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悬！

答案究竟是什么？谜底将在31号晚上头条推送中揭晓，错过谜底新的一年真的会后悔哟～

——我是正文分割线——


同学们，今天羊没办法卖着萌跟跟大噶打招呼了，因为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个较为严肃的话题。

2019年12月18日， 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震动的“日本之耻”性侵案，历经四年，终于尘埃落定。

四年了，“不完美”受害者伊藤诗织，终于在2020年到来之前胜诉了。

正所谓三十而立，1989年出生的伊藤诗织刚好30岁。

被质疑的受害人，伊藤诗织

2015年，26岁的伊藤诗织遭遇了山口敬之的性侵。

从此，这个年轻的女性孤身一个与整个日本司法系统作战。

施暴方山口敬之是谁呢？他可是个“体面人”。

他有很多“金光闪闪”的title ：他是TBS （东京广播电视台） 华盛顿分局的局长、首席新闻官、日本首相安培晋三的传记作者。

据说山口敬之和安培晋三的私交甚好，是极少数可直接致电安倍的记者之一。

因为身份“特殊”，所以受害人伊藤诗织迟迟得不到公正的判决， 甚至遭受到了很多质疑和阻碍。

更何况在日本，“彼此相知的人”之间如果发生了性侵案件，就几乎不可能被认定为强奸。

在被山口敬之侵犯前，伊藤诗织已经和他相识两年了。

2013年9月，在纽约留学的伊藤诗织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在一家酒吧打工，遇到了山口。

当时诗织正修习新闻和摄影专业，刚好和山口的工作“对口”。
那时我恰好处于毕业前夕，翌年即将离校，已经有了些实习经验，正考虑去纽约的新闻现场工作，有幸得到前辈的指教，感觉特别开心。

——《黑箱·日本之耻》

当时的山口敬之表现的极为正派且热心，仿佛是个准备提携后辈的行业大佬。
山口闻言爽快地回答：“我自己也是记者，能遇到你这样怀有新闻理想的人，真的很高兴！”

——《黑箱·日本之耻》

2015年3月，诗织联系山口，急需工作的她想碰碰运气。

对于当时诗织来说，能成为实习生就已经是走运了， 但是山口抛出了一个让她欣喜若狂的“诱饵” ——制片人干不干？

伊藤诗织万万不会想到，她所期待职位是一个被布置好的陷阱。

而“求职”这一行为，让她后来被攻击“通过与人上床来获得工作”。

2015年4月3日，山口敬之以谈工作签证为名，约伊藤诗织在酒馆进餐。

而诗织却在用餐过程中昏迷，等她醒来，她发现自己正在遭受山口的性侵。

在日本，女性是很难表达真正的情绪的。
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 或许日语里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语句。

——《黑箱·日本之耻》
甚至当她们在传达出“拒绝”的观点时，外界往往会直接扭曲成“同意”。

如果有对日语有点了解的同学，应该知道日本的“脏话”是很贫乏的，远远没有中文那么丰富多彩。

每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请求“教我几句日语的骂人话吧”， 我却总是回答“日语里没有那样的脏话”，并且对此深感自豪。

——《黑箱·日本之耻》

因此，在诗织被侵犯时， 她无法用日语制止山口的行为，因为那样很像在取悦他。

于是诗织选择用英语咒骂他。

但是山口却用工作来“安抚”她，仿佛想用一个工作岗位来换取“性服务”。

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色情广告、黄色杂志是很容易被获取的。

这个社会氛围折射出“男人物化女人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在街头的色情刊物中，“被性侵的女性爱上强奸犯”是常见桥段。

很多日本的男性，就是从这样的街头读物中获得性启蒙。

在这样文化氛围的男权社会中，山口敬之很容易给自己洗白。

甚至，他有意无意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仿佛中了暗算。

《日本之耻》

诗织报警后的遭遇，对她而言无疑是又一次伤害。

上文曾提到过日本的社会氛围，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男警官，很难设身处地的为受害女性着想 。

但日本女警官的比例仅有8%，大多也不会参与刑事案件。

“（强奸）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

——《黑箱·日本之耻》

警方调查的过程更加简单粗暴： 受害人要在男警官的“摆弄”下，重现被强暴的过程。

从官方数据上看，日本是个“强奸率”极低的国家。

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在2013年公布的一组数据，统计了各国每十万人口当中强奸案发生的件数，日本“表现亮眼”。

但是纸面上冰凉的数据，并不能代表日本女性的安全程度格外高。

生活在日本的女性，对真实的社会现状更有发言权。

无论是日本的社会环境也好、法律规定也罢，对于女性都过于严苛了。

比如说，法官需要看到受害女性有剧烈反抗的痕迹。

但研究显示， 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时，身体会无法动弹， 陷入一种解离状态，称之为“Tonic Immobility” （紧张性强直静止） 。

日本是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但 针对强奸的相关法律却停留在1907年 ——那时候大清还没亡 （1912年清政府的统治终结） 。

在诗织的案件掀起轩然大波之前， 日本还有个“受害者亲告”的规定：如果受害者本人不提起控告，是不可以立案的，性暴力的实施者就不会被问罪。

△一直到2017年，强奸的最低刑期短于盗窃，一百多年都没有改变。

在诗织经历种种磨难后，警方终于决定对山口进行逮捕。
但在关键时刻，行动被“上头”叫停了。

“检方已经批准了逮捕令，法院方面也签发了许可，对吧？明明是确定好的行动，怎么能被轻易推翻呢？”

“叫停行动的，是警视厅的最高层。”

逮捕行动被叫停的当天，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员和检察官都不在了。

——《黑箱·日本之耻》

诗织面对的，是日本官方明晃晃的包庇。

诗织的反击

2017年， 几乎走投无路的伊藤诗织决定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和大众公开对话，为自己伸张正义。

有意思的是，在发布会开始前，日本官方“提醒”各大媒体，不要触碰诗织这个选题。

“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 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 ”

伊藤诗织也不是日本国民心目中那个标准的受害人形象。

比如说：当她在面对镜头陈述案情时，没有蓬头垢面、苦大仇深， 反而连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都没扣上。

诗织并不觉得受害者面对镜头就要摆个苦瓜脸，哭天抹泪。

这使她受害人的身份被质疑，被污蔑为“朝鲜间谍”或是“卖春妇”。

诗织本人甚至还多次受到死亡威胁，这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2017年9月，日本检查厅再次做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诉”。

官方认定山口敬之无罪。

诗织并没有认输：“打刑事官司”是走不通了，于是她向山口提起了民事诉讼。

2017年10月， 诗织依据自身经历写的《黑箱·日本之耻》出版，在日本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本文多次引用了这本书中的段落。

2018年6月，英国BBC根据伊藤诗织的事件，拍摄纪录片《日本之耻》。

　 总之，事情“越闹越大” ，伊藤诗织俨然成为了日本“me too”运动的代言人。

另一边，山口敬之也没有停止反击：他认为诗织侵犯了自己名誉，因此也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求诗织赔偿自己1.3亿日元。

因山口敬之和日本首相的关系“不一般”，最终诗织的案件被卷入日本的政治斗争之中。

诗织的案件，仿佛成为了日本党派斗争的“素材”。

这也就可以理解，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女性议员，为什么要 厚颜无耻地扯着塑料布遮羞，为山口洗地。

羊就默默地po张图，同学们自行体会。

也许有很多人误以为伊藤诗织仅仅是个为自己维权的性侵受害人。
她也许还被裹挟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Survivor（幸存者），性受害者往往被这样称呼。但我却想， 我们每一天还都在求生的路上啊。

——《黑箱·日本之耻》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诗织那本 《黑箱·日本之耻》的读者，大部分其实是男性。

“有些男性说， 他们无法想象性暴力是什么样的，但他们能明白被强权控制是什么感受。”

—— 伊藤诗织

在这样复杂的处境中，诗织一直没放弃。

在日本2017年的刑法修订中，“强奸罪”“准强奸罪”两项罪名，已分别变更为“强制性交等罪”、“准强制性交等罪”。

“性交”的定义更加宽泛，经由肛门、口腔施行的侵犯行为也被视为定罪的对象。

这是无数“诗织们”的坚持和努力的成果。

2019年12月18日，主审法官认定被告山口在诗织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 并判定山口赔偿330万日元，大约19万人民币。

好悬。

这是羊看完诗织的《日本之耻》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感觉。

其实诗织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仰仗了她的新闻专业 ——她在给自己伸张正义的同时，多次显露了她极好的专业素养。

而她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也让她可以跳脱出传统日本女性的桎梏。

在此之前，我曾游历过大约六十个国家，也曾报道过哥伦比亚的游击战，探访过秘鲁种植可卡叶的热带丛林。

——《黑箱·日本之耻》

如果诗织没有这样的行业背景和人生经历，还能否与山口抗衡？

但是，羊转念一想： 就算没有伊藤诗织，早晚也会有其他人跳出来。

脓疮总有被捅破的一天。

也许诗织的战斗还没结束。

毕竟山口敬之没那么容易认栽。在审判后的记者会上，山口还在为自己辩护。

刚巧，伊藤诗织以记者的身份坐在台下， 淡定地看着他，用行动彰显着自己的力量。

诗织早已跳脱出自己的案件，把目光投向整个女性群体。

从Me Too到We Too，伊藤诗织的战斗不可能结束。

今后等待诗织的道路绝不会多平坦，但羊知道，她不会放弃。

羊为了写这篇推送，通宵看完了诗织的记录片，还有她的《日本之耻》。
这样的女性，值得最认真的对待。

最后，伊藤诗织需要同学们 “在看” 的支持，她的故事需要被更多人看到。
为“诗织们”点个“在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