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生于贵州，幼年随家庭赴台，台湾大学商学系学士，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发展博士候选人。
1988年，杨贵平与友人在美国创立美国滋根基金会；
1992年，台湾中华滋根协会成立；
1995年，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中国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杨贵平任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2007年，香港滋根成立。
附《世界日报》报道：
滋根，许中国孩子一个美好未来
从台湾文化学院院长的娇娇女到美国尖端科学家的少奶奶，再从卖包子的女人到立志滋润根本、消除贫困的实干家，当年台湾大学商学系的高材生杨贵平，与一群来自台湾和美国的旅美华人，1988年在美国创立滋根基金会，着眼改变中国落后农村的教育现状和贫困面貌，12年一步一个脚印，从小事、实事做起，把爱心洒遍中国大陆的穷乡僻壤，迄今已经支持近3万多人次的贫困儿童上学，以及帮助中国11个省的80个村寨教育、卫生以及适用技术的发展。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救中国。虽然滋根比闻名的希望工程成立要早，性质也类似，但滋根成员不为名、不为利，加上其创始人杨贵平行事低调的作风，多年来一直脚踏实地地默默耕耘。而在访谈中，外人眼中充满使命感和慈悲精神的杨贵平，一再否认她没有这么伟大，她强调成立滋根是出自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人生很多事的确是由于偶然造成，70年代的保钓狂热分子杨贵平，不讳言被人视为左派，她向往中国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社会公正、正义。1988年，对政治极度失望的杨贵平，怀着理想幻灭之苦，决定从小事做起，为她魂萦梦牵的故国百姓做一点实事。
追溯滋根成立的源起，杨贵平说，一些保钓成员当初经常聚会讨论如何发动从民间到民间的援助，直接支持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发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帮助民众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品质。滋根成立的目的，正是集合志同合人士，把分散各地的个人关怀，聚沙成塔，凝聚成一股有形的力量，这是他们关怀家园的共识。
情奔伯克莱沦为卖包子的女人
杨贵平来自台湾，父亲杨希震早年曾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赴台湾任文化学院（文化大学的前身）院长，杨贵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台大毕业后，正在准备出国留学，遇上一个赴台讲学的美国华裔尖端科学家，对她一见钟情。在台湾那个年代，女孩子大多以嫁来美国为荣。杨贵平说，男方看上她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她答应这门亲事，她笑称这门亲事是封建婚姻，自己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答应了男方追求。
男方年轻有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从事造火箭的尖端科技，家境富有。杨贵平非常顺利的离开台湾，漂洋过海嫁来美国洛杉矶，过的是中上层人家的生活，28岁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精神空虚，觉得自己好象活在一个物质的樊笼里，内心很不快乐。
俄国教育家别林斯基说过：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虚度年华，另一种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在第一种人眼里，生活就是一种睡眠，如果这场睡眠在他看来，是睡在既温柔又温暖的床铺上，那他便十分心满意足了；在第二种人眼里，可以说，生活就是建立功勋……人就在完成这个功绩中享受到自己的幸福。用这段话来分析杨贵平的性格，似乎非常贴切。
70年代初，美国华裔知识分子保卫中国钓鱼台运动风起云涌。当时浑浑噩噩过了10年相夫教子、丰衣足食生活的杨贵平，由于与丈夫格格不入，觉得日子无聊到不得了，光阴在无所事事中虚度，婚姻陷于危机中。她喜欢文学、富幻想，向往到新疆大草原天山脚下骑马驰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天生喜欢冒险。
她不顾丈夫的反对，积极投身保钓运动，从中找到精神寄托。她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作了我能作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短暂而不乏意义的生命价值。
就在这时，她遇到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同样是来自台湾的热血青年董叙霖，董叙霖外表的玩世不恭和嬉皮笑脸装扮，与激进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带给杨贵平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心灵冲击，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使两人产生致命的吸引力。
一天，董叙霖问她：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柏克莱？当时尚未离婚的杨贵平，现在回忆这段改变她后半生的经历，一再强调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绝对没有外界想像的这么容易，内心经过几许挣扎，最易割舍的是荣华富贵，不舍的是3个孩子，最后，对董叙霖的感情压倒了一切，她毅然决然签字放弃丈夫的一切财产，身上揣着2美元，上演一幕抛夫弃子、跟着穷博士开着破车情奔柏克莱的戏码。
跟董叙霖一起的日子，最初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董叙霖顶着名牌大学数学博士的学位，偏偏不肯好好找工作，甘于做一个清贫的革命家，在柏克莱街边推着小车足足卖了四年的馒头包子，每样东西都是一个夸脱（25美分）。恰好杨贵平是那种可以把爱情当面包的女人，虽然沦为卖包子维生，她精神非常富足，至今不悔当初的出走，真的一点也不怀念以前的生活。
杨贵平笑着回忆，3个孩子后来判了跟她，也帮着董叙霖一起上街卖包子，现在他们都长大了，竟异口同声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那段吆喝卖包子的日子。回首来时路，笑中有泪。她坦言，最初碰到同学、熟人时，非常难为情，并领悟到狗眼看人低的炎凉世态。有次她穿着凉鞋叫卖包子时，路边的野狗以为是柱子，老实不客气在她的脚趾头撒了泡屎，气得她说连狗都看不起。
杨贵平一家的生活，直到1974才改变，联合国招聘一批中文翻译，董叙霖被聘用，全家自西岸东迁纽约。杨贵平也重拾读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教育发展学位，现任纽约华埠苏域柏中学高中教师。
来自遥远山区的呼唤
1988年，杨贵平静极思动，灵魂深处老是躁动不安，感觉来自那遥远山区的呼唤。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毛健雄，与她说及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在这之前，杨贵平对中国农村一无所知。她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3000美元，打算资助贵州建立一个乡村图书馆。她决定实地考察，然后再决定这笔款项的用途。
杨贵平忘不了抵达贵阳市时第一眼的印象，飞机场像一个杂货铺，我还以为来到了农村。这场贵阳之旅，在飞机上，她认识了引导她日后开展滋根工作的贵州铜仁地区团委书记罗义贤，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了解她想为中国老百姓做点实事的想法后，马上鼓励她深入腹地到贵州最穷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看看。她二话不说，跟着他坐了8个小时火车，再转乘3个小时吉普车，接着还要翻山越岭才抵达目的地。
到了雷山一看，风景美不胜收，村民95%是苗族人民，能歌善舞、出品成歌，但由于山高水冷可耕作土地少，个个穷得叮当响，许多人全家只有一张破棉被，人畜同住，许多村民都是跟耕牛挤住在一个破房子里，满屋牛粪臭烘烘的。尤其让她奇怪的是，为何许多人都是红眼睛，原来是被柴火熏的。
杨贵平在当地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和少数民族朴实勤劳本份的一面，他们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一大早就上高山种地，背着沉重的背篓，艰难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一直到天黑才下山，但由于人多地少，可耕种的土地非常有限，他们年均收入只有100元人民币。
中国农村一向重男轻女，女孩子大多在家赶猪、放羊、种地、煮饭、带弟妹。根据1988年杨贵平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晓等在贵州省雷山县等十二个偏远村寨针对女童入学的调查，适龄女童入学率只有28%，妇女文盲高达95%，有的村寨甚至没有一个女孩读书，更有的村寨没有一个女孩读到小学毕业。另外一份来自17个村庄的抽样调查显示，73%的适龄女童和30%的男童不能上学，女孩子更不用说了。
杨贵平了解到，当地小学一年学费虽然只有40无人民币（仅相当于5美元），但对当年平均收入只有100元人民币的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只有牺牲孩子们的求学机会。也有许多人家不惜借钱给男孩子上学。（最大的目的是长大后不要当农民）
这次贵州之行，对杨贵平思想触动非常大，返回洛杉矶后，她特别珍惜已有的幸福，更想为贵阳山区的同胞们做一点事，一闭眼，那些所见所闻就像电影慢镜头那样在脑海浮现。
事后许多人听说她初抵贵州，就浑身是胆跟着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去了山区，都为她捏了一把冷汗，幸亏没有把她拐卖给当地人做老婆。
将钱用在刀口上
1990年，滋根开始在雷山县17年村寨展开支持所有适龄女童入学计划，并在贵州省台江、麻江、雷山、黄平、、榕江等六个县，每年支持约2000名女童上学。12年来行之有效，每村女童入学率保持85%到95%，目前每村都有女生小学及初中毕业。有的女孩念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回村做了老师。滋根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支持女童入学计划已拓展到广西、云南、山西、河南、宁夏及内蒙古等七个省的一些偏远村寨。并在11个省、37个县的贫困农村，成功支持许多费用少、效果显著的小型项目，例如支持失儿童入学、扫除文盲、设立乡村卫生室及妇女生育培训、小型水利及小型贷款等。
为了确保滋根每一笔款项都用在刀口上，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专款专用，防止捐款被中途贪污挪用。多年来，滋根联络了一批当地乡村的志愿者，作为滋根项目的联络员，监督和跟踪调查捐款使用情况。与此同时，滋根12年来在不断扩大发展中，会员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热心人士加入，目前有400多名固定会员。
海峡两岸包括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台湾大学的学生，近年也积极参与滋根项目下乡跟踪调查的工作。1933年，台湾成立了共同宗旨的滋根协会，早期成员包括作者陈映真、台湾大学教授夏铸九、杨小定、工程院工程师刘沅、中时晚报社长林圣芬、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员徐光正等。
陈映真指出，滋根基金会代表一个新的乡土重建理念：代表一种对于暂时身处艰困却又充满改变生活的意志与热情的同胞和人类的关怀，代表在施援中学习，在受援者中受到启发的新思想潮流和新生活态度。
滋根在美国也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响应，如当年积极参与保钓且始终贯彻如一的纪念南京大屠杀联合会发起人的陈宪中的太太、热心公益事业的罗苏菲，目前正积极为滋根举办筹款餐会，餐会将于10月29号晚在纽约法拉盛来来喜来登大饭店举行，反应非常踊跃，三星期前餐券几乎已销售一空。（网址：www.zigen.org）
杨贵平说,滋根成员全为自掏腰包的义工,有别于一般基金会需要支出庞大的行政费用,节省许多不必要的开支,每一分钱都用得其所.滋根会员不但每年捐出1%的年薪或缴250美元的会费,一些美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热心会员，还身体力行，志愿自费亲临各个项目的资助地实地调查，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了解当地需要和评估款项是否合理使用，从中了解民间疾苦。
最需要持久做小事的人
杨贵平说，为了滋根，她七年没有工作收入。滋根会员没有名利可图，最需要的是持久做小事的人。12年过去了，有些创会会员由于各种原因退出了滋根，但大多数人仍在坚持。杨贵平的另一半董叙霖就说过：如果滋根到他的孙子辈还仍在，就能证明他们的理念和方向是正确的。
支持杨贵平等滋根会员持久坚持的动力，是他们的努力卓见成效，他们未敢稍懈，是因还有太多人需要帮助。例如：有次滋根收到大陆联络员的调查报告，讲述贵州方祥地处高寒和交通不便，经济收入十分低，村民生活困难，女孩子入学率极低。他们在几个村子，都遇到令人心酸的事情，如平祥村有一家农户，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两个儿子先后死亡，儿媳改嫁，留下六、七个未成年的孩子由两老抚养，无法供小孩上学；格头村有个女孩一岁时母亲早亡，15岁才读小学二年级，却被迫退学给人当小保母。
诸如此类的来信，总让杨贵平难受好几天。她回忆，当滋根展开免费入学资助项目后，附近村庄的学童，不惜每周翻山越岭走五、六小时的山咯，用树枝挑着被子和一周柴米油盐，来到滋根捐助的学校上学，周末再挑着被子回家。他们的学习条件异常艰苦，8个人挤睡一张床，点着油灯，蚊叮虫咬，但学习热情高涨，从不叫苦喊累。难以想象的是，有些失学学生竟是因为全家仅有一张棉被，无法分给他一张被子来校寄宿，以致不能上学。所以，杨贵平非常赞成当年大陆提倡的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口号。
杨贵平心疼地说：那些孩子们生活很苦，但天真无邪、单纯可爱，我看到他们那么多人挤在学校的破宿舍里，屋顶一个个破洞，睛天可看到满天星斗，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孩子们冻得打哆嗦，问他们冷不冷，他们异口同声说：冷，但我们不怕！真是乖得不得！而且看起来他们都很快乐，或许他们有着外人不能想像的一种精神世界吧。
陕西省丹凤县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何淡淡，今年1月17日写了一封信给滋根，提及他在双槽乡中心小学上学已有六年，去年也是多亏滋根资助才免于失学。他的学校：教室地板坑坑洼洼，桌凳破破烂烂，一不小心就会碰散架子，学校连口水井也没有，用水还得从河里挑，有时还会干涸，这样就没有水喝了。更糟糕的是，前年夏天洪水把我们学校的操场冲成了一片沙场，同学们没地方上体育活动。可是，在样艰苦的环境下，这名学生仍乐观表示：我们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把家乡建设得既美丽又富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滋根12年来传播的种子，目前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杨贵平欣慰地看到，当年许多接受资助的人，一批批毕业后返乡贡献力量，不少还立志扎根家乡、作育英才、薪火相传。她在雷山曾目睹感人一幕，有个外出求学的17岁大男孩，利用周末放假回家的日子，晚上点着蜡烛帮助全村文盲妇女扫盲。
这些年来，大陆来鸿如雪片般飞来，杨贵平与滋根会员的喜恕哀乐常受这些来信影响，他们既从中分享到收成的欢乐，也领略到任重道远的责任和压力。
陕西丹凤县花瓶乡一位叫李韩英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出生不久母亲就死了，帮助父亲喂猪喂到八岁才上学，但二年级就没钱上学了。她说：我多想和老师、同学在一起呀！我哭呀、哭呀！想呀、想呀！开学过了一个多月，我和爸爸实在借不到钱。后来在滋根的帮助下，李韩英上了学。她高兴地给滋根的叔叔阿姨们写来感谢信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心肠的人，无缘无故地给钱，可是这是真的，我就上学了。
愿爱的种子茁壮发芽
杨贵平说，每当滋根筹款时，人们常常会问：大陆那么多的穷孩子，帮得了那么多吗？滋根则认为，能帮一个是一个，总比一个也不帮好。也有人担心，捐款会否被地方政府中饱私囊，根本到不了需要受援者的手中？杨贵平强调，由于滋根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跟踪调查制度，这种被贪污的可能性甚低。
凯里民族师范普一学生李季春给滋根基金会来信说，对滋根心中有着说不出、道不尽的感激之情。爱，是人类最高尚，也是最博大的情感；爱，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当千百个人用他们的力量去帮助一群最需要帮助的人们的时候，爱就显出它最美丽、最神圣的光辉。这名叫李季春的女学生，本来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升小学三年级时险些被迫辍学，幸亏滋根资助才得以重拾书本，并分别在小学和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最后被凯里民族师范学院录取。虽然像她这样靠滋根资助才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的女生为数不多，但没有滋根的资助是绝不会取得这些成果的。
李季春由衷地说：滋根的温暖，我铭记心中，未来的路还很长，滋根精神会在我们这辈人中继续发扬光大，愿每个人都能接关怀的温暖，愿爱的种子，在你我心中茁壮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