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功夫片断代不可恨
本文来自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作者：毒Sir，题图来自：电影《叶问4》
果然大家还是舍不得。
《叶问4》谢幕，知乎评分8.6，上映以来连续8天日票房冠军。
近些年，已经难得看到一部过硬的国产功夫片。而在此之后，就更难遇到了，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片种，如今剩下一个衰老、黯淡的前景。
这几天，Sir又看了一部纪录片。
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拍的，名字叫做《铁拳飞脚真功夫》（Iron Fists and Kung Fu Kicks）。
讲述功夫片的兴起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是一封死忠粉写给功夫片的，情怀满满的情书。
但很意外，看完这部片，也是功夫片爱好者的Sir，反而对日益衰退的功夫片感到释然了——我们再也拍不好功夫片。
这，未必是件坏事。
第一波
简单总结，纪录片中一共反映了功夫片的三波高潮。
第一波当然是SB引领的。
这个经典的厂标，不是今天骂人的意思，而是邵氏兄弟“Shaw Brother”的简写。
这几兄弟的名字，都相当雅致，其中大哥醉翁，二哥邨人，三哥仁枚，六弟逸夫。
别看他们取号都是山野散人，做电影生意，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大哥擅长制片和导演，二哥擅长编剧，三哥精于发行。
最为人熟知的六叔邵逸夫，你们学校里的那栋逸夫楼，就是他的名字。早先跟着大哥邵醉翁，用大篷车载着电影拷贝下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放映销售。
到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成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东南亚拥有100多家电影院，构筑了一个庞大的电影王国。
抗战爆发，电影王国在东南亚逐渐萎缩。
1957年，邵逸夫又和三哥邵仁枚据守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一个真正的传奇，至此才正式拉开帷幕。
凭借他精准的时代嗅觉。
那么在邵逸夫看来，什么东西才是当时观众最想要看的东西呢？功夫片。
邵氏刚成立的年代，香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50年代开始，香港吸收大量大陆移民，社会经济开始腾飞，市民意识增强，而港英殖民政府的抵触情绪日益加剧。
在此之前，邵氏公司已经开始拍摄一系列的戏曲片、宫闱片等传统文化色彩浓郁的电影，去回应香港人对身份的焦虑。
但这些温文尔雅的电影，都不足以满足观众的激愤之情时。
功夫片，成为了最佳选择——兼具中国传统，和激烈的对抗性。
中国自古以来的侠义精神，在香港被激活了。
快意恩仇，锄强扶弱，是许许多多无力无助的人，一点不认命的理想。
邵氏片的代表作品《独臂刀》（张彻导演，倪匡编剧，王羽主演），一个贫穷的断臂少年，仅凭一只手、一把刀，以及一身横练肌肉，手刃权贵。
每一个特征，都暗合了港人的心中诉求。
主题先行了，执行力再跟上。
邵氏功夫片称雄江湖，首先就是靠靓丽的武打设计，外国人看邵氏片，觉得像芭蕾舞，其实是京剧的底子。
中国功夫，并不是街头混混打架，也不是黑社会厮杀，一招一式，都有名字，也有来路。
当年邵氏片对美国文化输出，秒杀今天所有的爆款国产片。
一部在香港只属于三流的武侠片《天下第一拳》，剧情很老套，就是一个穷小子，通过打擂台，抱得美人归。
但被好莱坞片商引进后，竟然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美国十大卖座电影之一。
散场之后，每位观众都告诉亲戚好友，快来看这部超刺激的电影。乃至于许多好莱坞制片人对香港功夫片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天下第一拳》。
而且令好莱坞大开眼界的是，邵氏片竟然大胆启用女武打明星。
郑佩佩，就是邵氏第一武女打星。
自入行那一天起，每一部戏都是打。她练过舞蹈，英姿飒爽，动作优美。
女性，原来也可以和男性一样路见不平，拔刀就上。
在当时男权风气非常严重的环境里，算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打，在功夫片里并不是好勇斗狠。
在内核里，必须找到愤怒与仇恨的燃料，去驱动一招一式的推进。
反抗恶霸，反抗不公不义的统治者，或是反抗男权，都让主角的每一拳，直击观众的情绪爆点。
邵氏功夫片在巅峰时期，形成了自己稳定的美学和套路。
然而，当它也渐渐成为了一种权威和规范之后，它也失去了自己初始的力量。
观众的兴趣，只会投向更有力、更敢于突破常规的电影。
这时候，一个为我们所有人熟知的icon诞生了。
第二波
巅峰时期的邵氏，除了胶卷不能自己生产，包办了电影产业的所有环节——道具制作，演员训练，编剧导演制片，后期宣传，院线发行。
但这样的成功模式，也束缚住了自己，集中表现在对演员的控制上。
邵氏所有签约演员，安排统一住在宿舍。晚上不准上街，回来晚了还要被兴师问罪。管理宛如富士康，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厂”。
在邵氏的年代，明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电影的整体质量。
邵逸夫对这套片场体制非常自信，却让邵氏错失了三个人，也让他错失了后两波浪潮。
第一个人是李小龙。
曾经李小龙被人问：“你想留在香港成名，还是要留在美国成名。”
李小龙回答：
但李小龙一开始在《青蜂侠》里饰演日本人加藤，没有台词，连脸都不让他露。
而李小龙显然是要改变华裔面孔在好莱坞中的刻板印象的。
1971年，他带着自己的剧本在好莱坞到处兜售，却没人响应，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一个亚洲人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会大卖。
无奈回到香港，他先是找邵逸夫帮忙，谈合作，他开价1万美元。
邵逸夫断然拒绝。太贵！
而此时，有三个离开邵氏的人，成了另一家电影公司——邹文怀的嘉禾。
邹文怀算准邵逸夫一定不会签李小龙，于是立马和李小龙联系，愿意将他签下来，由他主导电影的一切事项。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李小龙转投新成立的嘉禾，一炮而红，成为世界华人史上最成功的电影明星。
他对功夫片的创新，是革命性的。
邵氏的功夫片，有板有眼，招数正路。李小龙的动作，更加迅猛有力，要的就是出其不意，他出拳后，经常固定不动。
一是代表一招制敌，自信不需要再出拳。
二是定格pose，让观众欣赏对手被打倒、面容扭曲，而他胜利的那一瞬间。
在香港嘉禾拍摄完成的《龙争虎斗》引进美国后，引发了“李小龙浪潮”。
在当时一个美国小男孩的房间里，如果挂着两张海报，一张是艳星，那么另一张可能就是李小龙。
李小龙的成功当然是他的天才创举，但也是因为与时代契合，才引起强烈的回应。
在美国，反越战的情绪浓厚，民众抵触权威，热衷于拥抱各式各样的反文化。《叶问4》中叶师傅踢馆美国军营的空手道，确实参考了一定的历史背景。
空手道，是上一代外来的武术文化，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广受欢迎，当时华尔街上班族的午休时间，就是在街头观看空手道表演。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空手道已经不再新鲜。这时中国功夫的到来，抢占了民众的注意力。
在香港，李小龙的电影直接点燃了民族情绪。最经典的场景，莫过于踢碎“东亚病夫”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而巧合的是，这种情感，不止在香港能找到共鸣。
类似的牌子，也指向过美国少数族裔。
在全世界共同的合力下，终于把李小龙推上功夫片的王座。他代表的是全世界被压迫和歧视的人民。
1973年，李小龙英年早逝。
香港民众集体走上街头，送别这位功夫巨星，也是送别一位精神领袖。
李小龙死后，留下一部拍摄到一半的《死亡游戏》。
制片方干脆找了个韩国演员，重写剧本，强行将他解释为另一个李小龙。
对李小龙剩余价值的剥削远没有结束。
不断有人模仿李小龙的动作和表演，试图继承他的功夫红利——吕小龙、黎小龙、仑小龙、乐小龙、黑龙……
然而这些电影除了沦为粗制滥造的剥削片，再也没有改变什么。
事实证明，李小龙不是一个可以延续的IP，他是独一无二的明星，他就是一个时代。
逝去，就永远不再回来。
第三波
李小龙彻底打开了中国功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而接着，就迎来一个功夫片爆炸的时代。
以成龙为代表，他融合两个特色：特技动作和喜剧。
让Sir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国外记者问成龙，你电影里的特效到底是怎么做的？
成龙说：“我就是特效。”
如果说李小龙的形象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而成龙，则是对李小龙的解构。他不高大，不完美，不英雄主义。
相反，他需要不停应付各种繁琐的困境，在极度有限的空间中闪转腾挪，只为了争取得一点个人的自由和超越。
说白了，他的喜剧感形象，更接近于一个操劳苦命的社畜。
成龙的偶像，是美国默片时代的伟大幽默演员巴斯特·基顿。
他早年已经做过类似的尝试。
但在成龙这里才登峰造极，身手更灵活，表现更诙谐。
关键是，成龙更舍生忘死，这是他能够在国际上立足的原因。
因为当时的香港电影，具备了强大的好莱坞也不可取代的东西——危险。
而这一点，在被工会保护得周到的美国，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网传有一张成龙伤势图：
而每个来香港拍摄动作片的美国演员都吐槽过，来到片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能坚持下来，那么我将能挺过人生的所有困难。
一个演员说，他看到洪金宝的体型，以为他会有替身演员。
但结果所有的戏他都亲自上，而且要求真打真甩。
一记镜头前特写的上勾拳，差点让他不省人事：
另一个演员继续“控诉”洪金宝，把他的牙踢掉了，还要求他捡起来，继续拍。
用“尽皆癫狂，尽皆过火”形容香港电影，尤其是香港动作片，再贴切不过。
《重案组》有一场戏，要炸掉一整栋大楼，换做现在，为了保护道具，剧组通常都会采用炸模型的方法拍摄。
而成龙，是真的炸掉一栋楼。
15台摄影机跟着逃跑的人暗中拍摄，因为成龙根本没有申请过爆炸许可，因为他知道提案一定会被否掉。
他只告诉了另一位主演。于是，有了那场真实的爆炸镜头。
这话，说的是事实：安全并不是首要问题。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你甚至可以说，没有人权可言。
这段揪着小女孩就开车的戏份，街头实拍。更夸张的是，电影得到了小女孩父母的同意。
当年好莱坞没能复制香港动作片。而今天，香港动作片亦无法延续自己。你可说这是产业的衰退。但更主要，是那个蛮荒、粗暴的社会氛围已经消退。
功夫片无法被特效取代的，是它那拳拳到肉的打击感和真实的生理痛感。只有真实环境里受到过暴击和逼压的人，才能够培养出对片场非人待遇的耐受力。
成龙、洪金宝、李连杰、吴京这样的动作演员，哪一个不是小时候吃苦长大的，哪一个不是躺过刀枪剑戟练出来的。
成龙父母和于占元签了十年条约，从此成龙就与众多师兄弟开始了戏班训练。从每天早上5点开始，大家登上楼顶跑步以后，才能下楼吃早饭。步伐训练、武术、杂技、压腿一个都不少，高强度的训练指导每天凌晨12点才结束。
李连杰小时候是一个北京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两岁时父亲就已经病逝，幸运地被武术教练吴彬看中，加入了北京什刹海武校。
家里面加上他有5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老人需要赡养，李连杰只能用奖金慢慢贴补家里。
在功夫片里闯出名堂的，几乎都是穷苦出生的孩子。
一个人之所以能爬上刀山的顶尖，通常是因为身后有现实的恶虎相逼。这也是为什么新千年后，功夫片的后起之秀往往出现在那些更欠发达的国家。
这些国家通常还经历着社会的上升和分配矛盾的加剧。
比如泰国的《拳霸》：
印尼的《突袭》：
这些地方的动作片，呈现出更加凶残和极端的风格，间接地，也折射着当地社会真实发生的暴力。
乃至于，在功夫片落地生根的另一片沃土——乌干达，人们反复观摩中国功夫电影，不断学习，改进，融入部落风格。
乌干达功夫片《谁杀死了阿历克斯队长》导演纳布瓦那回忆，在他成长的时期，正逢1981年至1986年的乌干达内战。
电影背景很显然来自于这段历史。纳布瓦那说：“真正暴力的不是电影，而是乌干达纷乱的现状。”
他们用自己的拳脚在追梦，也在反抗。
有的功夫片老去，但总有功夫片在年轻着，释放着那个社会中不公现实的压力，重塑那个地方人们的尊严与自我认同。
我们再也拍不出当年那个黄金时代的中国功夫片了，但下一代功夫巨星，很可能来自非洲。
功夫梦，也交给下一批一无所有的少年。
你说，这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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