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非洲做手术，顺便还种了块菜地
本文作者：罗飞
2019 年 3 月 19 日，我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也作为中国（湖北）第 26 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一员，从湖北武汉天河机场启程，前往遥远而炙热的非洲大地，执行医疗援助任务。
如今，2019 年已近尾声，我想写下自己的故事。
作者供图
院子里的菜地，寄托队员的思乡之情
医疗援外的生活无疑是清苦的。
阿尔及利亚（下称阿国）虽然不是条件最差的非洲国家，但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初来乍到之时，由于这边的水质较国内差，大米粗糙难以消化，很多队员都出现了水土不服（如腹胀、腹痛、便秘甚至腹泻等消化功能不适），还有的队员本来胃肠道就不好，只能默默忍受坚持。
院子里的菜地（作者供图）
我们一行人住在巴特拉省综合医院陈旧的老房子里。尽管阿国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但与中国不同，这里并没有系统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所以驻地还是免不了经常性的停水、停电。
虽然住处相对破旧，好在当地医院给我们添置了暖气炉和空调设备，也能基本保证驻地的「冬暖夏凉」。
当地的日常生活，仿佛穿越回到我国的八九十年代。
生活物资全都需要计划性供应，一年四季，我们只能领到土豆、西红柿、洋葱、生菜这四种蔬菜。肉类中最常领到的是鸡肉，偶尔要是领到一次牛肉，能让我们整个队都感到欣喜若狂。
不过，在援外的日子里，最难熬的还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思乡的情绪。
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驻地，医院。为了保证中国医疗队员的安全，我们平时都生活在驻地医院的小院子里，除了平时集体出去购买必要的生活物品外，几乎很难有外出的机会。
我们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过着不太自由却又简单的生活。
所以，虽然阿国的网络信号使得我们的微信视频连线总是断断续续，这份与家人的感情联络依然是我们每一位医疗队员每天固定的必修功课。
幸运的是，当地医院给我们在院子里提供了一小块菜地，队员们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开荒、翻地、播种、浇水、施肥。这块菜地也就成为我们打发休闲时光、缓解思乡之情和培养其他兴趣爱好的好地方。
采摘菜地里的菜（作者供图）
队员们在一起研究种菜（作者供图）
为什么不工作？累了
在阿国开展手术的许多经历，在我们国家的医生看起来也许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我们已经对当地落后的医疗器械和设备有所预期，但当地医院手术室里的卫生条件永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差，自然也没有国内科室天天谈月月讲的无菌观念。
你可能无法想象，当你正准备拿起持针器缝合一根如同泉涌的血管时，一只苍蝇却冷不丁地落在你的指尖。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它又嗡地一声升起，如同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在手术台上翩翩起舞。
上台时发现没有器械护士是家常便饭，助手也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当你想再找一把好一点的血管钳时，才发现本就寥寥无几的手术器械能起的作用，还不比不上你的一双手。
当地医院的手术室（作者供图）
你可能也无法想象，就算自己已经为了台上产妇的安危满头大汗甚至有点烦躁，自己却仿佛置身汪洋大海中孤军奋战，因为此时站在一旁当地的医护人员，都仿佛置身于咖啡馆一般，侃侃而谈着你听不懂的家长里短。
他们没带口罩，已经带了无菌手套的手继续随意触碰任何东西，包括无影灯、病人露在外面的手，以及自己发痒的鼻子。
当你为了病房里可能发生大出血的产妇、胎儿窘迫可能发生重度窒息的患者急急忙忙寻找手术台的时候，却可能被一旁的医生质问：「你真的有那么急吗？我下班了，等接班的医生来了再说。」
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下，我们的队员习惯了「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将所有风险防患于未然」的亲力亲为。
而这样的做法在当地医护的眼中，却成了中国医生独特的品质：热爱工作（Aimer travailler）。当我反问：「为什么不工作？（Pourquoi bas travailler）」时，得到的反馈永远都是「累了（Fatigue）」。
医疗队的眼科医生进行手术（作者供图）
相似的病情，不同的结局
由于当地人群缺乏避孕意识，基础医疗水平薄弱，在阿尔及利亚妇产科医院的每一个夜班，都令我感到刻骨铭心。
某天夜里，值班室外狂风暴雨，雨水拍打着窗户哐哐作响。
助产士急急忙忙地向我汇报紧急病例：患者双胎顺产，第二胎横位，孕 3 产2（顺产），双胎 38 周，第一胎已经娩出 20 分钟，现在第二胎横位，胎心正常。
我赶到病房查体，好在患者宫口并没有回缩，我顺着顺着宫口摸到了胎背。彩超确认第二个胎儿体重约 2800 克——有内倒转治疗的机会！
这样的病情让我回想起 2 年前的一次夜班，同样的孕周，同样的横位。
那次，我在产房门口和产妇家属足足沟通了十分钟，告诉他们内倒转的优势；可以避免剖宫产，以及内倒转的风险：可能发生急性胎儿宫内窘迫、胎盘早剥、脐带脱垂、子宫破裂等严重并发症，如果内倒转失败，极有可能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
在中国，对病人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有可能是对医生而言却最危险的。因为同样的风险一旦发生，我随时可能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位上。
那位产妇的家属最终选择了剖宫产，虽然最后母子平安，但是她们确实放弃了一次可避免剖宫产的机会。
现在，相似的病情发生在阿尔及利亚。
我用蹩脚的法语向助产士和产妇表达了我的意图，还没来得及谈内倒转的风险，她们就表示同意，并为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在阿尔及利亚，患者对医生的决定总是百分之百信任，直接免去了医患沟通、病例签字等环节，这为我的决策与操作赢得了时间，
消毒、洗手、戴手套，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胎头方向上推胎头，确认胎儿臀部，顺势抓住胎儿双足，试图臀牵引娩出胎儿。当胎儿双脚终于拖出阴道口时，这个顽皮的孩子却又扭动着屁股踹了我一脚。
一切看似顺利，我却倍感艰难吃力——相对于患者狭小的子宫，我的手显得太大了。
经过短暂又漫长 5 分钟，孩子终于平安出生。「她是活的！（Elle est vivante）」助产士和学生们都欢呼了起来，产房里响起了掌声。
在阿国这样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产妇紧紧抓住我的手，在我的手背轻轻地亲了一口。
事后助产士告诉我，以往类似的情况医生都选择了剖宫产：「你创造了一个奇迹，你是怎么做到的？」
完成内倒转后的手（作者供图）
就是这只手，创造了她们所说的奇迹，虽然操作之后我也还是心有余悸，手掌生疼。
防护不足的艾滋病患者手术，我们互相打气上了台
由于我们医院周末只做急诊手术，所以每周第一天的白班总会特别繁忙。
一次，当我和同队的李医生连着做完 13 台手术后，正准备下班，产房的护士长忽然来值班室汇报：有一名产妇，孕 1 产 0 ， 40 周 + 3 天，胎心不好，HIV 阳性，病毒载量提示高传染风险。病历显示产妇因自觉胎动减少已经入院三天，之前的胎心监护提示胎儿缺氧可能。
然而，周末值班的阿拉伯医生和护士都不愿意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于是就白班拖夜班，夜班拖白班，不积极处理，最后把问题拖到了我们两个中国医生身上。
面对艾滋病患者，我们同样有职业暴露的顾虑。阿尔及利亚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非常简陋，没有防护衣、防护鞋，也没有防刺伤针，只有一个简陋的防护眼镜——还是我自己从国内带过来的。
我和李医生都清楚这场手术的风险，但我们也很清楚，由于下一个夜班的接班医生也是阿拉伯人，所以如果此时的我们不闻不问，等待的结局很可能是胎儿死亡。
阿拉伯的器械护士不肯上台，我和李医生两个中国人互相打着气上了台——三层口罩、三层手术衣，三层手套，塑料外包转做成的简易「围脖」，还有简陋的防护眼镜，我们把自己裹成了粽子，算是临时做的传染病防护措施。
我们把自己裹成了粽子（作者供图）
唯一让我俩算得上些许安慰的是，两个中国医生搭台，确实更了解彼此的手术习惯，手术过程中也能够减少因合作不畅导致的手术意外，从而减少职业暴露的风险。
小心翼翼地切开、缝合、止血，由于手术器械老旧，每一个平时看似熟练、在简单不过的手术操作，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都显得尤其沉重艰难。
「不远万里的中国还有亲友在等待，千万小心，宁慢勿乱！」我们一边操作，一边如此相互叮嘱。
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我俩如释重负地相视一笑，上台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态终于风消云散，背后早已经被汗水湿透。
患者的绝对信任，让我敢于放手一搏
总有人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危急情况来临时，很多时候，医生的决策直接决定着患者的命运。
面对重症心脏病产妇在我面前呼吸心跳停止我却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我以生死时速的工作状态把一个宫内窘迫的新生儿从满是胎粪羊水中掏出来，却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的时候，我的内心又是无比绝望而心痛；
而那个手术后子宫切口感染再次开腹清创的产妇，虽然我叫不出她的名字，但她能以足够的宽容之心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从容面对手术并发症……
作为一名医生，我们永远无法逃避面对死亡，但我们必须从死亡的阴影中坚强的走出来，并尽最大努力把每一个病人从死亡线上尽可能地拉回来。
是的，阿尔及利亚妇产科医院的每一个夜班让我刻骨铭心，而当地患者对我的绝对信任，也让我敢于拼尽全力，放手一搏。
医疗队在一起开会（作者供图）
虽然远渡重洋，远离家乡，虽然我们需要面对繁忙而惊险的工作，需要适应清苦而不自由的生活，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我们还是在 8 个多月承担了阿国年轻医生的临床带教工作，完成了大小手术共 5000 多台，迎接了超过 16000 个新生命。
作为一名援外人，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中国医疗队的形象，我想，这是我能给「医疗外交」这道题交出的一份最好的答卷。（责任编辑：刘昱）
本文作者罗飞，中国（湖北）第26批次援阿医疗队巴特拉分队队员，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这是丁香园的「远方来信」系列文章。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把视线投向基层、投向边疆、投向海外，讲述日复一日临床生活之外，对医疗的体验与思考。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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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