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思考方式里，藏着你的能力与未来
内容来源 ：本文为中信出版集团书籍《经济解释》读书笔记，笔记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讲者简介： 张五常，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开创著作有：《佃农理论》《蜜蜂的神话》《新卖桔者言》《经济解释》等。其中《经济解释》被认为是集张五常平生学术功力之大成、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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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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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君说：
张五常说："我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其他人也能学得会。"
据说熊彼德（ J.A. Schumpeter ）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考，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
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
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
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赫舒拉发 （J．Hirshleifer） 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 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
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 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地衡量。 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 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密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 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1.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 （笔记君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主张自由巿场经济而知名。）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 （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 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 弗里德曼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 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 ）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2.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阿尔钦 （A.A.Alchian） 的专长。 （笔记君注：阿门阿尔伯特阿尔钦，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名誉教授。）
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3.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 （笔记君注：杰克赫舒拉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卓越经济学教授和名誉退休教授。）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
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抹煞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 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波普尔（ K．Popper ）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
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波普尔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 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
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 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 或牛顿午夜做梦 ），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 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T.Malthus ），他的推理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 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 T. Schultz ），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 这可见的见解（ Idea ）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 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科斯。 （笔记君注：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 代表人物之一。）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 科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 三天之后，我再遇科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 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科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 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 R. Kessel ），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 在1974年（ 他死前一年 ）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 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 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什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 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 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卡尔纳普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 笔记君注：卡尔纳普，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 ）
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 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1.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 （Mental Block） 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 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就茅塞顿开。
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 这个老问题到了科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科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笔记君注：科斯定理，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 （Corporate Finance） 。 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 （W.Sharpe） 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 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2.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
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
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3.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 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时不时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
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象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1.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
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
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
（笔记君注：大卫李嘉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厉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2.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
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 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3.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 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 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 科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4.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 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 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雪才清楚地解决了。 （笔记君注：欧文费雪，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耶鲁大学教授。）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
这问题到了科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
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 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 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话，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5.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 史德拉 （G. Stigler） 、贝加 （G. Becker） 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 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 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写了12年，玉器市场研究了9年仍未动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 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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