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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一直住在芬奇的一个小村庄上。人们都说我是一个没有姓氏的小孩，母亲用我的名字告诉我父亲的姓名和身份，是的，我是父亲在外的私生子。母亲生得很美，父亲初次遇见他，便爱上了她，深深坠入爱河，出于种种原因先离开了我们。父亲临走时特别不舍，告诉母亲要等他，他会来接我们的。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母亲日夜等着他。那么叫做梅瑟皮耶罗的那个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天，我在家门口都在杂草里的蟋蟀，突然听到母亲喊我回家，她说是父亲来了。从这一天开始问题的答案才渐渐明了。
那一年我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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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父亲之后我开始迷上了画画，在盾牌上作画，那是别人拿来请教父亲作画的。一次，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吐着火舌的怪兽，那幅画远看还有真有点吓人。听说后来那人觉得画的太吓人，卖给了艺术中心。
发生了这事以后，父亲便把我送到佛罗伦萨，跟着老师韦罗基奥学习。
在很长的日子里，我都特别感谢我的老师，然古事的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
第一天老师那个解剖爱好者，就让我画鸡蛋，整整一天都在画，就这样画了一天又一天。第五天时看到蛋我都想吐，忍不住先吐了槽：“画蛋还能有什么技巧呢？”结果老师特别认真的回答我：“有扎实的基础基本功，才能画出真正的好画，画蛋是为了锻炼你的手眼，协调提高你的观察能力。”
听完觉得有些道理，又开始不断的画那些蛋，实在忍不住时就边吐边画。
那一年我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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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老是说我可以协助他绘制图案。在他画《基督受洗》时，我在旁边画了个天使，跪在基督身边。老师看着画在那愣了好久，淡淡地说“神态和色调用得不错”，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老师再也不作画了。
老师接下的那堆活，总要有人干，只好我们这些学生们干了。一开始老师在旁指导，一年以后大部分画我自己也能完成了。
一次老师远游，《受胎告知》的要求方催得又急，只好硬着头皮完成了。
画了没几天，吉内薇拉.班琪，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让我帮她画一副肖像。我还没画过肖像，想挑战一下，就答应了。
她来的那一天似乎不很开心，也许想着要结束少女生活了吧，也许对夫家不是很满意，她没有告诉我。只是那天的夕阳很美，透着光，色彩也很赞。
那一年我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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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来拜》草稿完成以后，我觉得我会火啦，在构图和形象上花了不少功夫，脱离了以往只讲故事的法则，想着只要等它传开就行了。
后来因为要去一趟米兰，这画便搁置了，好运的是我认识的托尔。
那一年我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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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米兰宫廷，我才知道其实我已经火了，因为我的一个爱好弹七弦琴。
走在广场上会有不少姑娘对我抛媚眼，也会有人窃窃私语，除了我还单身之外，我还有个挚友托尔，就是那个医生，我们一起工作研究，最主要的是一起解剖各种生物。
因为欣赏我的音乐，圣弗朗切斯教堂认为我的绘画技能也不差，便接受邀请画了《岩间圣母》，后来格雷契修道院负责人很是喜欢，便让我在他们饭厅墙上画一幅有关圣餐的画。那幅画我挺满意，取名为《最后的晚餐》。以后大家都知道我画画也不赖。
那一年我刚好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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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而共同解剖各种生物时，偶尔画画各种截面图，无聊时研究新动力惯性之类的来打发时间。断断续续的完成了“无断连续自动变速箱概念草图”的绘制。
我开始记大量的笔记，左手写字羽毛从左滑向右，感觉很不好，经常会划破纸，而且刚写好的字，被手一擦就糊掉了。干脆就反过来写，写着写着就顺手了，别人要看笔记时，送他一面镜子照着看就行啦。
那年我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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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托尔告诉我从未见过胎儿在子宫中的画，我也想了解一下生育的奇迹，认真观察后画了子宫中的胎儿，画这个时候觉得腹中的阑尾好像也没有人画过，顺道画了一幅。
解剖太多了，画的多了，我突然想造个机器人。画草图的过程中，偶然的一天发现了液体压力和以往想的有点不一样：在连通器内同一液体高度是相同的，不同液体的液面高度不同，液体的高度密度成反比。随手拿了张纸记录了下，大约这是第两千七百多份手稿。
力学对机器人的设计也至关重要，什么力臂啊，杠杠啊，摩擦力之类的研究一段时间后，完成了机器人草图的设计。
那一年我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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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机器人草图后，希望折腾出一个可以飞的东西看你，我成为这段时间最大的消遣给他们像选美一样一一标了号，记录他们的三围体重，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飞行记录。
草图画了几幅有直升机和轻型滑翔翼，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测试我的新宠，它在那一天就领了便当，离我而去。
那年我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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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回到了佛罗伦萨，那个梦想开始的地方。去年一年为了躲避战争，我到处旅游，断断续续地做着一些研究。
我想把研究的一些小成果运用在绘画中，恰好丽莎来找我，像要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画，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我说，“丽莎，也许你拿到画要几年以后了。”丽莎笑笑说，“没关系，就当是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吧。”
丽莎的笑很有意思，微笑中透着几分忧伤，许是忧伤许是恐惧，还有些厌恶，这也是我热衷于画这幅肖像画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急于把那些超薄颜料用于实践。丽莎的画，画画停停，停停画画。另外她不希望我的签名太过直接，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她的眼睛。
其实在画的背景中我送了她一句祝福语，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
那一年我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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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丽莎的空余时间，我没有停止机械力学的研究，想着要是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桥横跨博斯鲁斯海峡该有多好。我希望这一座桥集美貌与实用于一体，尽管它的跨度有些大，造起来难度也有些大，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这个346米的大家伙的设计图。
有点抑制不住兴奋，把草图和想法告诉了巴耶斯特二式。被泼了冷水的我，只好继续奋战在绘画这件事上。
那一年我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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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绘画才是正道。一面给丽莎的画上最后一道色彩，这已经是第四十层了，完美。丽莎来看画时，她的孩子已经会跑了，还能说一些简单的语句，他问妈妈，“那时我真的在你的肚子里吗？”。丽莎还是露出画时的微笑，“是呀，妈妈拿了块毯子，这样你就看不出来了。”
然而丽莎并没有把画取走。
这时我还在为市政府绘制壁画《安吉之战》，忙中偷闲开始画《圣母子与圣安娜圣约翰》。
这一年我发现了有一些隐藏的力量，是一股真实存在的超强力量，像是每一种物体都具有。我想结合一些武器的运用中，又恐惧其威力，那种“东西将从地底下爆起，使人在无声的气息中突然死去”的超强破坏力，就放弃了。
那一年我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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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儿一起工作了30年，在这一年结束了。前前后后大约画了两百幅图，解剖了30具不同性别年龄的尸体，当然还有很多动物的。
这份30年的友谊，让大家怀疑我是个基佬，其实我只是对女人不感兴趣而已。绘画、解剖、音乐每一种带来的快乐都大于女人。
那一年我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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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罗马了，潜心研究各种有意思的小发明。我的胡子很长，经常穿着粉色外套，又偶尔解剖尸体，他们看不懂我的笔记，这里的人都以为我是个恐怖的巫师。对，是“恐怖”的，所以后来我被剥夺了解剖的权利。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染着三种颜色的胡子，蓬松的头发，已然不是当年老师雕塑中青铜大卫的那个俊朗的样子了。
我想要用最为朴素的画法，真实的描述自己，不至于在离去的那一刻，没有一张像样的遗像。
终于有一张素描，我还算满意。
那一年我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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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罗马，定居在法国一个叫做昂布瓦斯的地方。这几年我很少作画，依旧研究各种喜欢的东西，还有件特别繁琐的事情，就是整理笔记和手稿。
按照年份和内容分别归类，两千、三千、五千、一万……居然有一万四千来份，我一手记录一手绘画，两手来抓以提高效率。
那年我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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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的日子有些无聊，却也过得很快，转眼已是初夏，4月份的天气真是好美，我觉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告诉我我已经累了，我想走啦，我还有那三幅画和我一起。
这年我68岁。
爱因斯坦说，如果达芬奇科研成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到50年。
瓦萨里说，他的优雅与优美无与伦比，他的才智之高，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参考书籍《达.芬奇笔记》《达.芬奇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