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情不堪看，再回首心如飘絮——《花桥荣记》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

寥寥四个数字，八个汉字，于我而言，只是一段中国胜利的历史，但在白先勇《台北人》中，我才得以一名中国同胞的身份，感受到几十甚至几百万背井离乡的那一代中国人的艰难生存，凄凉困苦。

其中《花桥荣记》以一种清新温和的笔调，客观平和而不带煽情的视角，描绘了广西桂林“花桥荣记”米粉店老板娘及她身边的广西老乡，作为“外省人”在台湾的生活影像。

在这批经常在老板娘的店里包饭的广西老乡中，卢先生无疑是着墨最重的一笔，读者所感受的深深的悲剧则是通过对比展现。按老板娘的说法，卢先生“一径斯斯文文的”，“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原该”二字可以见得卢先生的样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称得上体面整洁。但到了后期，卢先生“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这副不伦不类的俗气模样实在令人心痛，前文说道“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可以推测过早花白的头发是卢先生对过往的痛苦和希冀，他将头发染黑，将皱纹掩饰起来，是对幻想打碎后，对青春对现实的一点苦苦的挽回。

卢先生从前家境优越，“有涵养”，“性情温驯”，连刁钻刻薄的房东顾太太都对他“百般卫护”。卢先生在文中一共有六次笑容，第一次是对添饭端菜的老板娘“欠身笑着说一声：不该你，老板娘”；第二次是为读者介绍卢先生“笑起来”的皱纹使得他“看着很老”；第三次是“笑着答道”老板娘；第四次是听着老板娘对《薛平贵回窑》的感慨时，“笑了一笑，没有做声”；第五次则是谈及罗小姐时“笑了一下”；最后是得知罗小姐消息后“抿笑抿笑的”。卢先生待人有礼，时常带着微微的笑容，但这笑容中却也带着苦涩，听及《薛平贵回窑》的不做声，可见卢先生心中是有百般滋味，但他却选择默默忍受生活，一笑而过，只有谈及罗小姐时，我们才可以看到卢先生放下生活压迫的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

卢先生性情大变最直接显现在两次对待小孩的态度，由先前的像公鸡护崽般的耐心照顾着调皮的小学生，到自称老子，去打骂一个幼小的小毛丫头，拼命喊道：“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卢先生的暴怒是对过去生活所忍受的一切的委屈和宣泄，对梦想幻灭的难以接受，试问一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被人硬生生打碎后，要他如何像往常一般生活呢？

罗小姐便是卢先生到达台湾的唯一精神支撑，正是有着这个信念，卢先生可以“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不像其他落了难的满腹牢骚；可以过着单调凄清的如同修道士一般的生活，卢先生补习养鸡，攒了十五年的十根金条，一个出身富贵的大男人，居然会想着养鸡赚钱，养鸡的那一点点赚头，相信大部分人都很难坚持下去，但卢先生却做到了，这是多么令人心疼、可怜的耐心和毅力，只因他心中有罗小姐。于是在被表哥骗去辛苦积攒的十五年的积蓄后，他的精神世界也一同被骗离了，他和低俗泼辣的洗衣婆阿春一起生活，从洁身自好的心灵之爱堕入污浊的肉欲之中去，空虚寂寞的灵魂无处归附，无以依托，只能通过低俗放纵来试图拯救自己，却一步步走向地狱。

卢先生的悲剧是明了可见的，但《花桥荣记》中隐藏着另一位主人公的悲剧，那就是题目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文中以老板娘为叙述者，读者见老板娘所见，知老板娘所知，她似乎是隐藏在帘幕之后的旁白，但实则参与其中；老板娘也似乎很是适应与大陆截然不同的生活，风风火火的开着米粉店，为先生的侄女儿相亲，和顾太太聊别人的八卦，就像所有普通的女人家一样，但我们仍能从叙事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老板娘乐对生活下的酸楚。

老板娘不像卢先生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因此她可以将对往事的眷念放在内心深处，活在当下，因为看清现实，也就没那么容易被现实打垮，但我们仍可以看到老板娘对往事的追忆，对昔人的爱恋。首先是表现在对故乡桂林及身为桂林人的的自豪骄傲中，桂林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就连广西其他地区的人都“哪里拼的上我们桂林人”，更不要说多灾多难的台湾了；对于卢先生的赞赏用一句“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是桂林人）”。其次是对自家辉煌过往的记忆，开篇第一句就是“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婚后身份高贵，“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自然老板娘对自己的样貌和能力也很自信，小时候被阔太太说“长的俏”，“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对于自己的米粉“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老板娘夸耀的不仅仅是内心的那份骄傲自豪，更是由对当下生活的不如意，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想念那段家人团圆，生活美满的逝去的时光。

卢先生有罗小姐，老板娘也有其挚爱的先生，魂牵梦萦的爱是老板娘悲剧的另一重原因。老板娘“常常梦见我先生”，听罢《薛平贵回窑》后梦见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老板娘从未提及她与先生的感情，但从这梦中，可以感受到老板娘深深爱着先生，甚至于为先生的侄女儿秀华操心，但如此深爱的人却就此下落不明，甚至早已阴阳两隔。

老板娘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卢先生”，她也一直在等待着她的丈夫。她在劝解秀华说“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说是这般，但老板娘还是没有另嫁他人，放不下她的先生，总企盼着有团圆的一日。听卢先生唱到十八年老了王宝钏仍然觉得“有点刺心”，这何尝不是一个隐喻呢？老板娘也如王宝钏般在台北这个“苦窑”中苦守丈夫，只是她不是王宝钏，终究没能等到她的薛平贵。

卢先生的死去和老板娘的活着，皆是逃离大陆的“外省人”在台湾的悲剧，在战火纷乱中，他们或许是带着懵懵懂懂的心态暂时躲避台湾，却不曾想，此一去就是经年，从此往事如前尘，就像最后的那幅照片，穿着学生装的卢先生和罗小姐还在甜甜的笑着，如今却已不堪细说，一个时代，两种悲剧，一同梦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