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 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
一
夸父逐日的故事见于《列子》(列子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人)、《山海经》(具体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至汉)。
《列子·汤问》: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这一记载有几个要点:
一,夸父追的是日影;
二,夸父的行走路线是先向西(逐之於隅谷之际,隅谷为日落之处),然后“赴饮河渭”,再向北(北饮大泽);
三,夸父携带有杖(弃其杖);
四,夸父与邓林有关(邓林即桃树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
《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捋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山海经》里两段记载与《列子》基本相同,故事主干完全一样:
追日景(即日影)于禺谷(日落之处),饮于河渭,然后北饮大泽,弃杖化桃林。
发现没?《列子》和《山海经》其实都说的是夸父追日影,并不是追日。
二
日景(日影)是什么呢?
扯一段《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的故事。
庄贾问穰苴出军之期,苴曰:“期在明日午时,某于军门专候同行,勿过日中也。”言毕别去。至次日午前,穰苴先至军中,唤军吏立木为表,以察日影,因使人催促庄贾。贾年少,素骄贵,恃景公宠幸,看穰苴全不在眼。况且自为监军,只道权尊势敌,缓急自由。是日亲戚宾客,俱设酒饯行,贾留连欢饮,使者连催,坦然不以为意。穰苴候至日影移西,军吏已报未牌,不见庄贾来到,遂吩咐将木表放倒,倾去漏水,竟自登坛誓众,申明约束。号令方完,日已将晡。遥见庄贾高车驷马,徐驱而至,面带酒容,既到军门,乃从容下车,左右拥卫,踱上将台。穰苴端然危坐,并不起身,但问:“监军何故后期?”庄贾拱手而对曰:“今日远行,蒙亲戚故旧携酒饯送,是以迟迟也。”穰苴曰:“夫为将者,受命之日,即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秉枹鼓,犯矢石,则忘其身。今敌国侵凌,边境骚动,吾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三军之众,托吾两人,冀旦夕立功,以救百姓倒悬之急,何暇与亲旧饮酒为乐哉?”庄贾尚含笑对曰:“幸未误行期,元帅不须过责。”穰苴拍案大怒曰:“汝倚仗君宠,怠慢军心,倘临敌如此,岂不误了大事!”即召军政司问曰:“军法期而后至,当得何罪?”军政司曰:“按法当斩!”庄贾闻一“斩”字,才有惧意,便要奔下将台。穰苴喝教手下,将庄贾捆缚,牵出辕门斩首。
齐景公拜穰苴为将,定好午时(11-13点)出兵。穰苴立木为表看日影,也就是在太阳底下树个桩子,然后看桩影变化以定时辰(另外也有计时用的更漏),而监军庄贾却恃宠而骄目中无人,直到申时(15-17点)才姗姗来迟,结果被穰苴按军法处置,斩首示众于辕门之外。
立将令之威,严军法之纪,这个故事与孙武练兵斩吴王爱妃可谓如出一辙。
穰苴立木为表,以察日影,这日影有什么变化?
我们知道,在平地上立一根木头或轻便点的竿子,早晨的太阳斜射,竿的阴影最长;随着太阳升高,竿的阴影逐渐变短;正午时太阳到最高点,竿的阴影最短;再随着太阳降落,竿的阴影又逐渐拉长。阴影长短的这种早晚变化每天如此。
把每天正午那一刻的阴影长短值记录下来(即每天测得的最小值),我们会发现这些阴影也有一个逐渐变长到最大值,然后又逐渐变短到最小值的周期变化。
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而中国在北半球,所以,太阳直射点在南回归线的那一天,我们立的那根竿的阴影长度会是最大值,这一天也就是冬至;阴影长度最小值的那一天,太阳直射点移到了北回归线,这一天也就是夏至。
在两个最大值或最小值之间,就是一年(即回归年,365.2422天),这个一年是由太阳决定的,所以据此而作的历法就称为太阳历,简称阳历。
三
通过一根简单的竿子,就可以测算出一年的长度,可以确定夏至和冬至,不仅如此,在指南针发明以前,东西南北的方位也可以用这根竿子测出来。
《周髀算经》载:
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晷,即日影。在日出和日落时分别标记出阴影的顶点,这两个顶点连成线,就是东西方向,线的中点再与立的竿子连起来(即垂直),就是南北方向。
不过,这种方法理论上正确,但显然是很粗糙的,一则日出日落的具体时间很难精确,二则竿子的阴影尤其是顶端边缘部分并不会边界分明很清晰。
《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有另一种方法:
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
图中ABC代表三根竿。
日出时,先在东边立一根竿为A,距A十步远的位置为B竿,具体位置要让B竿的阴影与A竿的阴影重合,也就是AB和太阳处于一条直线上。
定位操作可以A为圆心,半径为十步,画圆,在圆周上移动B竿使其阴影与A竿的阴影重合(图示未标出)。
日落时,再取C竿,距B竿也十步远,仍要让BC两竿的阴影重合,使其与太阳处于一条直线上。
定位操作同上,但以B竿为圆心(如图所示)。
现在,AC两竿的连线中点与B竿所在直线就是正东正西。
这种方法解决了《周髀算经》中竿影顶部模糊的问题,但同样地,日出与日落的准确时间并不容易确定。
立竿测影的工具初期肯定很简单,一根竹竿足矣(还得有尺),后来逐渐发展出专用的工具,称为圭表。
圭表将立竿和测量阴影长度的尺相结合,直立部分是表,下面部分是圭(又称量天尺)。
由此可见,立竿测影的方法可以测定方位、回归年长度以及确定节气,如《宋史·律历志》所说:观天地阴阳之体,以正位辨方、定时考闰,莫近乎圭表。
古人立竿测影的竿一般高度为八尺,元代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建了座观星台,算是超大版的圭表,高40尺,地面的圭尺则长达128尺。
郭守敬的观星台不仅巨大,他还利用小孔成像的原理发明了景符,使得阴影的顶部边缘变得更加清晰,极大地提高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测定一年长度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的365.2422天仅相差25.92秒,可谓相当精确。
当然了,制定历法并不能只靠一座观星台。
公元1276年至1280年,郭守敬与许衡、王恂等人,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一万一千余里的区域内,建立了二十七所观测站进行实地观测(即四海测验),历时四年才得以完成《授时历》。
《元史·郭守敬传》载:设监侯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
东至高丽,在朝鲜开城;南逾朱崖,到了海南以南的黄岩岛及附近诸岛;北尽铁勒,在俄罗斯贝加尔河西部叶尼塞河上游安加拉河一带。
只有东南西北多处观测,才能让得到的数据更加精确。
四
由此可见,夸父逐日的故事,其实就是夸父分赴各地以竿测影的上古历史,其目的自然是制定历法。
夸父,不就是上古时期负责星象观测制定历法的天文学家吗?
事实上,《列子》和《山海经》都明确说的是夸父“追日影”、“追日景”,奈何偏偏要被说成是逐日呢?
夸父弃其杖而化邓林,杖,自然就是用来测日影的竿子;邓林(桃树林)则说明,夸父所在的地区有大片桃树(《列子》载“邓林弥广数千里”),或者他死后葬于桃林。
1973年开始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桃核,距今六七千年。另外,河南郑州二里岗、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商代遗址,也有大量桃核。
PS:河姆渡遗址叠压有四个文化层 ,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3000年。其中第一文化层公元前3000年,第二文化层公元前3600年,第三文化层公元前4000年,第四文化层公元前5000年。
考古发现可证明,桃树起源于中国,印度、欧洲、美洲等地区的桃树都是逐渐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桃树在中国境内分布十分广泛,品种也极多,从四月起,可以说是月月有鲜桃。江西“四月白”、安徽“四月红”,西南“五月一点鲜”,浙江、辽宁“六月团”,七月“初笑美”,南京“八月寿”,山东、山西“九月菊”,十月冬桃古称“旄”(《尔雅》),燕赵雪花飞来“大雪桃”。
夸父与桃树相关,这个结论问题不大,但显然,很难定位。
五
夸父所在的谱系如何呢?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山海经·海内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山海经·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岛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故祀以为社。
《路史·炎帝纪》: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岛,是以社祀。生及信,信生夸父,夸父以驶,臣丹朱。
《左传·昭公廿九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夸父应为共工之后裔,关于共工的身世就很复杂了。
在不同史籍的记载中,共工与女娲、神农、颛顼、帝喾、祝融等都发生过争战,最有名故事就是“共工怒触不周山”。
《路史·太昊纪》(南宋罗泌):太昊氏(伏羲)衰,共工为始作乱,振滔洪水,以祸天下:隳天纲、绝地纪、覆中冀。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与共工氏较。灭共工氏,而迁之。然后四极正,冀州宁,地平天成,万民复生。娲氏乃立,号曰女皇氏。
《琱玉集·壮力篇》(唐佚名):共工,神农时诸侯也,而与神农争定天下。共工大怒,以头触不周山。
《淮南子·天文训》(西汉刘安):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
《淮南子·原道》: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一般指帝喾)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把。
《三皇本纪》(唐司马贞):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
以上除与女娲相争未明言不周山,其余几例都有触不周山之说。
此外,共工还出现在尧、舜、禹等不同时期。
《尚书·尧典》:(尧)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像恭滔天。”
《史记·五帝本纪》: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彊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路史·疏仡纪》:初,尧在位七十载矣,见丹朱之不肖……乃放朱于丹,而卒禅舜……崇非之,曰:“不祥哉!谁以天下予人哉?”帝乃殛之羽山;共工又讪,乃流之幽州。必以禅舜,而天下莫有非者。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载,尧崩。
《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
PS:按《史记》、《路史》所载,流放共工的应为尧,舜是建议。另外,舜流共工的记载也见于《尚书·舜典》,莫衷一是。
《荀子·成相篇》:禹有功,抑下鸿,为民除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从以上记载来看,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版本极多,与其争战的对手中,女娲为伏羲一系,神农为炎帝,颛顼、帝喾为黄帝之后,那么,这些错位的故事也许透露的信息是,共工与伏羲女娲及炎帝、黄帝等都不是一系,直到尧舜禹时代,共工一族才融入中原的大联盟。
从各种记载各种版本中可以看到,共工始终与水关系密切,在后世的神话体系中,共工被尊为水神。
所以,共工一系应当是长于水利工程,尧舜时期融入中原后也负责过治水,但并不为尧舜所信任,到后来大禹治水,共工就彻底地被取代了。
由此推测,共工氏在兴修水利的祖业被不断剥夺并受到打压甚至被流放的过程中,作为共工后裔,夸父很可能被委派去跋山涉水地观星测日,就像后世的官员被贬黜到偏远地区一样,这就是一种惩罚。
如此说来,夸父逐日的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帝尧时期。
六
在欢兜向帝尧推荐共工时,尧说“静言庸违,象恭滔天”,他认为共工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看起来恭顺臣服,实际上包藏祸心,这是极度的不信任。
就在这同一时期,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别让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前往东南西北观象制历,于是,共工氏的一支就被指派去看星星看月亮以及看太阳了。
这时候,共工仍是共工,还没有夸父之名。
解放前被盗掘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载:
共攻夸步十日,四寺□□神则闰四□,母思百神风雨晨祎乱乍。
□为阙文。共攻即共工,四寺或为四时,母思即毋使。
前文我们分析过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的故事,发现上古时期使用过十日太阳历,十日即一年十个月的意思。
所以,楚帛书这段话,大意就是说,共工氏推算十日太阳历,结合实际观测情况,发明了置闰法,使历法更加符合四时变化,“百神风雨晨祎”都能与历法相合,不再发生偏离。
从治水到制历,共工氏都卓有成效,他在十日太阳历(此时已由最初的360天修正为365天)基础上增补一天,设闰年为366天。
当然了,这功劳得记在羲和头上,(尧)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
再后来,参与观象制历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这个共工就被说成夸父了,也许夸父之名,就来自夸步十日置闰366天这一创举。
置闰成366天,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测算回归年的长度。3000多年后的元代,郭守敬仍在使用圭表测算并将其精确到与现代无异,而那时的共工,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夸父,他所使用的只是圭表的前身,一杖一竿,立竿测影。
七
最后,尧时的立竿测影是啥样的竿呢?
从1978年开始,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逐步发掘,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陶寺遗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有规模空前的城址及宫殿,有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这里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尚未定论)。
2002年秋,在襄汾陶寺古观象台附近中期城址的王墓IIM22中出土了一根木杆,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木杆东侧壁龛内还发现了玉琮、玉戚。上世纪80年代,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过一根木杆。
经过对该漆杆进行复原,并进行计算与模拟观测,得出漆杆上的粉色环带所对应的日期与陶寺观象台日出狭缝所对应的日期基本一致。根据计算推测出残损的漆杆全长应为173厘米左右,通过翻杆进行测量,是当时测影所用的圭尺。(《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中国科学院,黎耕、孙小淳)
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们在陶寺古观象台,用出土的漆杆等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玉琮、玉戚作为游标、景符、垂悬附件),将漆杆的每一段色带从NO.1—NO.44编号,经测算后发现,漆杆的不同刻度可用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影长判断,而NO.11的刻度为1.6尺,与《周髀算经》“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记载吻合。
那么,夸父逐日影,那用来立竿测影的杖,化作邓林的杖,莫不就是陶寺遗址这根漆杆的模样吗?
八
事实上,夸父并不孤单,就在《山海经》里,还有一个竖亥和他做着类似的事情。
《山海经·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竖亥做的是丈量东西极的距离,和夸父奔走四方测日作历一样,都有餐风饮露的艰辛,也都是古人对身边这个世界所做的探索。
我们还应该看到,自古以来,立竿测影都是历法制定中重要的技术手段,从上古时期直到元明清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一代又一代的观象测日作历授时的这些先人,夸父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不能见容于当政者,但其重要功绩还是被后人衍化成神话的方式代代相传。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所有的功名与猜忌都已成土,埋骨桃林的夸父,不必再追逐日影,月光下,桃花香,凌空蹈虚,俯仰人间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