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朝 神 迹 禅 师——宝志禅师
宝志禅师（418--514），朱氏子，句容东阳（今属南京栖霞区）人。别名保志、宝志公、志公或宝志大士。宋齐之时稍显灵迹。正是这灵迹显现，被齐武帝萧颐关入监牢。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尤甚钦敬禅师神通，呼为志公，下诏释放并拜为师，尊为国师。志公一生修禅悟道，灵迹常现，说法度众。
宝志禅师七岁时，依钟山道林寺大沙门僧俭剃度出家，修习禅观，座必逾旬，常得实悟。宋齐之时，稍显灵迹，禅师行止不定，经常将剪刀、尺子、扇子、镜子等挂在拐杖头上，身穿锦衣，披发跣足，常常出入于街头巷尾，或索要饭菜，或累日不食而无饥状。在此期间，禅师曾结庵于南京花山（今称宝华山，属句容），庵称千华庵。禅师善修禅观，当时集三论宗大成者嘉祥吉藏的师父法朗，就曾经参礼禅师学习禅法。
刘宋泰始初年，因禅师行迹忽然僻异，居无定所，饮食亦无定时，经常长发赤足，手执锡杖，上挂剪刀、拂扇、镜子等物，游走于街头巷尾。齐建元年间，禅师更是屡现神迹，几天不进食物，也不觉得饥饿，又长讲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话语，事后发现他所言之事一一应验，因此江东一带的官员、百姓都很尊崇他。齐武帝却认为禅师是妖言惑众，于是他将囚禁在牢狱之中。更为神奇的是，人们仍旧能见他在街市上游走，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牢狱中打坐。一日，禅师对狱卒说：“门外有人用金钵盛饭来，你赶快取来！”狱卒犹豫着走到狱外去看，果真是文慧太子来给禅师送饭。这件事传到了齐武帝耳中，他才将禅师迎入宫中，居于后堂，但仍禁止禅师自由出入。
直到南齐灭亡，梁武帝萧衍即位，建立南梁，立即下诏：“大士宝志，迹物尘垢，游甚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寝具。语其佛理，则声闻之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使宣化。”随后迎请禅师出狱，并礼拜为师，凡事都与禅师相询。
梁武帝是一个对佛教信仰极其虔诚的皇帝，并受了菩萨戒，且以严守，以素食而生活，一生中三次到寺院出家。大臣们为了请他回去当皇帝，不得不拿出重金给寺院，把他赎回去。梁武帝当皇帝时，南梁佛教空前兴盛，九千万人口的国家，竟然就有二千多万出家僧侣。有诗形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非常贴切地比喻了南梁佛教的状况。梁武帝有一个受了菩萨戒的皇帝，一生食素，不动荤腥，建寺供僧。他因礼宝志禅师为师，所有的统治与政令，皆得于禅师的普化教导。
禅师的灵迹悠游，自然仙圣，游化世间，以及与梁武帝之间的事迹，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梁武帝也借助禅师的神通之力，改正一些行为。
因梁武帝虔信佛教，身受菩萨净戒，常年以素为食。于是，梁武帝下诏要求佛教徒只准吃素食，不允许食用荤腥，违者即为犯戒，予以治罪。他又常常伴在禅师左右，与禅师辩禅问道。可梁武帝的皇后郗氏夫人，她不信佛，见梁武帝常与禅师在一起论经辩道，却生起嫉妒怨恨之心，总是使出一些计谋让禅师就犯。禅师本是神通之人，郗氏的伎俩总是落空，造成了不世因果。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公案故事：一、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二、脚踏僧毡帽，头顶僧履鞋。
“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是形容佛教徒诵经礼佛时穿的海清缝合的长袖。志公禅师以前海清的袖子是没有缝合的，后来缝合广袖可以放东西，就是志公禅师发明的。因郗氏夫人不信佛法，不谙因果，妒忌禅师。一日，她向梁武帝进言，要供佛斋僧。于是她就准备了许多肉包子，请禅师及其弟子来应供。她心想：和尚们若吃了肉包子，便是犯戒，得以治罪；若拒绝不吃，便是违逆后旨，也一样治罪。她想要陷禅师和僧众于两难之中。可禅师早已知晓郗氏心怀不轨，就吩咐厨房准备了许多素包子，在临行前让大家把准备好的素包子藏于缝合好的右边广袖之中。当入宫应供时，一手把肉包子放进左边空袖之内，一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素包子来吃，终使郗氏的诡计无法得逞。
还有一次，郗氏又向梁武帝进言，说天气渐凉，要供养禅师和僧人们一些僧帽、僧鞋，梁武帝以为通过上次斋僧事件，郗氏悔改了，就又准许了郗氏。郗氏就吩咐下人开始准备僧帽、僧鞋，因为上次斋僧失败，这次她更加愤恨。于是，她就让下人把《金刚经》文做到鞋底里，把女人来例假用的脏布缝在僧帽顶上。禅师这次也早已知道郗氏的阴险，临行前就已交待僧众们，接过鞋子顶到头上，帽子踩在脚下。到了宫中，禅师接过僧帽和僧鞋，他把僧鞋顶到头顶，把僧帽踩在脚下。其他僧人也想他的样子做了。这一举动郗氏很不解，问禅师道为何头顶僧鞋，脚踩僧帽呢？禅师回答说，我头顶《金刚经》，脚踩肮脏物。此时，郗氏非常羞愧，向禅师忏悔。由于这两次事后，郗氏及时忏悔，不就死去堕入畜生道，变为蟒身。
梁武帝曾借由禅师神通之力，见到地狱众生的种种苦相，禅师告诉他，众生可以使地狱众生暂免受苦。梁武帝于是下诏全国寺院，早晚击钟之时，要舒缓其声。梁武帝在即位之初，像其他皇帝一样，采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禅师通过神通之力，让梁武帝亲眼见到先王在地狱受苦的怵目惨状，终于梁武帝废除了锥刀之极刑。这就是以佛教智慧力量，来影响君王，令其行仁政，发扬佛教慈悲之大愿宗旨。
有一次梁武帝借助禅师神通力，看到郗氏，身为蟒蛇，痛苦难熬，就请求禅师，问怎样能使其脱离痛苦。禅师告诉他，启建梁皇宝忏法会，恭请一百零八位修行深厚的法师，虔诵礼拜梁皇宝忏七七四十九永日，即可使郗氏脱离痛苦。梁武帝就恳请禅师进宫营造宝忏，恭请一百零八位修道高僧，启建法会，虔诵礼拜梁皇宝忏四十九日，郗氏也脱离了畜生道，离苦得乐。
禅师一生有诸多灵异事迹传世。先是他被拘禁是时，曾分身多处，或在市肆，或登景阳山，或在监狱打坐等。又一次，僧正法猷派人送衣服给禅师，到龙光寺、罽宾寺询问，并云：“昨宿旦去”。又到历候家寻问他，历伯候说：“志昨在此修道，但眠未觉。”禅师当晚却是三处住宿的。其次，禅师的许多言谈，皆可预知未来，例如他在齐宫后堂时，“忽一日重着三布帽，亦不知于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慧太子相继薨。”再如齐卫尉胡谐病，派人去请教禅师，禅师简单说：“明屈。”第二天，禅师没有去看望胡谐，胡谐果然在第二天就死了，人们这才意识到：“明屈者，明日尸出也。”
说道禅师的禅学思想，在当时却影响着整个南朝佛教。乃至今日，江浙佛教都受到其影响。也给后来的禅宗有着深远的作用。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斥分别法，显彰平等性。在禅师的偈颂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旨在破斥分别法，以见平等之性。这一宗旨本来就是佛法根本主旨思想，也是后世禅宗所极力强调和提倡的。二、破语言文字，见诸法实相。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对待文字语言破斥是十分彻底的，后世禅师不论南宗北派，都是遵循不开的缘法。事实上，文字语言对见性悟道来说，是一种方便之径而警示人们不可执着此径而已。对此，《金刚经》中的“教舍筏喻”，便是最恰当如此了。禅师更加强调内心的证悟，是禅学者的解行相应，对杜绝佛学与禅学界重义学而轻证悟的偏颇，自然大有裨益。三、对佛性的召唤。禅师深悟佛法之真理，领导真实佛性之大道，解行并进，不落俗套，不被文字语言所左，坚持顿悟之法性，完全契合妙法金刚实体。四、即心即佛的提出。至于禅宗的盛行与建立，其实最终就是禅师的行持，他的旨性法要，在当时以为佛教作出了标识。他的所谓灵迹异相，就完全演绎了觉悟者的本来。“即心即佛，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就本是《金刚经》不着四相的最好解释，以及禅悟解脱之法。五、提出苦行无益。很多人都认为，出家人或修行人，应该是青灯苦修，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谬论。志公禅师《大乘赞》第九章说：“头陀何练苦行，希望身后功德；希望即是融圣，大道何由可得？譬如梦里过河……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来不识。”非常精确的给予我们修行的方法，而不是行苦行。另一方面禅师也不主张厌苦求乐。他认为：“见内见外总恶，佛道魔道俱错。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厌苦求乐。生死悟体本空，佛魔何处安着？”不自苦其形，也不厌苦求乐，任运随缘，见自本性，就是禅师的中道思想。
禅师还提出对戒的看法，对坐禅的看法，提出“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禅师认为：“律师持戒自缚，自缚已能缚他。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如洪波。不驾生死船筏，如何度得爱河？”禅师还认为：“勘嗟二乘狭劣，要须催伏六腑。不食酒肉五辛，邪见看他饮咀。”禅师的这种看法，对后世禅宗产生很大影响。为此六组慧能大师认为：“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须参禅？”坐禅的目的，无非是了却心头疑虑。禅师认为：“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又说：“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禅师还说：“三毒本来解脱，何须摄念禅观？”因此，禅师认为禅修的要点在于除却学人心头的尘翳，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若外执坐相而心地不明，自然反成障道的因缘。关于禅修主张，禅师认为：“法身自在无方，触自无非正觉。”如果修禅者值此境界，则便应了禅师的“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禅师的禅学思想，都在他一生的行为和实践中，无论他的灵异之相，还是被囚在牢狱之中，总会能看到的他在街上游走，都体现了禅师的心境，以及处处是道场的洒脱自由的无我神通。
禅师于南梁天监十三年十二月，在华林园佛堂示寂，终年九十七岁。建塔供奉于金陵灵谷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