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吃晚饭时，父亲因某件事提起了姑爹，当时颇多感怀。而母亲也在一旁搭腔，谈及姑爹在世时与我家的诸多交往。我在一旁听了，更是伤悼不已。
姑爹张贤明，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家境原因，读书不多，但天生骨胳强健，更兼心灵手巧，不光精通诸般农事，而且还自学了不少的手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环境艰苦，物资奇缺，但姑爹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开荒拓地，养猪放羊，硬生生担起了六口之家的全部开销。由于姑爹干劲足，头脑灵光，在乡民的推举下，他还担任了多年的民兵连长、队长等职，在当地深孚民望。
不仅如此，姑爹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个劳力、经济、人脉相互帮衬的年代。姑爹与我们虽不同村，但同属一个管理区，相隔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春耕夏播，秋收冬贮，每到农忙时节，姑爹总会主动过来给我们帮忙；父亲不会犁田，不会修理农具，每年都是由姑爹过来帮忙打理。而我们却无以为报，仅仅是每年的夏季去帮姑爹一家子插两天秧苗而已。
在所有的亲戚中，因为姑爹和我们往来最为频繁，自然而然，年少的我与姑爹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岁月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姑爹在世的诸多往事在我的印象中已淡为云烟，然而有三件事却如电影画面一般镌刻在我的脑海中，从来没有模糊过。
第一件事，是在我六岁时，姑爹曾经带我去电影院看了一场“免费”的电影。
记得那天，姑爹正好帮我们家收割小麦。下午得到消息，说泗淌电影院当晚要播放一部新片。姑爹是个电影迷，收工后，衣服一换拔腿就走。我听说姑爹要去看电影，当即就要同去。父母当时不同意，一是因为去泗淌电影院路途较远，我年龄尚小，走不了这么远的山路。二是因为进电影院要凭票入场，虽然儿童只要半票，但父母觉得一个小孩子花五毛钱去看一场电影毕竟不值得。没得到父母的许可，于是我就大哭大闹起来。姑爹见此情形，一咬牙就把我带上了。
七八里山路，我走一半，姑爹背我一半。赶到泗淌电影院时，电影即将开始，许多人正在买票入场。姑爹赶忙去附近农户家里借了一只大背篓，然后将瘦小的我装了进去，又在我的头顶上盖了一件外衣。姑爹叮嘱我，一不要露头，二不要做声。
买票时，姑爹只买了一张成人票，然后背着我就直闯电影院大门，守门的大爷见姑爹背着一个背篓，以为里面装着一个婴儿，问就没问，直接就放进去了。
进了电影院后，在一个角落处，姑爹将我从背篓里提了出来，笑着说：”运气真好，总算混进来了。”
我尚记得那次的电影片名叫《元帅之死》。至于内容什么的，我根本没看懂，而且只看了一半我就倒在姑爹怀里睡着了。
电影结束后，姑爹见我仍在迷糊中，只好将我驮在背上，匆匆而归。走完七八里山路，到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父母见姑爹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气得就要打我。结果还是被姑爹拦住了。
第二件事是在我八岁时，我第一次尝到了西瓜的美味，而这个西瓜，正是姑爹送来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瓜在湖北恩施纯属罕物，别说有些老百姓没见过，甚至连西瓜这个名词也没听说过。但姑爹是如何弄到西瓜这个罕物的呢？
原来，上世纪大集体时代，水布垭清江边有个国营林场，林场的场长某年去外地出差，回来时便弄了一些西瓜种，在林区一试种，结果还成功了。那年林区招工施肥，姑爹去干了半月，完工结帐时，姑爹听说两瓜好吃，便找场长要了两个西瓜。回家后，姑爹给表弟表妹们留了一个，剩下一个就给我们送了过来。
那时候，我和姐姐没有见过西瓜这东西，也不知道西瓜怎么个吃法。结果姑爹给我们打开后，我们姐弟俩一尝，胃口大开，八斤重一个西瓜，被我们吃得只剩下一张薄薄的外壳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犹记得当年和姐姐第一次吃西瓜时的那欢快的场面。
第三件事，则发生在我就读县城巴一中时。那时候，因为老家渔洞湾还没通公路，而姑爹家正好毗邻巴鹤省道，于是姑爹家便成了我上学放学时的”重要驿站”。
上世纪八十年中期，跑客运的车很少，杨柳池跑巴东的长途客车一天只有两趟。所以我每次上学都是先由父亲送我到姑爹家中，然后在第二天清晨去省道边上赶第一趟客车。
我在巴一中读了三年书，自然给姑爹一家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姑爹一家不仅要提供我和父亲的食宿，而且第二天清晨还要帮我们在公路上拦车。
我记得有一年春季开学，那天正是正月十六，天降瑞雪，朔风劲吹。因为家里有急事，所以父亲把我送到姑爹家里，当天就回去了。于是拦车的任务便落到了姑爹头上。
第二天，雪下得更大。因为怕掉车，所以凌晨六点我就和姑爹守在巴鹤省道上了。然而那天由于雪凌大，客车晚点了，结果我和姑爹就在大雪中苦苦等了三个小时。那几天姑爹本来就患重感，结果这一番受冻，姑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据后来母亲给我讲，姑爹因此竟卧床数日。
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一直认为，像姑爹这么好的人应该一生大福大寿，平平安安才是道理。然而，世事乖舛，天不佑人，姑爹却中年折戟，死得异常惨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们乡下开始兴起了打工热潮，特别是有一些青壮年去北方挖煤挣了不少的钱，这吸引了很多巴东老乡赶向山西、河北这些煤海地区。而姑爹就成了其中的一份子。
本来姑爹的家庭环境并不差，在当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姑爹上进心强，他一是想翻修住房，二是想给表弟表妹们多存一些学费。
没想到，姑爹去唐山挖煤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是在一九九六的十月份，也就在我爷爷去世的三个月之后。
接到噩耗的那天我正在麻石坪柳家村帮姐姐收割庄稼。中午时分，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来到姐姐家里，报说姑爹在唐山煤矿里因瓦斯爆炸，不幸遇难。我和姐姐听了先是怔了一下，接着都大哭起来。
受条件所限，姑爹遇难后，遗体并没有回归故里，而是在唐山市当地火化了，骨灰就是我的父亲去帮忙领回来的。在那个年代，北方矿区管理也不完善，劳务维权部门也没规范起来，所以姑爹死后的善后工作也很不理想，经父亲和煤矿老板的艰难谈判，最后姑爹的抚恤金也不过区区两万元。而这个两万元也仅仅是维持了表弟张承海上高中的三年费用。
姑爹走后，幺姑寡居至今，分别为三个孩子供书、婚配嫁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不得而知。
庆幸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姑爹的后人都已成家立业，特别是表弟张承海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而幺姑如今身体康健，正享受着儿孙绕膝之乐。我想，如果姑爹地下有知的话，他也应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