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绪亮：比“保6”更重要的，是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

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无论如何都不应也不能忽略正在发生的这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对经济的深刻影响。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去争论经济增长速度，恐怕是有失重心的

文 | 吴绪亮

年近岁末，一场关于新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学探讨，“意外”成为了公众热搜的话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财经》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6”，为此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篇《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的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速的热烈争论。

比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将转向5%左右的中速增长，又比如有学者认为不应采取反周期刺激政策，因为其有很强的负面后果。姚洋、白重恩、樊纲、王小鲁、王勇、陆挺等经济学家也都围绕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位在互联网科技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从业者，我对中国经济增速之争有一些思考，期冀为这场“保6”之争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不能忽视数字经济、科技进步对增长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的时代大背景是我们正迎来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典型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这样的时机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而更加难得的是，中国很幸运地站到了这场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核心位置，所拥有的一批世界领先互联网科技公司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革新的浪潮。这样规模庞大而急剧变革的经济土壤，无疑是孕育重大经济理论突破创新的温床。

由于工作性质，我平时偶尔会参加各种宏观经济论坛，以及阅读大量宏观经济报告。但是很意外地发现，面对这场正在深刻改变着商业基本运作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数字化浪潮，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却如同对待“灰犀牛”般视而不见，坚持用上个世纪的经济分析框架去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图景。

可以说，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无论如何都不应也不能忽略正在发生的这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对经济的深刻影响。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去争论经济增长速度，恐怕是有失重心的。

让我们先拉回到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待当下的经济增速之争。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决定一国贫穷或富裕程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经济停滞，直至最近二三百年才突然迎来经济增长。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776年人类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真正投入生产，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推动了机器普及和使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从此扭开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阀门。由此可见，人类摆脱漫长的经济停滞，走向经济增长之路，首推之力正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此后我们又于十九世纪迎来电力技术革命、二十世纪迎来信息技术革命，一轮又一轮的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着全球经济持续增长。

时至今日，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的理解和想象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技术均为通用目的技术而非特定目的技术，即其影响力可以扩展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领域，因此才会如此剧烈地推动变革与增长。

实际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了数字科技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比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小涓就指出，虽然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但好在我们赶上了网络和数字技术，因此对未来经济增长应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则认为，数字经济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

我非常认同这种具有前瞻性的观察和判断，但是在此判断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经济增长的逻辑，从理论上搞清楚包括数字科技在内的各种通用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这样才能更理性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之争，才能更有的放矢地讨论和制订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

不管支持或反对“保6”，也不管支持或反对反周期政策，宏观经济学家们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核心概念——潜在经济增长率，即一国（或地区）在所有资源均得到充分和最优配置情况下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按最初的朴素理解，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无外乎就是各种资源的数量。但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生产函数中扣除劳动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等资源数量的影响之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增长的贡献无法解释，这被称之为“索洛剩余”，更学术的说法则是“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认为，“索洛剩余”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促成的。

理解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关键在于进一步拆解“索洛剩余”。从本质上来说，“索洛剩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拆解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资源数量和配置方式给定的前提下，科技进步的纯粹“技术性能”可以使得这些生产资源实现更多的产出，我们姑且称之为“技术效应”；第二类是科技进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可以归之为“配置效应”。一些学者将“索洛剩余”简单地归结为 “技术效应”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配置效应”。而实际上从来都是两种效应一起推动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在很多情形下甚至“配置效应”发挥着比“技术效应”更为重要的价值。

和蒸汽机、电力这样的通用目的技术一样，包括互联网（特别是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IOT、区块链等等内容的数字科技的价值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直接推动资源生产性能提升，另一方面通过颠覆传统商业模式，让资源得到新的更优配置。只有能同时实现这两方面价值的通用技术，才会推动经济社会整体的大规模变革、创新和经济持续增长。

比“保6”更重要的是，提升国家数字竞争力

作为一位在互联网科技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从业者，我每天都能深刻地感受到数字科技正在融入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产业互联网领域新近正在快速展开的变化，更是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高质量发展蓝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过去二十多年的互联网行业发展，主要聚焦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即通过数字技术满足个人用户在社交、信息、消费等方面的需求。而近两三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海量数据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5G商用的爆发期即将到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逐步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新一轮通用技术扩散的战略机遇期已悄然来临。相应地，互联网行业近期也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向，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领先公司纷纷拥抱产业互联网，通过提供云计算、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服务去赋能企业级用户。

站在这个大变革、大机遇、大挑战的时代关口，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可能不是经济增长速度是否需要“保6”，而是如何把握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期，提升我们的国家数字竞争力。因为未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竞争，其核心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数字竞争力的竞赛。因此，与其关注经济增速之争，不如关注这场国运之争。

如何深刻把握通用技术扩散的规律，以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为突破口，加快制定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加快提升新一轮通用技术向各个产业扩散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数字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每一项重大通用技术在渗透和扩散到各个产业并推动商业变革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以同样的节奏推进，而是会表现出速度和程度上的非均衡状态，背后都有特定的规律可循。因此，需要结合各个产业领域的商业应用场景开展深入调研，分析数字科技如何推动产业领域实现熊彼特所言的生产要素“新组合”。在此基础上出台的顶层设计和国家战略，方能有的放矢，而不会出现“揠苗助长”的现象。

此外，数字经济领域的博弈与竞争，既是技术和市场的竞争，更是监管政策的竞争。腾讯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研制发布的《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数字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因此，需要深刻理解数字科技助力产业互联网发展的竞争与创新经济学及产业生态群落演进的特殊性，科学地制定和实施监管与发展政策，创造一个有利于数字科技扩散、新旧动能快速转换和产业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的外部环境，从而驱动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进而惠及全球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提升。

（作者为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责编| 黄端 [email protected]

* 本文为《财经》杂志原创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建立镜像。如需转载，请在文末留言申请并获取授权。

推荐阅读

互联网要颠覆菜市场，人民群众同意吗

点击上图，即刻报名参会！（*此次峰会为邀请制，请选择“受邀嘉宾”，并填写推荐人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