯、犹豫不决、神游万里，才足够佐证这些生命的鲜活。

弗里德曼用一种近乎狡猾的方式来描写死亡。紧接着洗碗、切菜、给机枪清洁上油和装沙袋这些“没完没了”的杂事之后的，是“右臂已被炸断”“脉搏——没有跳动，没有跳动，没有跳动”，以及“奥尔特家的孩子没有打电话报平安”（阵亡士兵称“夹竹桃”，受伤士兵称“花”）。当我们习惯了这些生命的存在，并且为此逐渐感到兴奋的时候，那些本该发生的出其不意的死亡就变得极其荒谬和莫名其妙。这本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但那些毫无道理的死亡把它们直接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是作者若无其事书写着的“是什么”，然后是所有人都禁不住要问的：“为什么？”

跟我们所认识的大部分以赫赫战功或者英雄壮士收尾的战争故事不一样，这是一场没有名堂的战争。它甚至都不能用“一场”这样的量词来形容，它是一些不知名的连续冲突。故事发生在南瓜山，20 世纪 90 年代南瓜山是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区。这个安全区的存在要追溯到 60 年代，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从黎巴嫩领土向以色列发动多次边境突袭，此后让以色列开始了黎巴嫩战争；70 年代，战事升级，那些后来参战或阵亡的士兵们大多出生于这一时期；80 年代，在国内的反对声之下，以色列军撤到了黎巴嫩边境的狭小地带，这就是“安全区”，那是 1985 年。本来到这里，一切就该结束了，之后的故事可以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以色列部队在那继续留守了十五年，那里有南瓜山。

如果不是因为弗里德曼的记录，人们可以假装一切都没有存在过。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弗里德曼的质疑和反思才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反思从描写那些叛逆的士兵开始就表现了出来，后来是“四母运动”：母亲们希望撤军而发起的请愿。“母亲们从摇篮里就开始为战争培养自己的孩子。她们正在通过养育士兵制造着战争。如果她们停止这么做，那么战争也会随之停止。”这是书中援引一份报道的说法。作者后来自己在南瓜山服役，以及退役之后重返南瓜山一路游历，一直都带着这样的思考和观察：安全区的士兵没有看到社会对我们的经历做出任何反思，也没有迹象标明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连像南瓜山这种地方的真实存在也开始变得让人怀疑。

那个承载了十几岁的诗人、哲学家和摇滚明星的南瓜山也许就这样变成一个虚无的存在，这样的莫名其妙令人胆寒。战争如此狡猾而荒唐，在南瓜山上，它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理由就让一群孩子的命运就此改变，也没有给出任何预兆就让他们的生命完结。而这一切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一点名头和成就。没了也就没了。

弗里德曼作出了诸多努力让这些故事留下来，其中之一就是塑造了阿维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生动得让你觉得不能剧透太多，反正，作者成功示范了“如何让你迅速爱上一个主角”。他就是那群“文艺社团”青年们的典型代表，不听话、做体制的藐视者，却充满激情，不逃避责任。快退伍的时候，他等不及了，想要“燃烧生命，如饥似渴地认识这个世界”。

但战争捉弄了他。这种戛然而止出现了很多次。这就是《南瓜花》真实得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