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与现代的交汇处，最震动历史及人心的，是对其未知一半的发现。1492年作为分水岭，在卡斯蒂利亚（Castille）王位及阿拉贡（Aragon）祭坛上完成了其仪式。
当哥伦布最初在新世界登陆，他所进行的一项示范性的仪式，在未来成了大屠杀中先发制人的预判借口。神学及政治辩论的增多，导致国际法律的萌芽。所以，“怀疑的理性化”要求：如果发生了冲突，则必须能够从最初就证明其正当性，并且能够站在正确者一方。
哥伦布携带旗帜和刀剑上岸。但他知道，自己也不得不维护西班牙国王的司法：即有必要保证，如果不得不使用武力，责任应该落在受害者一方。他的仪式是“中世纪宗教心智”与“现代世界司法心智”之间的衔接点。他向远征队的公证人罗德里格·德·埃斯科贝特（Rodrigo de Escobedo）口述了一份信仰准则（formula），声称他借助于神圣权利，并且以天主教国王的名义，占有这块陆地。为了这场带有如此巨大司法蕴涵的行动，他召集在场的远征队成员作为见证者，而非那些聚集的土著人——那块陆地却是属于他们的。
就在同年，格拉纳达（Granada）王国，西欧的最后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被天主教军队击败。与此同时，天主教的代理人们启航去了非洲，在1492年实施了第一次现代种族—宗教清洗行动，它被理性地组织，并且受到司法措施的支持：犹太人也被驱逐出西班牙，或被迫改变信仰。最后，在那年，也是在西班牙，借助于天主教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安东里奥·德·内布力加（Antonio de Nebrija）公布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官方语言，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从而，为现代民族之间的战争锻造出主要的文化之剑。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对欧洲民族语言的研究进入鼎盛期，开始磨砺其剑锋。经由建构“能够标记出‘我们’和‘他人’之范畴的、清晰且各不相同”的档案资料，世界的理性化在向前推进。
关于对地球新的半球之发现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充盈了与其相关之人的心智。就像对被交给他的那些船具有管辖权，哥伦布也想始终是自己的心理舰队司令。但是，他无法这样做。他朦胧地察觉到：自己不理解那些新大陆的规模和属性，他勉力维持自己，以免被那些证据压倒。
埃德蒙德·欧戈尔曼（Edmund O’ Gorman）分析了自我欺骗的各个相继阶段，它们导致哥伦布濒临疯狂。对于他那种教条心智来说，所存在的仅可能有本来就已经被知晓的那些大陆，因为圣经中说：“善的信息已经被播撒到全世界”。所以，哥伦布不得不面临抉择：要么放弃自幼教养形成并坚信的、已经被揭示的真相，要么放弃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证据。他仿佛陷入偏执与妄想，坚持于自己的“虚假基本假定”，逐渐建构出一系列“幻想替代物”。
在最初遇见土著人时，哥伦布用田园诗般的措词描述他们。他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说：他们性格高贵，他们非常渴望成为基督徒。他与当地酋长——他正式承认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在返回欧洲之前，哥伦布在海地（当时被称为埃斯帕诺拉“Espanola”）留下一支39人的驻军。
1493年11月27日，他第二次抵达那块新陆地。仅仅不到一年，一切都变了。那39名西班牙人已经被土著人杀死，因为他们强奸了土著女人。随后几个世纪的进程，立即就被决定了。土著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从彼此好奇变为迫害。不同于和平，迫害是自我助长的。基督徒的感情已经如同飞逝的箭。但种族主义是高耸入云的一棵橡树，在基督纪元的第二个千年，它将深深地扎下根。
美洲历史的欧洲人版本刚刚开始，但如同在《圣经》中，偏执狂已经写出一系列漫长篇章中的首篇，这些篇章中包括了轮奸、全面战争、种族灭绝。在他的第一次发现之远航中，哥伦布把留在海地的那39人转变为最初的殖民者。这可以看成是西班牙征服纲领的初试：移民都是男性，新社会的人口成长依赖于强奸土著女人、灭绝土著男人、强迫同居及私生子的出生。在未来几个世纪中，这些都将妨碍在拉丁美洲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北方的英国殖民地中的情况迥然不同。
从他的第二次航海开始，哥伦布对土著人的描述开始具有不信任的特征，出现“投射”及“怀疑”。这时，他鼓动暴力对待土著人。他要求西班牙派兵，作为攻击土著之用。依据某些估计，1492年当西班牙人到达时，在海地生活着110万泰诺人（Tainos）。另有估计，人数可能高达800万人。到1507年，土著人仅剩6万人。到1520年，土著人还余1千人。几年后他们就灭绝了。
在他第四次横渡大西洋航海期间，哥伦布遭受着一个渐强的矛盾的折磨。他不得不继续忠于乐观的计划，因其就是诱惑西班牙国王的诱饵，但他又必须借助于暴力实施征服和维持秩序。他不得不断言自己已经抵达亚洲，他仍然坚信如是，但他所描述的陆地是地图上没有的。哥伦布变得令自己也无法理解。他把自己内在中的那些相异物投射向别人。他的全部关系，无论是与土著人的还是与宫廷的，到此都基于“怀疑”，直到1500年他被罢黜。
当维斯普奇（Vespucci）的地图已经在描绘一块被称为美洲的新大陆，哥伦布孤独且怨恨地死去，如同一位被误解的英雄，仍坚守着“最初的确信”：他已经从西方到达亚洲。
在哥伦布的人生中，信念就是一切。他想要为国王争取新的、皈依基督教的臣民。不同于其后的征服者，寻求物质好处并非他的主要目的，尽管他也允许自己的人掠夺黄金及女人。这种对信仰的坚持，正如圣保罗般的救世主与极权式的坚持一样缺乏逻辑论证，这给“哥伦布及其部署是皈依的犹太人”这样的理论提供了论据。这些人在自己戏剧性地改变信仰后，经常会以一种特别僵硬的方式接纳新宗教，从而寻求稳定。
在人类冲突中，力量差异总是鼓噪出狼一般的侵略。如同在狼的寓言中，在更强势的个体的无意识中，也倾向于最初就决定要攻击。然而，自从基督教扩张以来，特别是自从开始讨论国际法以来，已经变得有必要为攻击较弱的敌人找到形式理由。这个任务被托付给偏执阐释，它授权“先发制人地攻击”：本质上，它接纳了来自法治国家的冲动，而国家本来应当防止它。
同样，在古代寓言中，狼绝不怀疑自己能够吞食羔羊。但是，他必须适度地支付代价，即他必须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使之公正”。因此，他首先诉诸于受害抱怨，然后诉诸于形式逻辑，最后诉诸于偏执狂：唯有它能够结束那一对话。狼首先说：“你在搅浑我的水。” “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在同一条溪流中喝水，但是在你的下游。”“但一年前你说我坏话！”“不，狼先生：一年前我甚至还没出生。”“如果不是你，那肯定是你兄弟。”狼性偏执狂不仅幻想出弱者的错误，还把它们视为原发罪行，从而把自己的侵犯转变为“已经被其归于弱者的邪恶”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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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狂 ：“疯子”创造历史》
作 者：[意]鲁格·肇嘉
译 者：高岚 董建中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纵观人类的整个战争史，可以明显看到偏执与妄想狂的幽灵显现。这些偏执狂手握阴谋论的大棒，简单粗暴，却又注定会受到大众的追捧。这样一种简单、有效的观念，把新生的反抗力量毒杀在摇篮中。相反，民主与和平的再生，需要承诺、牺牲和理性——这些心智过程却又无法如此迅速地激发或感染群众。无处不在的偏执狂，制造了人类一场场的浩劫。
在《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一书中，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作者从神话入手，通过古典时代（埃阿斯）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偏执狂意象，去探索种族灭绝过程及种族灭绝心理的现实意义。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轻度的偏执与妄想，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书中没有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