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 29日，雏鹰农牧发布了份公告，称将会以1.35亿元投资沙县小吃集团旗下的2家子公司。
这样一来，与“兰州拉面”、“黄焖鸡米饭”并称中国餐饮三大扛把子的“沙县小吃”，可能很快要被收编了。
这件事背后的推手之一，则是有着“中国养猪第一股”的雏鹰农牧。
雏鹰农牧发布公告内容具体是这样的：旗下控股子公司微客得（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微客得科技）拟与沙县小吃集团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下称沙县旅游）及其他各方共同投资设立沙县小吃传媒旅游文化有限公司（下称沙县传媒）开展广告服务、旅游文化传播及其他等业务。该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1亿元，其中微客得科技拟以自有资金出资4500万元，持股比例为45%；沙县小吃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沙县小吃集团）出资4800万元，持股48%。
同时，雏鹰农牧以自有资金不少于9000万元，通过增资的方式认缴沙县小吃餐饮连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沙县投资）45%的股权。后者负责运营沙县小吃产业园和沙县小吃供应链服务项目，沙县小吃集团出资1.02亿元，持有沙县投资51%股权。
下面唐人街就来八一八翻了沙县小吃牌子的雏鹰农牧的底。
网络上给出的信息是这样的：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证券代码：002477
公司名称：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家畜、家禽养殖与销售。
唐人街根据可查询信息来看，雏鹰农牧之所以能从一家传统老企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跟其开创的“雏鹰模式”密不可分。
“雏鹰模式”主要内容是农户和企业合作养殖，而这种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并不是独创，这种“养殖生产分阶段、流程化、并进行分散布局和统一管理。论好处，无非是这种模式可以让企业和农户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在“雏鹰模式”中公司的合作农户，大部分是40到50岁的农村夫妇，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外出机会少，但散养经验丰富。在不同阶段通过不同的核算方式与这些散养农户合作，农户在养殖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原材料与其收入挂钩。
同时，“雏鹰模式”采取在自己场里封闭让农户养殖和挂账处理，实行养殖场区封闭，使得生禽运不出去也拉不进来，成功避免了当禽肉价格高于协议价，养殖农户的违约行为。
再讲雏鹰农牧唐人街就要跑题了，下面再来说说沙县小吃吧。
其实讲到沙县小吃，很多人都不陌生。
但是很多人往往对沙县小吃已成规模的背景知之甚少。
沙县小吃集团是福建省国有独资企业，负责规划和管理沙县小吃产业发展；经营和管理沙县小吃文化城国有资产；投资沙县小吃文化旅游资源。
沙县旅游是沙县小吃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沙县小吃集团目前正在推进沙县小吃产业转型升级，整合沙县小吃经营店。
餐饮行业是一个让行外人眼红嘴馋，却让行内人感觉五味杂陈的行当，尤其是中国传统餐饮。好像任何一家发展不错的传统餐饮，都离不开一个传奇的故事。沙县小吃也不例外。
【危机后现生机，民间融资崩盘，沙县人出逃，小吃却火了】
1992年8月，沙县经历了一场由“标会”崩盘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其中又以夏茂镇“倒会”最严重，官方统计，“倒会”风潮中，该镇有1000多人背着铺盖外出躲债，300里外的福州成为多数躲债人的去处，而经营小吃店成为这些人活命的首选，于是有了最早的沙县小吃，而夏茂镇成为沙县小吃的发源地。
1992年2月的一天，邓世奇决定跑路。
他买了两张去厦门的火车票，带着老婆和五千块钱。他当过兵，很熟练地打了两个军包，里面有被褥衣服，还有鸳鸯锅、木槌，这些是做沙县小吃的必需品。
三个孩子留给了岳父，最大的已经12岁了。岳父每个月有28斤粮食和60块钱的工资。
他们不知道出去能怎样，“十几万的债，预计到孙子辈才能还清。只能跑。”
家里的日子本来过得很好。邓世奇在县城影楼搞摄影，每个月工资300块，当时算是高薪。老婆在县城开着两家店，卖鞋子和毛线。一个月下来，家里能收入一两千块。
几年来，他们都把这些收入放进标会，还能收到不少的利息。
标会，是沙县当地的传统，有几百年的历史。最开始是“互助会”，哪家办红白事，几十个人投点钱互相帮助，收回钱的时候获得一些利息。后来“互助会”发展为专门的“标会”，成为一种民间融资形式。
标会比从银行借款更快捷，“叫标”(融资)的人能迅速融来一大把钱，按月还钱压力不大，参与标会的，也能快捷地以钱生钱。邓世奇小时候，村里标会的金额是一股五块钱。后来逐渐涨到几十块。等到1989年他第一次入会，一股最高涨到300元。
标会盛行与沙县的交通位置不无关系。横穿县城的沙溪河直通到福州，连接闽西北各地。早些时候，陆路交通还不方便时，周边的县市买盐巴必到沙县。因为，只有这里的沙溪河通到沿海福州，运来盐巴。所以，当地就有“搞贸易”的传统。“一个麻袋，一杆秤”就开始走街串巷。做生意没本钱，就靠标会来融资。
1990年，县城搞“旧城改造”，邓世奇的老房子换来了一块地皮。他又多加入了几个标会，希望收到更多利息，在县城盖个房子。投入标会的钱，有很多是他向亲戚朋友借的。
1991年底，邓世奇第一次“叫标”，从一个“天天会”里融资来了一万多块钱，准备扩大经营。钱刚到手，就被会长要走了九千。第二天，这个会长跑了。
“呆住了，束手无策。”邓世奇说。
没过多少天，邓世奇参加的其他29个标会都出问题了：会长跑掉，投进去的钱要不回来，借别人的钱还不上。邓世奇投在标会里的钱有十五六万，外面欠着亲戚朋友十一二万。这一年，沙县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崩会”。
崩会的原因与沙县的另一个传统有关，赌博。邓世奇说，“沙县是赌城。”
几百年来，标会和赌博原各不相干，但从1990年，一些赌徒开始进入标会，标会的性质开始改变。标来的钱，不再用于应急或做生意，而是被赌徒整麻袋整麻袋拿去赌博。赌输了，老传统“月月标”，发展成了“天天标”。直到资金彻底断了。1991年，沙县八大会头纷纷出逃。标会，瞬间崩溃。
春节前，邓世奇把两家店盘出去，得到3万多块钱，还了一些必须要还的债，剩下5千块。接下来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跑”。
和邓世奇一样背上巨债的还有一大批人，沙县夏茂镇在一年前就开始崩会了，1990年就有人陆续跑了。
跑出去干什么?
邓世奇只是听说，“1990年刚跑出去的人，有的在做小吃”。
也许这是一根稻草，能救命的。
8个小时火车，邓世奇到了厦门。
第一家店找得不顺利，赔上押金，带出来的钱也没了。房东把房子转租给别人的那天，夫妻俩蹲在店门口，抱头痛哭。
“我们都想去跳海了。”邓世奇喝下一盅功夫茶，他们只能摆地摊。设备很简单：两个炉子，撑起一块塑料布。
地摊不顺利，不怎么赚钱。两个月后，邓世奇找到了一家店。夫妻俩连夜没睡，找人凑钱，一个厦门的朋友拿出一万元给他，他不敢要，只要了九千，七千五百块交了房租。
店拿下来了。开张第一天，营业额388元，邓世奇乐蒙了。他和妻子原本指望每天能卖到50多元就好了。
他的小吃店只做三种食品，拌面、扁肉和茶叶蛋。拌面、扁肉都是一块钱一碗，每天卖出四五百碗。
邓世奇和其他“逃标”者是沙县小吃的第一批创业者。
很快，另一批沙县人也走出了家乡。
1992年底，在沙县农村种地的张绍椿刚满20岁，他种一年地收入五千元，整天喊着“累死了!”
有一天，听说很多人在外地做小吃赚到了钱，他从半山坡一骨碌跑回家，对父母说，“不种地了，干小吃去。”
他也到了厦门。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两点睡觉，晚上一数钱，“400多块!”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也不喊累了。1995年，邓世奇还上了所有债务，张绍椿回县城盖起了房子。到1996年，邓世奇和张绍椿这样的沙县人，出去了一万多。
1996年，张绍椿的舅舅黄乐兴跑到厦门，要跟外甥学习开店。黄乐兴是更独特的沙县小吃经营者，他本是个公务员。
这一年，政府已经开始看到了沙县小吃的大趋势，下发了一个政策：鼓励各个乡镇至少有一名科级政府任职人员停薪留职，出去做小吃，带动各乡镇农民出去致富。
批准这个政策的人是沙县当时的县委书记刘道崎。他不是沙县人，上任不久，他到乡下调研，听着叮叮当当砸铁的声音，上前去问才知道这是在制作“鸳鸯锅”，沙县小吃的特色工具。一条街下去，声音不绝，生意好得很。也就在这一年，政府也开始筹备成立沙县小吃行业工会。
第一任会长是乐相森。当时，他还兼任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乐相森是土生土长的沙县人，在当地被称为“乐大师”，因为他通晓沙县的角角落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和烹饪大师。66岁的他，声音洪亮，每天看三小时的书，雷打不动。到哪也都随手带着一个纸袋子，白底绿字印着“沙县小吃培训指导”。从1997年开始，他接到的县里任务是：每年免费培训一千到一千五百名沙县人学做小吃。
1998年3月8日开始到2007年，这个任务全部完成，总共培训了一万六千多人。
每逢县镇赶集的时间，村民代表们都到镇上，乐相森就开始给他们讲。
“想不想赚钱呢?种田不赚钱，想赚钱就去做小吃。”
前面有榜样的吸引，后面有政府助推。在其后的十年里，出去的人成群结队，是名副其实的“小吃大军”。
现任沙县小吃办主任郑兴景说，出去做小吃的，1996年有一万多，1999年两万多，2002年达到三万多。现在已经突破了五万。
“沙县小吃最先到了福州、厦门。2001年在珠三角地区形成规模，2003年在长三角地区形成规模，2007年我们在北京搞了推介会。现在新加波、香港都有。”
昔日“逃标”者的救命稻草，成了个大事业。
以前的沙县，很破旧，平房，黑瓦、木头墙。
在沙县最繁华的李钢路上，保留着一个年代最久远的建筑——“文昌庙”，解放前是粮仓。除此之外，沙县已经不见老建筑。乐相森对此有意见，“沙县想申请历史名城，也没有依据了。”
的确，沙县有着1600年的历史。它的小吃能够南北通吃，也跟这段历史有关系。
1600年前，唐末，一个叫邓光步的将军带着十几个官兵来到这里，驻扎设县。邓光步是河南信阳固始人。沙县人也因此认为自己祖上是中原人。
后来，邓光步的两个儿子继续往南走，到了如今的闽粤地区，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沙县也被认为是中原邓氏南下入闽的第一站。在沙县，至今有很多客家人，说客家话。不说客家话的人，也承认自己是中原人。整个沙县人也和客家人一样的传统：注重过节，注重礼仪，能吃苦。
沙县小吃也有明显的中原印证。
“北方的馄饨，到了沙县就叫扁肉。原料是一样的，面皮包肉馅。不一样的是，早些时候，沙县人用木槌把肉锤成黏糊糊的肉酱，北方是用刀剁，面皮更薄。工艺不同。”
“芋饺，就是用芋头磨成粉包肉馅，很像北方的饺子，只是，我们这里不产小麦，就用芋头。”
“拌面，就是面条，不一样的是拌料。”
沙县人和北方人一样爱喝酒，能喝酒。和沙县人一起吃饭，酒风剽悍。
邓世奇酒桌上最常说的话是，“喝完你再死!不死你就喝!”
沙县人口24万，和周边的县市相比，不算多，但是每年的酒是销售最多的。方圆几十里，大家都知道，沙县是酒城。
“我们也是中原人。”说完，乐相森补了一句，“沙县人鬼头鬼脑。”在沙溪河大坝上，用植被拼写出，“实说实干，敢拼敢上”，这是沙县的精神信条。
有人说，客家人是东方的犹太人。在沙县，有着：“夏茂人是沙县的犹太人”。夏茂是沙县的一个镇，有很多地道的客家人。“崩会”最早出现在夏茂;出去做小吃，最早也在夏茂。
邓世奇的儿子没上过大学，但儿子找到了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婆。邓世奇说：“小鬼聪明就去读书，不聪明就做小吃喽，我不强迫他考大学。”
这也是当地人对教育的一个观念，有小吃托底，并不需要削尖脑袋挤那根高考的独木桥。
乐相森说，很多沙县出来的大学生也在做小吃。特别在早期，很多老师辞职做小吃了。
小吃不仅让沙县崩盘的危机得到了化解，还形成了当地的特色。一大批沙县人靠着小吃的手艺买上了房和车，过上了富足日子。
【沙县小吃的宏伟目标——上市】
就在沙县小吃在福建逐渐打响名声并成规模后，官方的“小吃办”形成了。但1999-2000年间在沙县小吃福建省内市场意外显出颓势，营业额下滑幅度达到20%-30%。官方立即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沙县小吃的问题所在。
夏茂镇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在《致夏茂小吃业主的一封信》中指出，沙县小吃的弊端在于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小吃店规模偏小、档次偏低，经不起麦当劳、肯德基“舒适的经营环境与食品卫生、高雅品味”的有力竞争。
然而这个看上去符合经典管理教程的结论被市场无情嘲弄，十多年后，沙县小吃的店面、卫生、服务未见改观，其规模却蓬勃壮大，拓展到了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即使不算未向沙县同业公会登记的山寨店，店面数目和营业额也翻了数番。
早在10年前便提出了上市的愿景，如今10年过去了，路途仍旧艰难遥远。
有了上市梦的沙县小吃，先后与正大集团、中粮集团等餐饮原辅料巨头开展战略合作，打造沙县小吃产品全产业链。
目前，沙县小吃在全国成立了18家子公司，发展了120多家加盟连锁店。
发展加盟店的路径便是将传统的个人作坊重新装修，餐具、服装、设备由沙县小吃集团免费提供或统一采购，菜品也由沙县小吃集团当地子公司统一配送食材。未来沙县小吃集团力争用3年时间打造3万家小吃终端店，做好沙县小吃连锁、小吃传媒、中央厨房、小吃银行四大文章，实现营业收入300亿元。
而目前在中国最大的连锁快餐为肯德基，去年和必胜客、东方既白等加起来的营收也不过69亿美元，但这一步，肯德基用了近30年的时间。
相比起来，沙县小吃的这个目标，有点宏大。
唐人街认为，传统沙县小吃以个体为主，进入门槛低，技术和资金要求不高。整合沙县小吃更可能是政府单方面的意愿，作为市场主体的店主们靠着自主经营，已经能够实现富足生活的小小目标了，上市梦能圆与否且不说，更别提到牵涉股权、财务、供应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受政府的管制约束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者们会不会买单配合都还很难说，而因为沙县小吃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在发展方面也不可避免受到体制制约。
当然了，除了上述自身原因，“沙县小吃”需要面对的强劲对手也不少，除了“兰州拉面”、“黄焖鸡米饭”，同样来自福建的“千里香馄饨”等各地中餐也在大街小巷异军突起，想上市？可能还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