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Alicia的第62篇原创文章
上个月，一位美国的老太太在法庭上摔了一跤，一下断了3根肋骨，一下引来全美媒体的关心。结果，这个月，她又被诊断出肺部有癌症结节，好在医生及时切除了这两个癌症结节。
当这位老奶奶帅爆我朋友圈的时候，很多人叫她美国第一女网红。这位如同国宝级的Icon叫Ruth Bader Ginsburg，今年85岁了，是美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法官，也是第一位犹太法官，还是美国第二位女性法官，美国人给她起了个昵称“Notorious RBG”。
在美国，人们有多恨特朗普，就有多爱她。她敢于说出真相，敢于发表异见，一生致力于女性平等事业，她就是人们心中的superhero。
人们专门为她拍了纪录片《RBG》，好莱坞拍摄的关于她的电影《On The Basis of Sex》(性别之上)在今年圣诞节已经上映了。
她的粉丝上至同龄老人，下至四五岁的小孩。万圣节，小孩子装扮成Ruth在法庭上的样子，对孩子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成为Ruth那样的正义女神更酷的事了。
自从她摔断3根肋骨，美国民众就自发为她祈祷，甚至在twitter上发起捐赠肋骨的活动，当然这既是玩笑，但也包含了人们对她的爱。
上个月一个叫Sophia的小女孩过8岁生日，专门向妈妈申请一个带有Ruth头像的蛋糕。Sophia写道，“我问妈妈要了一个有你头像的蛋糕，因为是你帮助更多人被平等对待，也让更多女孩找到好工作。谢谢你让美国变得更好。”
在最高法院工作的25年里，她没有缺勤过一天。经历了两次非常严重的癌症和心脏手术，她都挺了过来，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摔断肋骨了，健身教练Byrant Johnson评价她“像钉子一样硬 (She’s tough as nails)”。
她坚持健身已经20年，每周必须健身两次，每次都要做起码20个俯卧撑。当所有人都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时，她却说，“你们放心吧，我今年才85岁，我的同事都工作到了90岁，我还有5年时间。”
这位85岁的老太太不光精通法律，还很懂得时尚。她在古板无趣的法官袍上融入时尚元素－精致的领饰，引得年轻人都竞相模仿。
第一次看关于她的纪录片《RBG》的时候，感动到我流泪，是一种强烈的反差震撼了我，当大洋彼岸的女性为了性别平等而努力的时候，这边的我们却连发声都不可能，那种开放与压抑的强烈对比让我既负有愧疚，又富有勇气。
性别歧视其实是更加隐晦，更不易被人察觉的。即使今天，我们看似已经很平等了，但依然存在各种歧视。几年前，我在一家外企工作，一个部门几乎全是男人，领导几乎无视我的存在，直到当我提出辞职的时候，他才能叫全我的名字，那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女孩也想要有更好的发展。
但那时，我从没有对别人讲过那份工作的压抑。每当我稍微向父母透露出想要辞职的信息时，他们都会告诉我，女生能有份薪水好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不要不知足，不要再折腾了。
我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受歧视的女性，连一个德国朋友都说，中国客户要求对接项目的必须是男人，当她出现在会议室的时候，客户以为她是秘书，让她端茶倒水，她只好说，她就是这个项目的经理。
你可能会说这也没什么吧，可是正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的社会成见在伤害我们，社会当然不是一夜之间进步的，可是却是一步步进步的。
然而，就是这位身高不足1米6的女士，撼动了美国长达百年沉淀下来的性别成见，她一步步地推动美国社会变革，为女性争取到更平等的权利。
当然，能担此重任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这个出生犹太家庭的布鲁克林女孩一路走到美国最高法院，首先第一点就是她的高智商和超牛逼的履历。
上个世纪50年代，康奈尔本科艺术专业，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今天要进哈佛都不容易，更别说是1956年的哈佛。那时候一个班上只有9名女生，剩下的是500多名男生，可想她压力有多大。后来到哥大法学院完成了法学博士，成为了唯一一名在两家顶级法律评论期刊—《哈佛法律评论》和《哥大法律评论》－做编辑的人。
这样的履历可谓是千万里挑一了，但是她如果不做些什么，似乎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她真正令全美上下都敬佩的原因在于，她用自己的优势帮助了更多的人，真正地make differences，真正去推进性别平等。
她本身也是性别歧视的改变女性生存状态的迫切。当她1963年来到罗格斯大学教法律时，法学院的女生们都希望她能开一门讲女性与法律的课。后来，当她到瑞典做一个法律项目时，她很惊喜地发现，瑞典法学院的女生占到近三分之一，而她认识的一个瑞典女法官也是一边怀孕一边工作。
而当时，美国的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觉醒，意识到女性需要被平等对待，女权运动开始流行起来，以Gloria Steinem为代表的女权领军人物甚至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不论是内心渴望，还是外在刺激，都让她下定决心走上为争取性别平而努力的道路。
她真正大放异彩是从70年代开始，那时候她作为律师从事性别平等案件辩护，并创建了女性权利项目，参与了300起性别平等案件，辩护6场，胜诉5场，这样的成功可以说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轰动的大新闻，忽然人们意识到一个叫Ruth Bader Ginsburg的女人不能小视。
为什么说她真的在推进变革，因为Ruth辩护的几个性别歧视的案件都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很少有性别歧视的案件，就算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般都是维持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因为联邦法律根据性别分类是被宪法接受的。当时的美国社会充斥着一直以来的父爱保护主义，认为基于性别分类的立法是在保护女性，是对女性的优待。所以，那时候，性别歧视的诉讼非常少，就算有也基本不会赢，性别歧视充斥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Ruth参与的第一个诉讼是1971年的Reed vs Reed案，这个案子被认为是性别歧视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转变。Reed夫妇离婚后，儿子意外去世留下一处房产，按今天的法律来说，夫妇两都有权去争取房子的所有权，然而70年代，爱达荷州法律规定，财产只能归男性所有。因此Reed的前妻Sally上诉到了最高法院。Ruth代表原告Sally一方，并最终帮助Sally争取到了房产，并使爱达荷州法律删除了女性不得拥有财产的条款。
而Ruth出庭辩护的第一个诉讼是1973年的Frontiero vs Richardson案，美国军队的男军人自动可以领取配偶津贴，而女军人如果想领取配偶津贴，必须要提供自己的丈夫的收入低于自己的证明，空军一号的女中尉Sharron Frontiero的丈夫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明，因此Sharron无法领取配偶津贴。因此Sharron上诉到最高法院，最终案件以8-1胜诉。虽然还是失去了一票，但至少让最高法院意识到这样根据性别差别对待确实是违宪的。
当然Ruth在一步步地走，每一步走得都不容易。法庭是男人的世界，对于女性的生存现状，他们很难理解，甚至连法官都经常嘲讽Ruth，在他们心中根本算不上“歧视”的案子有必要闹到最高法院吗？
50到60年代，以Gloria Steinem为代表的女性展开游行示威，而Ruth则是代表相对冷静的策略型女性，她认为性别平等不是一场游行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场官司就能改变的，因此她小心地选择案子，她不光选择歧视女性的案件，也选择歧视男性的案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连男人们都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有被歧视的时候。
1975年，Stephen Weidenfeld的妻子生孩子时由于羊水栓塞而去世，但孩子平安出生。于是，Stephen去领取社保中心领取单亲父亲津贴，结果他被拒绝了，理由是，那是“母亲才能领取的津贴”。
于是Stephen写信给报社，希望社会能关注男性歧视的问题。1975年，Ruth接下了这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在Ruth的成功辩护下，最终这个案子以9票全票通过，判定照顾孩子的男性也有权领取补贴。Ruth通过这个案件，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性别歧视不仅伤害女性，也同样伤害男性。
之后，越来越多的性别歧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而女性同男性平等的权利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直到今日，每当说起大法官Ruth的时候，人们就会说起她擅用策略。
Ruth的经历让我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也有害怕的时候，但她自己给自己打气，温柔而又勇敢地去突破自己的恐惧。
1973年她的第一次出庭辩护时，被那种非常male的法庭所震慑，走廊上挂的全是历届大法官的画像，全是男性，法庭上坐的也几乎全是男性，真正说明了It’s a men’s world。她紧张到中午饭都没敢吃，就为了头脑清醒。她站在原告席上，手都在抖，最终她鼓起勇气开始了辩护。
Ruth从最初走进法庭的紧张到后来的坚定勇敢，她一步步成长起来，谨记妈妈告诉她的，要做个淑女。做个淑女就是不要被愤怒的情绪左右，但也不意味着就要退让，而是需要动脑，用策略来解决问题。
每当她在法庭上被男律师或男法官讽刺的时候，她都不会发脾气，而是冷静下来，做自己该做的，优雅地去争取每一步的胜利。有一次，法官直接挖苦她，“你难道要让原告的头像印在美元上，你才会善罢甘休吗？”Ruth没有正面去回应，而是继续陈述辩词。在当下流行的“撕逼”和“互怼”面前，这种淑女的作风越来越稀缺。
另外，她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生命的柔韧性，困难不能打倒她，反而激励她。
她成为了1956年那届哈佛法学院仅有的9名女生之一，剩下全是500多名男生，连哈佛法学院院长都公开歧视女生。她没有辩解，但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最终，她成为了《哈佛法律评论》的唯一一名女编辑。要知道那个年代哈佛男生想当编辑都绝非易事，更别说是女生，Ruth靠500名中前25名的成绩争取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生活总是给人意想不到的打击，丈夫Marty在来到哈佛第二年得了睾丸癌。Ruth一边照顾治疗的丈夫，一边带还不到两岁的女儿，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要帮丈夫摘抄课堂笔记，那段时间她每晚几乎只睡两个小时。幸运的是，Marty最终癌症消失了。
最令人羡慕的还有Ruth与Marty的爱情，17岁的Ruth和18岁的Marty相遇在康奈尔。朋友们都说，他俩性格迥异，Marty幽默外向，而Ruth则害羞内向，但Marty被Ruth的才华与智商吸引，Ruth被Marty的幽默吸引。Ruth的女儿开玩笑说，“Marty负责做饭，Ruth负责思考（Marty is responsible for cooking and Ruth is responsible for thinking）。”
一路携手走了56年，婚姻的付出也是双方的，Ruth在Marty得癌症时的细心照顾，而Marty对Ruth法律事业的大力支持。1993年，为了争取最高法院的提名，Marty一直帮Ruth游说，他有一个小本本，上面全是法律界人脉，他总是对别人说，“我老婆很棒，她如果做最高法院法官，一定会非常棒！”
Ruth非常优秀，这不可否认，但最高法院法官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没有Marty的付出，她不一定能够成为大法官。Ruth的提名排名一度只排在60多位，而Marty运用自己的人脉帮助了Ruth排名的提升。终于在1993年，克林顿提名了Ruth，听证会上以96比3票通过并当选。
从哈佛毕业后，Marty也成为了纽约一名非常优秀的税务律师。在Ruth成为了最高法院法官后，他选择随妻子一起搬到华盛顿。当别人在闲言碎语的时候，他回应大家，“Ruth的工作非常棒，我搬过去又没有什么不好。”
Ruth和Marty的婚姻最能说明，婚姻的成功会进一步促进事业的成功。近年来，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做了一个关于婚姻与事业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5年时间，追踪了5000多对19岁至89岁之间的夫妻，研究者发现如果拥有谨慎可靠的伴侣，人们会更满意自己的工作，在事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也能赚更多的钱。
Marty在2010年因癌症扩散而去世，那时他们刚过完56周年结婚纪念日。Ruth说，遇见Marty是她此生最幸运的事。当然Ruth很幸运，遇见了自己的白马王子，但她依然没有忘记要做个独立的女性。
她谨记妈妈教导她的做人原则：做个淑女 (Be a lady) ，并且独立 (Be independent)。做个淑女就是不要被愤怒的情绪左右，独立是如果能遇到白马王子，那当然好，但没有遇到，也不要气馁，要自力更生。
这两条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女生，不管有没有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我们都需要学会独立。Ruth在出庭辩护时曾说过，“长久以来，女性都是作为二等公民而存在，可是女性也有才华，性别歧视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别人问Ruth为什么要做这一切，她的回答是，做这些是为了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孙女。直到Ruth孙女这一届，哈佛法学院的男女比例达到了一半一半。
Ruth不仅仅代表了女性能争取到更平等的权利，更代表的是女性有能力去改变。就像《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Katherine Gramham，当她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是主编Ben Bradlee催她一定要刊发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另一边是律师让她不要发，躲避尼克松的黑手。最终Katherine说出了那改变世界的一句话，“Let’s go, Let’s publish”。她的决定已不仅仅代表着新闻自由，更代表了女性有能力改变。
作为一名女性，我出生在一个女性有权利接受教育的时代，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进图书馆，可以做重要的工作，可以自力更生，可以为梦想去努力，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像Ruth这样的女性一步一步争取来的。社会进步不是一早一夕的事，但如果没有一点一滴的争取，就没有今天的平等。
以前的时代信奉的是nice girls don’t speak up, nice girls don’t make demands，但今天如果作为女性自己都不发声，还有谁会为我们发声？
平等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就像《广告狂人》里的Peggy从争取一张办公桌到五美金的加薪，再到争取一间独立办公室，从麦迪逊广告公司的一名秘书走到广告创意总监，既要有才华，还要有勇气，更要有韧性。像伍尔芙所说，女性既可以穿着丝袜，也可以头顶书本。是的，女性既可以美丽，又可以有脑。Ruth不仅仅是第一网红，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女性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