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嘉靖才不是个傻瓜(一)

今天要说的是神剧《大明王朝1566》,该剧摄制于06年,湖南卫视07年新春首播,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沉寂很久,最近听说要重播又开始热起来,各大平台貌似暂时没有资源。先下结论:《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从作品立意、历史还原与加工、演员配置都属上上乘的良心好剧!故事主要讲的是嘉靖四十年,因国库空虚,朝廷采用了“改稻为桑”的国策来增加收入,进而引发一系列冲突。剧集的高潮是海瑞(海嘴炮)与嘉靖皇帝(大明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几次辩论交锋,看得我欲罢不能,叹服不已。而戏中各种老戏骨的飙戏也是十分过瘾,尤其陈宝国把嘉靖皇帝晚年爱穿睡衣和道袍的那种痴迷长生的癫狂和慧珠在握的皇霸之气都展现的非常精彩。

具体剧情鼓励大家有空去好好欣赏,那这次想探讨的几个问题分为四个部分,因为篇幅较长,分四次推送给大家阅读,这次是《嘉靖才不是个傻瓜》(一):

“改稻为桑”的国策是怎么变味的?

嘉靖四十年,外有倭寇鞑靼进犯,国内吏治败坏,天灾不息,加上嘉靖皇帝晚年怠政,国库入不敷出,急需新的财政收入来弥补开支和亏空。这一年,江南织造局和西洋谈下了五十万匹丝绸的生意,折合白银千万两之多,各方都打起了这笔生意的念头。但整个江南桑叶原料不足,权相严嵩(实力派奸臣)提出建议将江南稻田改为桑田,桑田经济效益高,再从其他省份调粮到浙江,满足其粮食需求。为了实现这笔五十万匹丝绸的大生意,“改稻为桑”成为了利国利民的国策。

而国策到了地方上,是如何实施的呢?为了快速响应国策,从严家授意,省府默许,州县执行,地方官采用了三个办法,分别是强拆、贱买、与富甲大户合(gou)作(jie)。强拆,包括政府出面出兵,将农户刚种下的青苗毁去,强行要求改种桑苗,反抗者以违抗国策论处(借用国家机器的名义侵犯私有财产);贱买,就是压低购买稻田的价格,为了集中种植桑苗,甚至不惜政府人为毁堤坝淹稻田,迫使农户无法生存卖田换粮,往年三十石一亩田的价格被压到十石一亩(借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破坏市场价格规律);与富甲大户合作,政府提前与大户计划和商定,大户屯粮,待稻田价格压低后,即开始大量收购农田,随后雇佣无田农户播种桑苗,最终,既完成了朝廷交代的任务,各方又大赚一笔。同时,在三个办法之下,还采用了栽赃、陷害、找替死鬼等一系列补救方法。农户反抗政府践踏青苗,便栽赃他们通倭,抓到他们后,便打算在牢中将其陷害灭口,毁堤淹田败露后,又找替死鬼代为受罪,通过各种阴暗又险恶的做法,实施他们阳谋国策下的阴谋对策。

各位看到这些方法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在整个“改稻为桑”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当然还有很多权谋的交锋和博弈,但好好的一项国策,怎么就变味了呢?

这里想引用吴思先生所著的《血酬定律》一书中的两个名词概念。一个叫做“血酬定律”,一个叫“元规则”,所谓“元规则”,指的是【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血酬定律”,【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报酬,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由暴力所得,就是血酬,而血酬的多少,取决于暴力的强度,及暴力的承受者避祸免灾的意愿和财力】。

套用这两个概念,结合当时的情境,对整个过程中各方的暴力强度、血酬的多少做一个简单分析,就会发现,“改稻为桑”国策的变味,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从暴力强度而言,农户的暴力最强者是地方官,地方官的暴力最强者是省府官,省府官的暴力最强者是严家父子,严家父子的暴力最强者是嘉靖。从这个链条看,嘉靖似乎是整个链条的暴力最强者,但是他说了算吗?对于严家父子而言,嘉靖的确是暴力最强者,可以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罢黜,但绝大多数时候,嘉靖并不直接管辖和控制省府、地方官、农户,所以,具体到千千万万的农户和地方官而言,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帝国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以哪怕圣明天子在上,依然有千千万万的农户避免不了被地方政府和豪强吸食和瓜分的命运。这根暴力最强链条和它的局限性也很好的解释了古往今来的很多现象。

其实,这里还可以引申出一条“元规则2.0版本”——【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同时绝大多数时候,由直接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从血酬多少而言,即各方采用暴力能获得多少酬报,以及采用暴力所付出的成本,这里重点分析地方官和农户,因为它们是冲突最激烈和最普遍的两个对象。对地方官而言,采用暴力能获得上级的认可和拔擢、巨额的财富,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地方官所付出的成本并不只是由他本人单独构成,是由多方组成的,地方官采用暴力,可以调用军事力量,可以用上级或中央政府的名义,还可以与地方豪强联手或者干脆由他人代理。而对农户而言,采用暴力反抗的手段,要么反抗胜利换得一时安宁(地方官还会再来),要么反抗失败失去农田(甚至全部财产)、并且身陷牢狱之灾(甚至正常或非正常死亡)。要么,就接受地方官的榨取,付出自己一部分财产,避豁免灾。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发现,地方官个人的暴力成本极低,收益极高;农户的个人暴力成本极高,收益极低且收益风险极高。但我们一定还要注意,当【个人】变成了【集团】,整个天秤则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并且随着【集团】规模的大小不停的变化。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吏治溃烂和农民革命的大戏中国已经不知上演了多少回。这里要说的是,当地方官全体采用暴力之时,即地方官已经完全演变成强盗团体之时,它的暴力成本是极高,而收益是极低的,因为演变到这个时候,它的暴力成本是执政基础和能力的溃灭,收益是执政能力的苟延残喘。而当农户全体采用暴力之时,即农民已经演变成李自成、太平天国一样的农民起义武装力量之时,它的暴力成本是极低的,而收益是极高的,因为演变到这个时候,全民起义,一拉就是一支队伍,而收益则是不再为生存而流离失所,不再受到地方官的迫害,对农民过去的生活而言,这是极高的收益。

在整个的演变过程中,一定会存在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就像天秤的不断摇摆,但一定存在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什么呢?就是暴力承受者愿意为避豁免灾所付出的最大成本。暴力施与者所索取的收益低于暴力承受者愿意为避豁免灾所付出的最大成本,则能换得两相安宁片刻,直至暴力施与者的下一次索取。如果暴力施与者所索取的收益高于暴力承受者愿意付出的最大成本,则要么索取失败,要么不管是榨干承受者或者是承受者暴力反抗,这都会是施与者对该承受者的最后一次索取。所以基于这样一种博弈关系,暴力施与者的动机和目的一定是千方百计提高承受者愿意付出的成本,而承受者的动机和目的则一定是千方百计降低自己为避豁免灾要付出的成本。

那么通过以上分析,在当时的情境之下,每一个对象都要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路线走,“改稻为桑”的国策怎么能不变味呢?

最后,不管是暴力的施与者还是承受者,要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呢?学习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养一群羊,学学怎么能剪更多羊毛,如果觉得成本太高,还可以种一盆韭菜,学学怎么能割出更多韭菜。

那么,作为帝国暴力最强者的嘉靖皇帝,知不知道国策会变味呢?智珠在握的他当然知道,那他是怎么应对糜烂的局面,又是怎么掌控朝局,乾纲独断四十五年之久?咱们下回继续说。

未完待续,下一篇:《嘉靖才不是个傻瓜》(二)·嘉靖的帝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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