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大迁移：2019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闫凯

北京大学秦晓宇、南开大学李哲滔、杜光瑜对数据整理有贡献

2019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12月10-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12月25日，中办、国办《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这与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表述一致，但意味着政策从部门层面上升到中央层面、力度更大。

上述政策符合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也意味着我们多年呼吁的城市群都市圈逐渐成为政策共识，我们深信前瞻客观专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长期以来，我们根据全球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提出“人随产业走、人随高处走”、呼吁推进“人地挂钩”，倡导改变过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小城镇模式思路，建言献策确立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战略。

导读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人口带来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产发展的基本需求，引发了各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荣衰，美国东西海岸线城市群的繁荣映衬出东北部铁锈州的衰败，中国三大城市群崛起映衬出东北的没落。是什么驱动了人口大迁徙？未来中国人口向何处？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近年人口迁移有何新动向？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本文是对2018年报告《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更新和完善，以清晰的逻辑揭示人口迁移的普遍规律，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大迁移的历史和趋势。

摘要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1）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区域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简单地讲，就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我们在2016年借鉴提出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作为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并通过OECD和美日韩的相关数据验证。在市场作用下，人口流动将使得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逐渐趋近1。2）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

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1）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在跨国层面，人口从中等、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即从东亚、南亚、拉美、非洲、中东欧向北美、西欧、中东石油富国、澳大利亚等迁移。二是在城乡层面，随着全球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停滞、甚至净迁出。2）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3）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1）跨省人口迁移：从改革开放前的向东北集聚，到改革开放后的孔雀东南飞，再到2010年以来部分回流中西部，2015年以后粤浙人口再集聚。2014年开始，东北三省人口先后陷入负增长。2）从分线城市看，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一二线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人口略微流出，四线城市人口显著持续流出但近年有所回流。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18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3、1.6、1.0、0.6。从重点城市看，近年深圳、广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长，长沙、西安、成都、郑州、武汉、重庆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等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放缓。3）在2018年16个地级单位数据缺失情况下，估计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全国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个数分别为175、196、205个，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分别为51.9%、58.2%、60.8%,2010年后明显上升；而上述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入地区数量依次递减，分别为162、141、116个，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数地区、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去向何方？1）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0.6%，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比2018年增加约2亿。2）简单按当前趋势推算，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有约50%、即约1亿人来自乡城迁移，其他则将是自然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贡献。3）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中国现有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成渝等5个人口亿级城市群，未来有望形成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12个左右2000万级大都市圈。

风险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统计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数据缺失。

正文

1 人口迁移的基本逻辑：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关理论有拉文斯坦迁移法则、推拉理论、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等。从长期和根本看，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简单地讲，就是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理论上，在完全的市场竞争和个体同质条件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

我们在2016年《控不住的人口：从国际经验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与中国展望：从齐增到分化》等研究报告中，借鉴提出经济-人口分布平衡法则作为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分布平衡引导人口流动，并通过OECD城市功能区、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进行验证。

静态地看，当区域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趋近于0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出状态；当该比值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等于全国人均收入，人口净迁入规模很可能接近于0；当该比值趋近于+∞时，表示该区域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净迁入状态。动态地看，当某区域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附近，但该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时，人口仍将净迁入，呈现一边经济高增长、一边人口净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多明显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人口比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当城市发展比较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不能等于1，但将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实践中，由于产业结构差异，经济-人口比值高的地区并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可能呈现GDP份额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实际一般。而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相对排序往往比较一致。总的来看，工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

2 人口迁移的国际规律：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2.1 全球人口迁移：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全球人口迁移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在跨国层面，人口从中等、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统计，1960-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净流入规模累计达1.36亿，其中来自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的比例分别为26.4%、53.2%、20.5%。中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迁移动力不强；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虽然迁移动力强，但难以承担迁移成本；而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迁移动力强，且能够承担迁移成本。从国别看，主要是人口从中国、东南亚（菲律宾、缅甸、印尼、越南等）、南亚（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拉美（墨西哥等）、非洲、中东动乱国家（叙利亚等）、中东欧向北美、西欧、中东石油富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迁移。其中，1960-2017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900万，德法英西意等西欧五国净迁入合计超过3300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超1400万，俄罗斯净迁入近1100万，加拿大净迁入超900万，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日本移民政策长期较为保守，净迁入人口较少、仅235万。

虽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发展，但全球经济人口分布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较六十多年前明显扩大，未来大规模跨国人口流动仍将持续。1960-2018年，高收入经济体经济份额从77.3%降至63.1%，人口份额从25.1%降至15.9%，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从3.08升至2003年的4.74，再降至3.96。

二是在城乡层面，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面临停滞、甚至净迁出。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从29.6%增至53.9%，该时期所有规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显上升，所有规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显超过1.7%的自然增长水平。其中，100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重从0.9%增至6.3%，30万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从17.8%升至22.9%，分别上升5.3、5.2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积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长水平。

2.2 美国人口迁移：从铁锈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会区化

1850-2018年，美国人口从2327万快速增至32744万；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大规模国际移民涌入，美国人口在1950-2018年增加了1.76亿。美国三百多年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五大湖区域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850-1970年，美国“铁锈8州”人口从1023万快速增至7203万，虽然占比从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贡献达34%，是美国人口聚集的核心。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欧、日本以及后期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制造逐渐衰落，铁锈8州GDP占比从1970年的35.6%降至2018年的25.8%。与经济衰落相对应的是，1970年以来铁锈8州人口增长大幅放缓，纽约州在1970-1980年、西弗吉尼亚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净减少。到2018年，铁锈8州人口仅增加906万至8109万人，人口增量贡献降至7.3%，占比大幅降至25%。

与此同时，以能源、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区逐渐成为美国人口集聚的中心。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计从40万增至3794万人，占比从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贡献为20.8%、低于铁锈8州约13个百分点。1970-2018年，三州GDP份额从18.1%增至28.1%，人口快速增至8956万，人口增量贡献高达41.8%、人口占比升至27.4%。可以发现，不管是1970年还是2018年，铁锈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均基本平衡，即经济-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动状态迥异，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差异。

二是在城乡层面，美国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美国城乡划分标准多次调整，当前城市的基本定义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区域（Urbanization 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 Clusters，UCs）。美国城市化率在1910年达45.6%，1940年达56.5%、与中国当前接近，1970年达73.6%，2010年达80.7%。同时，基于经济社会高度联系的城市功能联系思想，美国人口调查局于1910年开始逐渐形成都会区统计（Metropolitan StatisticalAreas，最小规模为5万人以上）。1910-2015年，美国都会区人口比重从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会区化集聚态势明显。1950-2015年，5-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0.3个百分点，25-100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2.8个百分点，而100-500万人、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分别增加13.5、12.9个百分点。特别是在1970-2015年，500万人以上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9.9个百分点，远高于100-500万、25-100万、5-25万人都会区的5.3、0.8、0.6个百分点。2015年，美国5-25万、25-100万、100-500万、500万人以上都会区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会区依然对人口有着较大吸引力。

2.3 日本人口迁移：从向三极集聚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日本存在两个版本的城市化率统计：一是市部人口比重。该比重为国内学界广泛引用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收录，但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大。比如因行政区划调整，1950-1960年从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从78.7%激增至90.7%。二是DID人口比重。为克服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日本统计部门在1960年定义人口集中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DID），即人口密度高于4000人/平方公里的调查区，和市区町村内互相邻接、人口合计超过5000人的调查区。日本DID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1）第一阶段，在19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换挡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较高且经济持续集聚，人口大规模流入。1955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占全国份额分别为23.8%、15.3%、8.6%，人口占比分别为17.3%、12.3%、7.7%，经济-人口比值为1.38、1.24、1.12。到1970年，三大都市圈GDP占比分别增至29.3%、17.5%、9.5%；1973年人口分别达2607、1636、918万人，占比分别达23.9%、15%、8.4%，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22、1.13、1.12（未变）。

2）第二阶段，因东京圈收入较高且经济继续集聚、名古屋圈经济份额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后东京圈人口继续保持净迁入状态，名古屋圈人口略有迁入，大阪圈人口基本处于净迁出状态。1974-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350、-89、10万人。2014年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经济份额分别为32.3%、13.9%、9.9%，分别较1970年变化3.1、-3.6、0.3个百分点；人口分别为3592、1836、1132万人，占比分别为28.3%、14.4%、8.9%，分别较1973年变化5、-0.5、0.5个百分点；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14、0.96、1.11。该时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长主要源于自然增长。

此外，在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见顶，19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来除东京都及东京圈三县、爱知县（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冈县等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县逐渐面临人口净迁出，不少地区人口开始减少。至2017年，日本47个都府道县中已有40个人口见顶,49个主要城市中已有42个人口见顶。

3 中国人口大迁移：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3.1 跨省人口迁移：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粤浙人口再集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动受限，重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由于人口流动严格受限，全国城市化进程在1959年后基本停滞，人口迁移主要受政治影响，比如基于国防考虑的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但经济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重工业布局，东北成为该时期成为全国人口集聚的核心。1953-1978年，东北地区GDP份额从12.6%增至13.2%，人口从4173万人增至8673万人，人口占比从7.2%增至9.0%。此外，内蒙古、新疆人口占比分别上升0.9、0.5个百分点，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人口占比均提升0.1-0.2个百分点。

2、改革开放后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人口大规模向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形成“孔雀东南飞”格局。1978-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快速提升至49.9%，5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沿海地区出口导向经济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向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流动，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衰落、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动进一步放开后（包括2003年孙志刚案后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跨省人口迁移规模从1985-1990年的年均221万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约1100万。1978-2010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GDP份额占比从27.8%增至37.7%，人口占比从18%增至22%；与其相对应的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放缓，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负增长，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负增长，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负增长，四川人口2000-2010年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东北地区逐渐衰落，黑龙江吉林人口明显外流，但因自然增长，此时常住人口尚未减少。

3、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开始负增长。在这一趋势下，我们看到，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2018年的经济份额为36.4%、较2010年下滑1.3个百分点；2018年人口占比为22.4%，仅提高0.4个百分点，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缓。其中，长三角人口占比下滑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长明显加快，四川、湖北、贵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负增长的地区逐渐重回正增长。而东北地区衰落趋势未得扭转，经济份额降至6.3%、较1978年下滑6.9个百分点，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先后从2014、2015、2016年开始陷入负增长。

特别是2015年以后，皖川豫黔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回流加速，东部省份出现分化，粤浙人口再集聚与京沪津苏人口增长低迷并存。2015后人口回流明显加速的有安徽、四川、河南、贵州等省，安徽常住人口年均增量从2001-2010年的-33万回升至2011-2015年的37万，再增至2016-2018年的60万；四川从-56万回升至32万，再增至46万。广东、浙江等省常住人口增长一度受人口回流中西部影响而明显放缓，但2016-2018年人口重新明显再度集聚，当前年均增量分别为166、66万。北京、上海、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别从2011-2015年的42、22、50万坠落至2016-2018年的-5、3、4万，主因分别是京沪控人和天津经济转型困局。江苏则从2001-2010年的年均增加54万降至2011-2015年的21万，2016-2018年为25万、无明显起色，江苏与广东的人口集聚差异类似经济发展差异，2016年开始两地经济总量绝对差距逐渐拉大。

3.2人口流动整体放缓，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为明显，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将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城市。一线城市为北上广深4个，2018年GDP在2万亿元以上；二线城市为除一线城市外的直辖市、多数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GDP大于7000亿元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4万元的少数发达地级市共35个；三线城市为少数弱小省会城市和GDP在2200亿元以上的其他地级单位共81个；四线城市为GDP在2200亿元以下的其余地级单位共217个。由于重庆市范围太大，我们将其特殊处理为主城九区和其余辖区两部分；所有省直辖县也按四线城市处理。

1、在全域层面，一线、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线城市人口略微流出，四线城市人口显著持续流出但近年有所回流。1982-2018年，一线、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一线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长期净流入、且向一线城市集聚更多。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9%、3.4%、1.5%、1.4%，二线城市分别为1.9%、1.8%、1.0%、1.1%，表明2011年以来一二线城市人口流入放缓但仍保持集聚，放缓的原因包括京沪控人、人口老化农民工回流等。近年二线城市人口增速略微上升与“抢人”政策有关。上述四个时期，三四线合计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63%、0.37%、0.30%、0.27%，而全国人口平均增速为1.04%、0.57%、0.50%、0.50%，表明三四线人口处于持续净流出。其中，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49%、0.40%、0.44%，略低于于全国0.57%、0.50%、0.50%的人口增速；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为0.18%、0.37%、0.43%，显著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0年后有所回流。由于统计上各地区人口加总不等于全国，三四线合计人口为全国剔除一二线得到，与三线、四线人口不完全吻合。

进一步细分，与一般三四线城市明显不同，发达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2.24%、0.58%、1.09%，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群分别为0.58%、0.31%、0.53%。与两个时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7%、0.5%、0.5%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01-2010年人口大量流入、2011-2015年略有流入、2016-2018年再度明显流入，长三角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2011-2015年受人口回流中西部影响稍有流出，2016-2018年也转为微弱流入。京津冀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上述三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3%、0.57%、0.55%，始终保持微弱流入。而在中西部城市群，三四线城市人口多为净迁出。比如，成渝城市群扣除成都、重庆主城九区后，三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78%、0.27%、0.4%；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扣除武汉、长沙、南昌后，三个时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0.03%、0.36%、0.22%。

总的来看，1990-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占比从2.8%增至2018年的5.3%，二线城市人口占比从16.1%增至20.5%，三四线城市人口占比从81%降至74.2%。在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背后，是经济的集聚。该时期，一线城市GDP占比从9.4%增至12.2%，二线城市GDP占比从23.8%增至33.7%，三四线城市GDP占比从66.8%降至54.1%。2018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3、1.6、1.0、0.6，这预示着四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一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

从重点城市看，近年深圳、广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长，长沙、西安、成都、郑州、武汉、重庆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等东部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放缓。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的人口集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除京沪从2013年开始主动控人外，其他城市近期多在“抢人”、但成效各异。2001-201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上海、北京、苏州、深圳、天津，分别年均增加66、61、37、34、31万。2011-201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天津、北京、上海、深圳、郑州，分别年均增加50、42、22、20、18万。2016-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城市为深圳、广州、杭州、长沙、西安，分别年均增加55、47、26、24、23万；成都、郑州、佛山、武汉常住人口年均增加也超过15万，而传统的人口集聚大市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无锡、东莞年均增加不足5万，北京2017-2018年持续两年负增长、天津2017年一度负增长。

3.3 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我们以直辖市、地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单元对中国大陆进行全覆盖的人口流入流出识别，粗略地主要把人口增速高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或本地市自然增长率的地区识别为人口流入地区，把人口增速低于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或本地市自然增长率识别为人口流出地区，并把人口减少地区从人口流出地区单独识别出来。其中，采用地级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有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2个省区；其余省区由于未公布较完整的地级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或仅公布地级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故只能采用省级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此外，青海省西宁市和其余州市采用两个不同的自然增长率，其中其余州市的自然增长率由青海省自然增长率和西宁市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出。这样处理的原因是考虑到西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低于青海省其余州市。以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或本地市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显然优于以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比如2011-2018年新疆、西藏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高达千分之十以上，大幅高于全国千分之五左右的平均水平，而辽宁省该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不过，采用省级自然增长率的省份内部地市自然增长率仍存在差异，常住人口和自然增长率也存在统计误差，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市全域人口流出，并不意味着其下辖的市辖区、县级市、县一定全部人口流出。

在数据处理上，以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01-2010年地区人口增速，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5年常住人口数据计算2011-2015年地区人口增速，以2015、2018年常住人口数据计算2016-2018年地区人口增速。对于2018年常住人口缺失的地区，有辽宁、海南、云南、西藏等省份的19个地市及海南6个省直辖县以2017年数据代替，但即便如此，仍有吉林全省、黑龙江除哈尔滨外、新疆除乌鲁木齐外的34个地市以及新疆的自治区直辖县常住人口数据缺失。其中，辽宁省大连市2015、2016、2017年连续三年常住人口数据基本持平，2018年数据缺失；吉林省长春市2015、2016年常住人口数据基本持平，2017、2018年数据缺失；海南省三沙市一共只有几百人，故不好判断大连、长春、三沙2016-2018年常住人口是增是减。吉林省常住人口2016-2018年从2753万逐年递减至2704万，三年共减少49万；同期黑龙江省常住人口从3812万逐年递减至3773万，三年共减少39万，且吉林省除长春外、黑龙江省所有地市2016年常住人口均比2015年明显减少，故将两省缺数据地区全部识别为2016-2018年人口减少地区。而新疆常住人口2016-2018年从2360万持续增长至2487万，三年共增长127万，故难以用此方法识别各州市2015年后的人口增减。

研究发现，在16个地级单位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估计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全国人口净流出的地区个数分别为175、196、205个，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数量占比分别为51.9%、58.2%、60.8%,2010年后明显上升；而上述三个时期人口净流入地区数量依次递减，分别为162、141、116个，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数地区、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其中，上述三个时期人口减少地区的个数分别为88、45、56个，人口正增长但增速低于本省或本地市自然增长率的地区个数分别为87、151、149个。2010年后人口减少的地区大幅下降、人口正增长但增速低于全国平均的地区大幅上升，这主要是部分农民工回流所致。

从地域分布看（红色表示人口净流入，深绿色表示人口净流出中的人口减少，浅绿色表示人口净流出中的人口正增长，灰色表示缺数据无法判断），在2001-2010年，扣除西北地区、西藏小量人口净流入外，人口净流入地区主要在东南沿海、华北、辽宁等地，而人口净流出地区主要在华中、华南（不含广东）、东南沿海部分欠发达地区和西南、黑龙江、吉林等地。2011-2015年，人口净流出地区主要集中东北地区、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非核心城市等；人口净流入地区明显变少、且趋向破碎化，主要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包括广深珠惠肇、京津、沪宁杭苏锡常湖绍甬、合肥、南昌、石家庄、郑州-洛阳、武汉、长沙-株洲、济南、青岛、西安、成渝、昆明、贵阳、南宁、呼包鄂，以及广西桂柳及桂东南地区、粤西、苏北、晋中南、川西川北等。到2016-2018年，扣除数据大幅缺失的新疆后，人口净流出地区比2011-2015年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区域主要有东北、晋中南、海峡西岸、桂东、粤东、粤北等，京沪由于控人人口净流出；而人口净流入地区范围明显扩大的区域仅有皖北、浙西、川东。

在人口净流出地区中，人口减少的地区值得特别关注。2001-2010年，人口减少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包括皖北、豫东南、湖北大部、川东、成都平原（除成都外）、黔东、黔南等地，此外东北部分城市和东部的苏北、苏中、闽西等地人口也有减少。2011-2015年，东北的人口减少地区范围大幅扩展，除核心城市及周边部分地区外，其余地区人口全面减少；全国其他地区人口减少城市的数量则大幅减少，除豫东南地区外均呈零星分布。2016-2018年，东北地区几乎全域人口减少，除长春、大连难以判断外，仅沈阳、盘锦人口微弱流入；全国其他人口减少地区仍基本呈零星分布，仅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受到西安、成都“抢人”影响而出现小范围连片的人口减少地区；乌鲁木齐成为除东北、北京外唯一人口减少的省会以上城市，主要是因为2015年后汉族人口的显著减少。

此外，如果把市辖区作为一个主体，从市辖区、县级市、县的层面看，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分布将更为细致。我们将在后续报告中进一步展示中国县级层面人口流动全景。

4 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去向何方？

4.1 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新增约2亿

1978-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快速增至8.3亿，城市化率从17.9%提升至59.6%。过去四十年城镇人口净增6.6亿，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当然，这其中存在2.26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2018年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3.4%。目前，中国59.6%的城市化率稍高于55.3%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3%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66.2%，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约71%，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比2018年增加约2亿。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近似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发展期（30%以前）、快速发展期（30%-70%）、稳定发展期（70%之后）。其中，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又大致以50%为临界点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为加速发展期，之后为减速发展期。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减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届时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而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左右达峰值；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预测，中国城市化率将在2030年达70.6%、即城镇人口达10.3亿，但2049年城镇人口将达11.2亿的峰值、对应城市化率79.7%，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80%。因此，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比2018年增加约2亿，到2049年城镇人口达峰值时将比2018年增加约2.9亿。

4.2 2亿新增城镇人口并非全部来自乡城迁移

从中国城市化历程看，城镇人口增长来自三个部分：自然增长、乡城迁移和行政区划变动。行政区划变动引致的城镇化可简单理解为就地城镇化，包括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以及其他城镇空间范围扩大。1978-2018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1297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从102个增至297个，市辖区从408个增至970个，县级市从91个增至375个。

王放（2004）研究发现，1990-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有52%来自行政区划变动，17%来自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只有剩下31%来自人口乡城迁移。与王放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我们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2014）直接计算的1991-2000年行政区划变动引致的城镇人口增量，结合全国自然增长率，估算1991-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比例分别为23.7%、29.4%、46.9%，2001-2010年分别为14.7%、31.8%、53.5%。

以2011-2018年为例，该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量2020万。1）自然增长。按照全国自然增长率计算，该时期城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369万。2）进城农民工及家属子女。2011-2018年农民工年均增量577万，假设有40%进入城镇即231万，再加上约1/5的家属子女，即年均288万。3）乡村学生进城。2011-2018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年均1463万，假设来自乡村的学生比重为该时期乡村常住人口比重，即乡村学生进城654万。4）区划变动。城镇人口年均增量扣除前述部分后，还余709万，这与王桂新（2014）计算的2001-2010年行政区划变动引致城镇人口年均增量670万大致相当。因此，2011-2018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中来自自然增长、区划变动、乡城迁移的平均比例为18.3%、35.1%、46.7%。用此方法测算2018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量中来自上述三者的比例分别为17.3%、47%、35.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2018年三者比例分别为23.6%、39.6%、36.8%，测算的乡城迁移贡献差异相对较小。

当前中国地级市个数占地级区划数的88%，市辖区、县级市个数占县级行政区划数的47%，建制镇个数占乡镇区划数的53%，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还存在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空间。简单按照当前趋势推算，未来2亿新增城镇人口可能将有约50%、即约1亿人左右来自乡城迁移，其他则将来自自然增长（如按照自然增长率4‰推算，2019-2030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累计约4100万，占22%左右）和行政区划变动。

4.3 到2030年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在七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5%人口，创造88%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19个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1982-2018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从7.1亿增至10.5亿，人口占比从70.3%增至75.3%；2018年城镇化率61.7%，即城镇人口6.5亿，占全国城镇人口的78.3%；2018年GDP合计79.3万亿元，占全国的88.1%。2018年长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五个城市群人口过亿，分别为1.5亿、1.1亿、1.0亿、1.3亿、1.0亿。

19大城市群=“3+2+14”。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作为19个城市群中最成熟的三个，以全国5%的土地面积集聚了23.6%的人口，创造了38%的GDP，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2018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1.8、2.0、1.2；其中，三大城市群2018年人口合计占比较1982年提升5.3个百分点。

除三大城市群外，成渝、长江中游两个城市群共覆盖五个省份，是其中规模较大、同时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跨省级城市群，两大城市群以5.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16.3%的人口，创造了15.7%的GDP；由于过去长期大规模输出农民工，尽管近年人口大量回流，2018年人口占比仍较1982年下降1.5个百分点，2018年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0.90、1.01。从区位、资源禀赋和近期增长看，成渝、长江中游未来有望成为中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代表。

其他14个城市群以14.7%的土地面积集聚了35.4%的人口，创造了34.4%的GDP，2018年经济-人口比值平均为0.97；2018年人口占比较1982年略增1.2个百分点。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刚刚过亿，中原、珠三角、海峡西岸、哈长、北部湾、关中平原六个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万之间，辽中南、黔中、滇中三个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万，而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万，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万。此外，14个城市群中的哈长、辽中南城市群两个城市群当前面临人口减少；哈长城市群2018年常住人口缺失，但当年户籍人口较2010年减少226万。

中国2亿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从2018年城市化水平看，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率最高，达85.3%，未来城市化空间较小，城镇人口增加将主要依赖于区外人口迁入；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宁夏沿黄等7个城市群均在60%-70%之间，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河北省城市化率仅为56.4%；中原、滇中2个城市群城市化率不足50%；其他9个城市群城市化率则在50%-60%之间。

简单测算，先不考虑区外人口迁入，依据各城市群当前城市化率适当调整到2030年提高幅度，并结合联合国预计的自然增长率，估计19个城市群到2030年城镇人口增量合计1.3亿。假设根据再有约3000万人口净流入，则2019-2030年城镇人口增量比例可达约80%。基于发展趋势、经济-人口比值、近期人口净流入以及区位等因素，在大致假设区外人口迁入分布的情况下，2019-2030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城镇人口增量占比有望达约60%。到2030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计占比或将从2018年的75.3%上升至76.6%左右。

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以常住人口论，2030年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1000万级城市和12个以上2000万级大都市圈。未来向19个城市群集聚的人口以及19个城市群内部流动的人口，将主要集聚到千万级以上的大都市圈。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都市圈为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以同城化为都市圈发展方向，这是中央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文件。

从国务院规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城区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北上广深4个千万级超大城市，以及重庆、武汉、天津、成都、东莞、南京、郑州、杭州、长沙、沈阳等10个500-1000万人特大城市。从市辖区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等8个千万级城市，有南京、东莞、西安、佛山、杭州、济南、青岛、哈尔滨、沈阳、苏州、汕头、大连、郑州、石家庄等14个500-1000万人城市；其中，南京、东莞、西安、佛山、杭州、济南6个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700万。考虑到人口流入以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未来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

从都市圈常住人口看，中国现有上海、北京、广佛肇、深莞惠、郑州、成都、杭州、苏锡常、青岛等9个2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重庆、武汉、沈阳、厦漳泉、南京、天津、宁波、长株潭、西安、合肥、济南、南昌、长春、石家庄、哈尔滨等15个1000万-2000万人大都市圈。其中，重庆都市圈人口接近2000万，武汉都市圈也超过1800万，南京都市圈仅宁镇扬三市人口1615万、若加上毗邻的皖东城市则远超2000万，从这三个都市圈的人口增长潜力和空间扩展潜力来看，预计未来人口有望突破2000万。2018年，上述24个大都市圈土地面积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2%；常住人口4.5亿，占比32.5%；GDP合计47万亿元，占比52.2%；经济-人口比值为1.6。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都市圈范围存在不同版本，考虑到都市圈强调同城化发展，此处测算人口经济数据均采用范围最小的版本,武汉、济南都市圈范围均比2018年报告中要小；上海都市圈与周边的苏锡常、宁波、杭州都市圈范围有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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