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湖北荆州人，字叔大，明朝第一政治家，也是明朝唯一在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辅助幼主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立国200余年，历经12位皇帝的大明王朝由于皇权昏愦，吏治腐败，导致财政空虚，武备松弛，江河失修，匪患猖獗，尽管隆庆皇帝在以高拱为首的内阁在和蒙古民族开展互市贸易、开放海禁等重要国政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决策，但因为沉迷媚药而致盛年患病，在执政的六年时间内，未能力挽在正德、嘉靖两帝60多年以来的形成的颓势，朝中有致于国家社稷、百姓福祉的官员，不得不在权力斗争和倾轧中疲于奔命。
隆庆在位的六年期间，国家财政连年赤字，国库空虚，虽然隆庆帝本人体恤民情，生活作风节俭，但是也难以应对于财政入不敷出。隆庆元年到隆庆五年的朝廷财政收入大致如下：
时间 岁入银（两）岁出银 亏空银（两）
隆庆元年2014200 5530000 -3515800
隆庆二年2300000 4400000 -2100000
隆庆三年2300000 3790000 -1490000
隆庆四年2300000 3800000 -1500000
隆庆五年3100000 3200000 -100000
隆庆六年，皇帝因一场中风于次日驾崩，临终委托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太监冯保为顾命大臣辅助幼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冯保陪伴小皇帝长大的大伴，深得皇帝生母李太后和小皇帝的信任，张居正联合冯保以高拱“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为名，将老臣高拱除名内阁，此后张居正成为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
由于皇帝年幼（才十岁），无法亲政，整个政府机构的运转几乎全部掌握在首辅张居正一人手中，再加上张居正和内廷掌印太监冯保结成的政治同盟，可以说，张居正是整个明朝历史中位极人臣、权力最接近皇帝的最典型代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万历皇帝因与宦官张鲸夜游时行为不检点（嫖宿宫女），遭李太后训斥后，张居正为皇帝写罪己诏并昭告天下，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这也为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的埋下了祸根。
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年仅25岁（23岁中进士）的张居正就曾写下了《论时政疏》，十分深刻的指出了当时朝政存在的五大顽疾，即宗室肆意横行，官吏平庸无能，办事因循拖沓，边防不被重视，财政入不敷出，并提出要祛除这些积久成疾的弊病，必须由皇帝亲理国政，广纳良言，上下同欲。这说明年轻的张居正在青年时期对于朝廷存在的隐患就有深刻的担忧，对于改革的想法有过初步的构思，但是由于当时的嘉靖皇帝笃信道教，深出简居，一心求道成仙，幻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朝中大权掌握在奸臣严嵩父子手中，张居正的抱负无处施展，加之社会经验和政治资源的的欠缺，也无力承担改革的重任。嘉靖45年，世宗去世，穆宗（隆庆）继承大统，张居正在恩师徐阶的引荐下进入内阁（42岁），隆庆二年，张居正写下《陈六事疏》，提出六条具体的改革措施：1、省议论(少说废话，多办实事)；2、振纲纪（整顿超纲，严明纪律）；3、重召令（有法必依，违法必究）；4、核名实（选拔人才，赏罚严明）；5、固邦本（体恤百姓，改善民生）；6、饬武备（训练军队，重视边防）。这些举措针砭时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隆庆皇帝昏庸软弱，内阁大臣因循守旧，所以张居正的进言仍旧是一纸空文，改革也未能得到实施。
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一批伟大的人物。至公元一千五百七十二年六月出任内阁首辅到公元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六月因病去世，在3000多个日夜里，张居正在这个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拥有6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方土地上进行了一场至上而下、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从改革那天起，张居正这个代行皇权的强悍人物就注定要面对无数的艰难险阻，而他的丰功伟绩也注定要彪炳史册，为万世敬仰。
那么，张居正的改革主要在哪些方面呢？重点在哪些地方呢？
尽管张居正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但是，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在于经济制度，在全国逐步贯彻实施了“一条鞭法”。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凸显，明代的徭役制度对于掌握少数土地的农民阶层是很不平等的，因为占据大量土地的豪门地主和缺田少地的农民一样都是按照人丁的多少摊派，由于明朝对于皇亲国戚和开国以来的有功大臣经常以赏赐田地的方式毫不吝啬地嘉奖，所以立国200余年后，加上豪强不断的兼并土地，导致普通百姓的耕地面积很少，实际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土地不断锐减，明初时，全国的耕地面积约为八亿五千万亩，到正德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不到五亿亩，下降了接近一半。国家税收严重锐减，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居正冲破贵族豪强的阻挠和反对，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清理丈量，并查出二亿余亩隐瞒的土地，在清理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原先按照人丁摊派赋税徭役的办法改为按田核算，并按照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这一举措保护了少田者和无田者的根本利益，而且以货币的方式征税，消除了改革之前实物征税过程中贪官污吏对于底层群众的盘剥，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扭转了嘉靖中期以来政府财政颓势，张居正执掌朝政的十年是明朝最称富庶的时期，形成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去世时，国库存银已有3300多万两，即使是清朝乾隆最鼎盛的时期国力也才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2/3。以货币代替实物，之前国家与百姓之间以土地建立的联系被货币代替，使得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经济政策在风调雨顺的时候的确大大减轻了普通人民的赋税，但是，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时候，农民因为无力支付赋税而不得不变卖土地给士绅富豪，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演变成了流民，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明政府在财政不支情况下裁撤了陕西部分驿站的基层公务员，在裁员的大潮中有一位年轻的后生最终也沦落成流民，在万般无奈下他举起了义旗，结束明朝的将近300年的统治，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闯王李自成。
在政治上，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考成法就是考察官吏政绩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在各衙门设置三本簿籍，第一本用来登记本衙门内所有来往公文和办理的公务，作为衙门的底册，然后将上级无需考察的项目剔除，再编辑两本同样的簿籍，一本交予六部相应的六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以备阁臣随时考察六科和六部的事务。京官六年一考，地方官两年一考，“考成法”实现了由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的考成体系的构架，其体系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六科监察六部，用品级低的官员监督高官，甚至弹劾高官，这本是明代的传统，绝非形式，值得后世学习。实际上，目前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实行的KPI管理，也是将公司的经营战略一步一步的逐级分解，把企业的战略通过细化的流程落实到最基础的业务中去，并且定期的考核，实际上也有考成法的缩影在里面。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重用骁勇善战的儒将戚继光和李成梁，戚继光总兵蓟州，张居正给了他们在前线极大的自主权和高官厚爵，李成梁一生大小30余战，绝大多数都是教科书式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极大的瓦解和分化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于中国北部边境的侵犯，戚继光早年在东部沿海和俞大猷一起抗击倭寇，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张居正改革期间，总兵蓟州，和李成梁一起大大打击了蒙古部落的实力，为国内的改革创造了和平的环境，此外，戚继光还不断修筑北边已经破败的长城，对于抵抗外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化方面，张居正大力推行程朱理学而大力打击“心学”的传播，打击当时反对自己的“心”学大师何心隐，间接的造成了何心隐的非正常死亡，张居正还下令拆毁各地的书院，实行一家之言。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步者的思想，打压了进步者解放思想的天性，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公元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由于张居正执政期间的一些措施严重损害了贵族阶层的利益，加上万历皇帝日渐长大，张在位时对皇帝的限制过多，导致死后遭到了反扑，那些在张居正执政时期获得重用的官员也因此受到牵连，此后张居正的改革也因为他本人的去世而人亡政息。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面这样写道：“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从张居正去世到明朝灭亡，期间不过短短62年。
据史料记载，张居正在位期间，他并不是以一个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张居正玩弄权术，排除异己，贪财恋色，行事张扬也常为人诟病。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面曾经这么评价张居正：“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