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对于中产阶级孩子来说，重要的是他们要上哪所大学，而不是能否上大学。这是一种对未来截然不同的期望，在小学毕业后即极大影响着孩子的学业成就。
02
家庭社会地位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塑造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家庭社会地位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可以将以类别分析法来进行研究——各个家庭按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这样的社会类别分组。（很显然，这个分类标准似乎太单一）但，出生于何种社会地位对塑造日常生活常规十分重要。主要影响在于：时间安排、语言使用和亲族纽带。由于家庭中的文化技能库与组织机构采用的那些标准有很高的相似度，中产家庭孩子及其家长拥有很多优势，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
中产阶级父母会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育和评估，有的放矢又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激发孩子的发展，去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我们称之为“协作培养”；他们的突出表现是，学会发现和发扬并珍视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使用语言表达，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沟通工具。浸润式教养，让孩子学会表现自己，是中产阶层父母的优势。与学校沟通，更能够使用专业“术语”。
而劳动阶层的父母，指提供食物、抚慰等其他基本抚养条件，这种教养儿童的文化逻辑被称之为“成就自然成长”。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更多时间看电视。家庭中多使用指令性语言。对学校更为克制和顺从。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十分牢固。
03
时代的变化带给家庭生活及教育的转变。
渴望让孩子们得到像过去一样有很多闲散时间的生活，到处充满不拘形式的游戏，其实是很多专家不顾时代的变化，产生的一种对过去家庭生活的浪漫化期盼。
时代变化带给现代生活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运作合理化”，即，日常生活的日益标准化，其重点是强调效率、可预测性、管控和可计算性上。最大变化可能是，“非个人的、竞争性的、契约性的、商品化的、高效率的、高利润性的、利己主义的人际关系。”
儿童休闲的运作合理化，表现在不断增殖的有组织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在一定的具体时间内提供一定数量的体验，并处在成年人的管控之下。也因为这些活动，中产阶级孩子在学习经历上表现出同一性，组织机构的把关者，比如大学招生官员，赞同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但是又鼓励差异性，这种并不那么公开表现的微妙差异，没有父母受教育背景的支撑，实际很难得到“官方认可。”但显然，参与过这些活动的孩子在大学筛选过程中，提供了潜在的优势。
经济资本并不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重要资源，更有教育资源上到的差异。
首先，中产阶级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更大的词汇量和更多的知识，懂得如何选择学校教育之外的有组织机构的品质，尤其是与孩子适切的发展需要的机构。
其次，父母的受教育背景也给予这些家长更大自信去批评和干预学校事务。
第三，中产阶级父母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谋生相对容易，所以更多精力在于工作和生活的内涵，或者品质追求上，这些经历、焦虑与劳动阶层的父母显然不同，极大影响着孩子的童年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与自我期望。
第四，小学阶段后，教育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时候需要父母做出积极的介入，主动收集信息并督导孩子的学业发展。学校，是每个家庭必须与之互动的强权机构——学校之间在课程质量、授课节奏、教师的备课范畴、安全等级、学生规模、设施养护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中产阶级父母更容易意识到也更有能力满足这些机构（如大学）的期待。在中国城市中，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机构的协商，表面相似，其实，深层差异极大。在孩子还没有酿成大错之前，父母已经在积极介入，解决很多小问题。
家庭惯常行为是一种强大而隐性的社会力量，可以转化为对孩子的显著优势。中产阶级家长会主动干预孩子在机构中的生活，而劳动阶层父母会关注学校但，是依赖机构中的专业人士。
04
学生的差距，更多产生于闲暇时间。
布迪厄使用一套专有词汇来建构自己的模型。其中，有“惯习”，指人们对食品、家具、音乐、化妆、书籍和电影等的偏好。即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审美情趣等的集中表现。
有“场域”，布迪厄认为，在一些关键区域，社会空间是分层而置的：一些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外，另一些则会包括进来。游戏是由规则的，本质是任意的，但是“赢家”的位置是有限的。
有“资本”，布迪厄认为，惯习的不同给予个体以不同的文化技能、社会关系、教育行为和其他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随着个体步入社会，又可以转换为不同形式的价值，即，资本。
05
理论上，年轻人的教育和工作情况应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愿望、才华、努力、坚持和智慧。如果阶级地位不那么重要，那么他们就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凭着自己的天赋，拥有相同的机会，找到合适自己的路。但，显然社会阶级是一股重要力量，不论年轻一代智慧、天赋、努力如何，已存在的社会不公平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