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懂《野狼Disco》，就不懂东北年轻人的生活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南窗音乐”
ID： southwindowmusic
“这不是什么喜剧说唱，这就是艺术。”
这是野狼disco在网易云音乐点赞最多的评论。
这条评论遭到了很多人多白眼和鄙视。说唱歌手任之（曾用名大卫）将这首歌形容为“只能博您一笑的街头土味把戏”。
我虽认同这首歌是没能达到严肃艺术的高度，但土味把戏天花乱坠，能被拿出来进行大规模非“土味”讨论的，目前仅此一份。
在这场讨论中，黄章晋形容野狼Disco为东北的《阿甘正传》：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砖一石，一枝一叶，无论是记得的还是被遗忘的，都一齐翻腾奔涌到眼前。”
老舅一个电话，打出了记录两代东北人如何在现代性浪潮中翻滚的「东北外传」。
野狼Disco中蹩脚的英语，与喊麦别无二致的口音将很多人拒之门外，这怎么能称作艺术？然而我认为，这便是野狼Disco的生命力。
老舅精确捕捉并浓缩了当下东北青年生活中最鲜活的部分。以电影类比，野狼Disco没有高规格的制作，没有精致的剧本和华丽的镜头，甚至没有演员——这是一部纪录片。
图片来自电影《钢的琴》
以分析电影的方式逐帧放大野狼Disco，你会得到一个全景式东北年轻人生活。
“画龙”和“画彩虹”给了蹦迪青年一个大特写，80年代霹雳舞“过电”的动作和爵士舞里甩手扭胯的动作经历了“土味”本土化之后，作被高度抽象成“画龙”和“画彩虹”五个字，彼此押韵，上口，洗脑，极具传播性。
大背头/BB机/皮大衣则描述了舞厅全景中的细节，还原时代背景。最上头的东北粤语则充当了画外音，给片段式的动作和剧情以想象的空间，引导着听众把自己代入其中。
毕竟除了东北迪厅，也没有其他地方能听到酸菜味的粤语了。
纪录片的拍摄动机可能是翔实地记录当下，也可能是引发对于特定对象的讨论。我不贸然揣测老舅的意图，但野狼Disco做到了，大众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东三省。
野狼Disco的走红像是一个预兆，这片被误解的广阔土地面向互联网渐渐敞开，逐渐拥有了讲述和被讲述的能力。
与之前赵本山、赵四、一人饮酒醉中刻板而低廉的东北印象不同，“东北人”的形象开始变得生动而丰富起来。
在这次“东北文艺复兴”中，我们看到老舅、班宇、二手玫瑰和王建国，看到了本土创作者如何用说唱在、小说、摇滚乐和脱口秀来表达东北，看到“东北”是如何滋养而不是绑架“文艺”，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
老舅的一支手臂上纹了梵高的画，另一支纹着海子的诗：“我只有三次幸福：诗歌、王位、太阳。”除了海子之外，陪伴着老舅度过学生时代的还有王小波和王朔。
王朔的作品曾被批评为“痞子文学”，主角是如出一辙的京片子，戏谑不正经的北京话引人发乐。
“一招一式都咄咄逼人的京味儿对白”和“憋了一肚子坏水的痞子气”既是读者最喜欢他的地方，也是被文学界诟病得最多的地方。
图片来自王朔小说同名改编电影《顽主》
看不起王朔的人认为痞子聊天式的语言入不得文学殿堂，是“丑陋的京油子”。
然而时间证明了王朔的价值，1993年，王蒙对王朔在所谓正统文学批评领域所获得的现象级地位表示赞扬：
“他们‘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是大白话，绝对没有洋八股党的书生气”。
我决没有将这么一首歌抬到如此高度的意图，但这不妨为我们听野狼Disco的一种角度：
大众所认为的“不入流”和低俗有可能是作者对于某些过于严肃的内容的解构，比如被尘封于共和国经济腾飞中的“东北往事”。
东北在中国大陆独一无二的刻板面孔和曲折历史让很多人把她当作廉价消费品，然而从“共和国长子”的辉煌到“快手笑柄”的不堪，东北的意义被公众从严肃叙事中取消，只过了二三十年而已。
牌牌琦，东北社会摇代表人物
“工业”是东三省的巨大母体，孕育了“共和国长子”的辉煌，也孕育了快手视频里的戏谑。巨大落差的两端是两三代东北人，它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共同承担着时代浪潮的冲刷。
对于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来说，“工人”不止意味着劳动和报酬，它意味着一个乌托邦式的庞大体系，意味着一份牢不可破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一种与集体共存亡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与“新中国”这个冉冉升起的光辉主体的纽带。
当这个庞然大物坍缩为一个个下岗工人，坍缩为一个符号化的“东三省”时，谁也未曾料到，政府口中的“改革阵痛”，意味着“工人”所坚守的以上所有，瞬间化为乌有。
图片来自电影《钢的琴》
新一代东北年轻人成长于“工业宇宙”的坍缩之后。面对着停滞不前的GDP和数月的严寒，对于社会和气候的无力感转化成了东北独有的幽默。
外来的文化长途跋涉来到这片土地时早已过了气，也变了味道：港台文化变成了“Sin里dei发”，Disco变成了的士高，摇滚乐队披上了东北炕上的大花被子，脱口秀里混杂了东北口音的谐音梗。
不得不说，也都还挺“有样儿”的。
图片来自《脱口秀大会》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
东北年轻人过于认真地面对自己左手的大绿棒和右手的霹雳手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无法对于现代化的速度做出及时的反馈，无法对于泥沙俱下的社会变革做出任何抵抗。
老舅本人曾在播客中解释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老舅的意思是年纪最小的舅舅”，就是老一辈里的小毛孩和小一辈里的老大哥，是两辈人的交集，承上启下。
这并不是老舅的使命，但老舅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像是一个传声筒，告诉我们来日可期。
在陈伟霆合作版的野狼Disco里，结尾的电话里两人讨论的不再是如何与姑娘搭讪的内容，而是商演的价格。
老舅对于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他承认商业对于文化传播的价值，希望有更多年轻消费自己的音乐，希望让东北文化跟得上产业化的浪潮。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野狼Disco不仅是对东北的“纪录片式全景式阐述”，也是当代中国本土亚文化的集大成者。
它细腻而敏锐，锋利而戏谑，裹挟着一股发源于时代创伤的力量，将被粉饰得严丝合缝的宏大叙事冲击出一个空洞。
工业对于东三省的冲击惯性也许将从20世纪持续蔓延至21世纪末，互联网和消费主义正对都市年轻人进行着如火如荼地改造和重塑。
野狼Disco描述的前互联网时代的东北往事粗粝而遥远，但其中包裹的生命力，着实给2019死气沉沉的生活注入了来自遥远冻土的活力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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