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日本之耻》的伊藤诗织胜诉，曾言“如果不说出来， 我就无法活到今天”

▲作为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伊藤诗织在勇敢揭露性侵事件后，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人物。（Hanna Aqvilin/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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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12月18日，日本记者伊藤诗织控告原TBS记者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诉讼，以女方胜诉告终。伊藤诗织要求山口敬之支付1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0万4100元）的损害赔偿，最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山口敬之赔偿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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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在日本，只有百分之四的受害者会报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寻求公道。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周围很多人承受了这样的痛苦，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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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责任编辑 |邢人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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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说出来， 我就无法活到今天”

“中文里有表示绝对拒绝的词吗？”伊藤诗织问现场的观众。

观众齐声说：“滚！”

伊藤诗织回答：“我想把这个词翻译成日文，以后用起来。”在之后的两分钟里，她努力向翻译学习“滚”这个词的发音。

这与她遭遇性侵的经历有关。当用日语拒绝无效时，她曾直接用英语开骂。因为在日语里，没有很明确表达拒绝的词汇，日语里骂人的话也极少，甚至说“不”常常被理解为“同意”和“是”，以至于只有骂粗口才能表示拒绝。

在《黑箱：日本之耻》（ 以下简称《黑箱》 ）一书中，伊藤诗织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性侵事件。2013年，24岁的伊藤诗织在纽约学习新闻和摄影，立志成为新闻记者。她认识了时任东京广播公司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也是安倍的朋友。山口敬之告诉伊藤诗织，如果以后需要帮助，可以联系他。

2015年3月，回到东京的伊藤诗织给山口敬之发邮件，询问华盛顿分社是否招收实习生，山口敬之回复表示欢迎。他们约定2015年4月3日晚上在餐厅见面，这是他们认识以后的第三次见面。

正是在这次见面后，伊藤诗织称自己被山口敬之性侵。伊藤诗织回忆自己曾连声哀求山口敬之停止性侵，对方却毫不理会。伊藤诗织用英语大骂，但那句话翻译成日语只是“你想要干什么？”

逃出饭店的伊藤诗织试图联系东京唯一一家24小时开放的“强奸危机中心”，但对方拒绝提供建议，除非她本人能到中心讲述自己被性侵的经历。性侵发生后的第5天，伊藤诗织在朋友的帮助下去警署报了案。在警署，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被性侵的经过，并被要求当着数位男性警员的面，拿着一具和真人体积相当的人偶，在闪光灯下还原事发过程。

在侦讯和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多次质疑案情的真实性，多次劝说伊藤诗织放弃报案——因为案发地点是私密空间，收集证据十分困难，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

由于伊藤诗织指控的是日本新闻界的权势人物，这将使她今后难以在日本新闻界立足。山口敬之威胁她：“如果你想诉诸法律，去吧。你不可能赢的。”

伊藤诗织报警后的两个月里，警察取得了足够的人证和物证立案，准备逮捕山口敬之。但就在即将实施逮捕时，一位高级长官来电，取消了逮捕令。案件被转移至东京都检察厅，在调查进行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检察官认定证据不足，判定不起诉山口敬之。

2017年5月29日，孤注一掷的伊藤诗织借用东京地方法院二楼会场，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内举办了一场媒体见面会。伊藤诗织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沉默，现身指控山口敬之对自己性侵，成为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我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那就是和大众公开说话。如果不说出来，我就无法活到今天。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选择沉默，这样他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幸存，只不过对我来说，我需要不停地去问为什么，去寻找事情的真相。”伊藤诗织如是说。

见面会结束后，伊藤诗织很快收到了很多邮件：“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第一次向他人坦白曾经的可怕经历。

“把伤痛埋藏在心底，背负着秘密生活下去，该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啊！只是想象一下，我都觉得窒息。看到邮件里说‘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我才确信，举办记者见面会自有它的意义。”

但保守势力认为伊藤诗织的所为大逆不道，随即群起而攻之，匿名谩骂和人身恐吓接踵而来，除了被监视、窃听，她和家人的照片和信息也被公开。因为说出了被认为“羞耻”的事，伊藤诗织被当成了外国人。有人认为被起诉的男方才是受害者，有人认为她揭了日本的短，甚至叫嚣要取消她的日本护照。

伊藤诗织的好友在性侵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为她拍了一张照，发到网上。照片上的伊藤诗织在笑，立刻有人评论：“你们看，诗织在笑呢”——人们不相信，一个日本人在经历这样的事之后还能笑得出来。

伊藤诗织说：“之前接受采访时，我穿衬衫，衬衫的扣子没有扣到下巴底下，人们因此羞辱我，无论我表现成什么样，他们都可以找到攻击我的点，因此我不愿意做一个完美受害者。”

伊藤诗织陷入了有生以来的至暗时刻，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在发布会后，她突然进入危险的抑郁状态并伴有自杀倾向，头发一把把掉落，持续失眠，日益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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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百分之四的受害者会报警”

保守的日本开始有所松动。2017年6月8日，日本110年来未曾变更过的强奸罪修改为强制性交罪，强奸罪的最低刑期变成了五年，此前日本强奸的最低刑期甚至短于盗窃。2017年，全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成立，政府为基金会提供了一百万英镑，日本41个地区相继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

2017年10月，伊藤诗织的纪实作品《黑箱》出版。2018年6月，BBC以伊藤诗织遭遇性侵事件为题材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上映。

伊藤诗织在社交媒体上的头像是她拿着相机的照片。伊藤诗织目前旅居英国，现在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和新闻记者，她和朋友还成立了专事拍摄纪录片的公司。她执导的影片《孤独致死》获得2018年纽约电影节导演银奖。前不久，她还去非洲拍摄一部关于割礼的纪录片。

伊藤诗织爱好摄影，在杭州的书店里买了任曙林的摄影集《八十年代中学生》，她也非常喜欢肖全的《我们这一代》。

在公开场合，伊藤诗织美丽、干练、冷静、得体，但在日常生活中，她是看到可爱的东西会说Kawaii的邻家女孩，酷爱喝气泡酒，喜欢吃酸和辣的食物，尤其喜欢黑醋。在上海和杭州时，她在用餐时每每尝试用中文说：有醋吗？有辣酱吗？

在谈及情感生活时，伊藤诗织变得腼腆起来：“如果能用一句话说清楚就好了。在受到性侵时，（ 我 ）感觉对自己的控制力被剥夺了。在那之后，如果成为某个人的女朋友，就会感觉自己被贴上那个人的名字标签，但周围爱我的人确实很多很多……”

2017年，伊藤诗织起诉山口敬之进入民事诉讼阶段。2019年4月，在东京举行的一次询问中，伊藤诗织再次和山口敬之直面相对。山口敬之反诉伊藤诗织，要求一亿三千万日元的赔偿，并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伊藤诗织说：“我不喜欢受害者这样的词，我更喜欢幸存者这个词。我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战胜了这件事情，我可能一直要与这件事共存，一直战斗。拿开车来比喻，本来是拿着方向盘在开车，发生了这件事就像方向盘突然被夺走，但还是要继续开下去。为了恢复控制，我自己在做很多事，比如我原本不擅长长跑，但后来开始跑步，一开始3公里，再到5公里，后面到了10公里，当自己能跑到这个距离，感觉到重拾起对身心的控制。”

2019年7月16日晚，上海钟书阁，伊藤诗织纪实作品《黑箱》分享会，超过700位观众预约报名，现场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只能限流。看到这么多读者来到现场，令伊藤诗织感到吃惊和感动：“在日本，虽然有很多读者看过我的书，但从没有举办过分享会，像在中国这样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面对面谈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分享会结尾，伊藤诗织用英语发表了将近四分钟的演讲。她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和说日语时的温婉柔软判若两人：“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在日本，只有百分之四的受害者会报警，百分之九十六的人甚至都不能去寻求公道。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周围很多人承受了这样的痛苦，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知道，听了这些之后，这不会是一个愉快的晚上。但是你们都来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了解这种痛苦，了解这样的事情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能够扪心自问，我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只有这样，未来才会更好，才可能为这样的事件找到解决之道。”

7月16日上午，伊藤诗织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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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就算再严厉，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防止性犯罪”

南方周末： 你在《黑箱》里写道，面对性侵，特别是在2017年做发布会之后，你有过很强烈的自杀倾向以及危险的抑郁状态，当时是怎样的状况？

伊藤诗织： 开记者见面会的时候，我抱着绝望的心情，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是没有预料到会这样恐怖，最后甚至连门都没有办法出。在记者见面会之后，非常非常多的诽谤中伤，对我甚至对我的家人。我不希望给周围的人带来更多伤害，所以陷入了PTSD（ 注： 创伤后应激障碍 ）。

南方周末： 后来从那种状态走出来了吗？

伊藤诗织： 我好不容易开了记者见面会，就是为了创造一个能让大家公开讲自己经历的环境。如果我在这时消失、自杀，那么我做的所有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是靠这样一个信念坚持下来。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这样状态，我只是努力地去尝试做各种不同的事情，让自己不再陷入那样的心情之中。

南方周末： 你在《日本之耻》里说，很希望告诉当时的自己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做，现在你会给碰到类似事情的人们什么建议？

伊藤诗织： 我并不想告诉你怎么保护自己或者怎么做，我也不赞成这样。因为根据现在的法律，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事人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我更想说的是，那个时候一定要活下来，生存下去，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可以配合警察，比如说调查。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生存、活下去的方式也不一样。

南方周末： 经历这件事之后，你提到对日本的司法界、新闻界都非常失望，你觉得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比较健康的、司法制度才比较完善？

伊藤诗织： 哪里都没有这样一个健全或者安全的社会，只能说慢慢都在进步。在东亚，台湾地区在这方面的法律比较先进一些。

南方周末： 从2018年7月1日起，在瑞典，如果没有提前获得双方的明确口头同意与人发生性行为，就会被判定为强奸罪，即使沉默也不被认定为许可。而美国和台湾地区则通过重法来让男性主动回避，以此来保护弱势的一方。你认为这些方式多大程度上能改变现状？

伊藤诗织： 不管是怎样的法制还是怎样的社会，包括像瑞典在内的国家的法律已经比日本严厉很多了，但是仍无法百分之百地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性犯罪要确认有罪，会比其他犯罪更加困难。瑞典关于强奸的新法更多传递的是国家站在弱者这一边，传递出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因为法律就算再严厉，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防止性犯罪。

南方周末： 在东亚社会，民众对性侵讳莫如深，或者视为禁忌，或者冷漠无视，这种情况有可能改变吗？

伊藤诗织： 我主要通过纪录片创造一个能把性侵说出来的环境，还要大声地说出来，让人们知道性侵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大，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南方周末： 你们的纪录片制作公司网页上有这样一句话：We believe in true storytelling（ 注：我们信奉真实的讲述 ），为什么选择这句话？

伊藤诗织： 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讲述这个事情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比如杂志或者其他媒体形式。但这个纪录片是对着我本人的，非常直接，可以看到我的表情、直接反应是什么。所以，这句话能够代表我们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把它作为公司的宗旨。现在，我也是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在日本几乎就不能住下去了。当时接到瑞典朋友Hanna Aqvilin的邀请问我要不要来英国谈一下，正好还有一个为BBC拍摄纪录片的机会。但在BBC也有很多东西拍不了，我和朋友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做一个公司，通过我们的纪录片将世界关心的日本话题传播出去。

南方周末： 为什么要去拍《孤独致死》这样的题材？

伊藤诗织： 我在路透社做实习生的时候，就做过这个选题。那还是在性侵事件之前。性侵事件发生之后，别人告诉我不能再在日本媒体工作了，我也觉得回不去原来的职场，就想和海外的媒体一起工作。《孤独致死》表面上讲的是高龄化的社会问题，但实际上是讲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问题。孤独死最主要的原因是和亲人没有联系，和友人、近邻没有联系，不是老龄化问题。他们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在家里没有自己的位置。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拍摄。

南方周末： 你曾靠近死亡现场，对生和死有过新的看法吗？

伊藤诗织： 当然会对生死有新的看法，人在什么时候死都不奇怪，比如说忽然在工作时候倒下来，也没有什么，我就一直在想自己什么时候也会倒下或怎样，所以我一周或两周给爸妈打电话问候一下。虽然孤独死在日本人看来是很不好的事情，但其实是非常普通、感觉离自己非常近的一件事。

南方周末： 你现在的身份是自由记者，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伊藤诗织： 我最主要做的是纪录片，现在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要在非洲拍一年；另一件是在北海道的夕张市有一个五年的拍摄计划。

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会拍摄很多的素材，但最后这些素材是否会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是不一定的。最后我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如果经费不够，我把它就直接做成报道，以文字的形式或者是照片的形式，以声音的形式。现在在拍的夕张，我不和任何电视台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经费为零。我去夕张和埃塞俄比亚拍摄，很多时候会遭到拍摄者家属的拒绝，即使他本人同意。但是一些当地人也会非常支持我的拍摄，会给我提供住宿这样的帮助。

南方周末： 为什么决定在夕张拍摄五年？

伊藤诗织： 最初是在为拍摄《孤独致死》取材去了夕张。夕张原来是个出产煤炭的城市，很多男人从事着危险性很高的工作。那里的人非常善良，过去谁家有人死在矿上了，别人就会照顾那个家庭，那是一个人与人联系非常紧密的地方，现在依然是近邻之间互相照顾。虽然是世界上最高龄化的城市，却不会看到东京那种人情淡漠。那个地方最顶峰的时候有12万的人口，到我五年前去的时候，只剩了1万个人，现在只有7000个人了。据报道，到了2040年日本的市村町这种结构就完全消失了，我们能想象到那个结局。我更想拍的是他们的生活、时代的变迁。我的内心在五年中也经历了很多。

（感谢陈希颖为采访提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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