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的集权与民主（上篇）

集权与民主，即使是现代国家，仍然是必须面对和平衡的两大课题。但是，早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就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他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稳定中集权，集权下民主。今天，我们首先谈谈他的集权。

--稳定中集权

北宋之前，是历时200年之久的大动乱、大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空前大破坏。建立统一政权，保持社会稳定，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赵匡胤起于部伍之间，身经百战，对此深有体会。他吸取前朝教训，在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稳定，尽量减少社会的动乱和伤害。

首先，坚持在稳定中兵变。后周年仅7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主少国疑，在政变成风的年代里，后周蕴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赵匡胤抓住这一机遇，在屯兵陈桥驿，部下亲信拥戴他称帝的时候，他不是急不可待地“黄袍加身”，而是与部下“约法三章”：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侵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大家同意了，他才领导兵变，并严格践行这一规定，对周后、小皇帝优礼有加，以后还刻石规定嗣君保全柴氏子孙；百宫照旧供职，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直至4年后才辞职。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基本不流血政变，它不仅避免了改朝换代腥风血雨的大破坏，而且最大限度地争取旧朝国家机器为新朝所用。

其次，坚持在稳定中削权。坚持集权，就必须坚决削弱影响集权的各种权力和势力，赵匡胤在这方面做得既果决又稳妥。

一是削宰相之权。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但又与皇权有一定矛盾。相权过大，皇权就有被驾空乃至被篡夺的危险。赵匡胤趁后周三相请辞之机，在任用赵普为相的同时，又设立参知政事，即为副相。这一职位不受编制限制，皇帝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增员或减员。同时设立枢密使，又分去了宰相的军权。相权的分散，使皇权得到相对增强，有宋一朝，杜绝了宰相坐大、皇帝架空现象。

二是削藩镇之权。唐朝“安史之乱”开始，集政权（子弟可继任，并可以任命属官）、军权（可以培植和调动军队）、财权（拥有赋税）于一身的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造成国家严重分裂。赵匡胤称帝之初，节度使势力很盛，骄横难制。有一次，他把众节度使召来，授给他们每人一把佩剑、一副强弓，一匹骏马，他也不带卫士，单骑引路，把这些节度使带入固子门树林之中，又与他们下马饮酒，突然对他们说：“这里僻静无人，你们谁想当皇帝的，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这些节度使谁敢与威望极高、武功盖世的皇帝直接动手？都给镇住了，一个个俯伏在地战栗不止，连称“不敢，不敢”。赵匡胤训斥他们今后不准骄横不法，目无天子，节度使们三呼万岁。接着赵匡胤又改革军制，采取“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三大纲领，削弱了节度使实权，并确立文官领导体制，不费一兵一卒，杜绝了连绵二百多年的节度使叛乱之患。

三是削功臣之权。赵匡胤总结了唐末以来政权八次易姓的教训，于建隆二年（961年）7月，退朝后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高级将领饮酒。他对这些功臣说：“我若没有诸位就当不了皇帝。但我觉得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一直没有好好睡过觉。”诸将惊问道：“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赵匡胤道：“谁不想要富贵？一旦有部下把黄袍加在你身上，即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吗？”诸将吓得趴在地下磕头，哭着请求圣上哀怜，放一条生路。这时赵匡胤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诸将感谢皇帝起至回生之恩，第二天都称病辞职，赵匡胤一一敕准，并给予非常优厚的赏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既避免了历朝开国“兔死狗烹”的血腥屠杀，永绝了当年“陈桥兵变”现象的重现，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又得到了功臣之后的衷心拥戴。（文/韩立坚）

未完待续。

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