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事件说起
这场杀人案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凶手，是一名22岁的青年；死者，是一名高利贷的讨债人；原因，是由于暴力催债。
青年的母亲是一名女企业家，由于自己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于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分次从债主方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为10%。这名女企业家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余大约17万无法偿还，因此遭受催债方一行10人的围堵追债。
2016年4月14日，女企业家苏银霞、儿子于欢和一名女职工刘晓兰被催债方限制在公司接待室，11名催债人员把三人围住。据女职工刘晓兰回忆，催债人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抽于欢的耳光；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其间，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接待室的侧面是一面透明玻璃墙，在外面的工人看到这一幕后，果断报警。据监控时间显示，警车抵达时间为22时13分，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看到三名民警要走，另一位女职工于秀荣拉住其中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方则回应，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有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在进入接待室后，仅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试图来往外冲，结果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催债人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另外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院方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本案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
院方认为，虽然当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催债方未有人使用工具，且派出所已出警，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于欢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于欢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但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属于防卫过当。
案件本身很简单，唯一的争议点就是是否为正当防卫。如果是故意伤害，那么为什么于欢可以忍受数个小时，反而在知道警察到场且警察刚刚离开后，才开始实施伤害？如果是正当防卫，那么于欢为什么不在自己受辱，甚至母亲受辱时即刻反抗，而要选择在警察刚刚离场后进行防卫？
如果说这场持续的凌辱是压在于欢身上的一根根稻草，那么使他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警察的不作为。
如果警察一直未到，于欢心里还有一丝希望，希望相关执法部门可以救他们于水火；但在执法部门到达之后，他们的处境仍未有任何改变时，于欢发现没有人会救自己，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当民众认为自己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还会在意自己的行为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吗？
他们在意的首要，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怎么保证呢？只有以暴制暴！
2.从历史说起
“刺死辱母者”并非首例，古迹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淮南王刘长在母亲赵姬获罪被逼自杀后，锤击了辟阳侯，后向汉文帝袒身谢罪，汉文帝哀悯刘长为母报仇，不予治罪。
《太平御览》所引之萧广济《孝子传》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叫魏汤的少年，自小与父亲相依为命，一次父亲当街被恶霸殴打，魏汤磕头求告仍不停手，幸被路人相救，魏汤待父亲寿终正寝后，击杀恶霸。这个行为使其留得美名，曰“魏汤报仇”。
董仲舒六世孙董黯，也因“刺死辱母者”名垂青史，董黯的母亲被邻居辱骂殴打，卧床不起，继而病逝。董黯击杀邻居，以报辱母之仇。汉和帝闻其孝心，“表其异行”，宽恕了他的杀人之罪，还要授他官职，使孝子“海内闻名，昭然千秋”。
此等故事比比皆是。在古时，百善孝为先，为母报仇是勇敢，至孝的表现。在如今，法治社会，倡导依法治国，讲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但在于欢其母子被非法拘禁，催债人员已经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时，执法人员竟只是淡淡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 这种态度处法律于何处？
法治社会，若事发时，不能以法治之，我们是否可效仿古人，揭竿而起，以暴惩之？
3.从现实说起
一位普通的民众，首先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但如果现实让他们意识到法律和秩序保护不了他们，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的方式了。
电影《守法公民》中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男主人公有着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生活幸福美满，但某晚，两个暴徒突然闯，妻子和女儿都受到残害。虽然证据确凿，但由于司法程序的迂腐和助理执行官的堕落，最终让首犯因证据不足只得到10年徒刑，男主人公怀着巨大仇恨展开报复，不仅针对那两个暴徒，同时也针对整个腐朽堕落的司法系统。
诚然，以暴制暴是不可取的，但若法制部门在事中不予民众提供保护，在事后仍不给民众以公正。那法制部门对于民众而言不过是一个空壳，甚至是一个羁绊。
类似事件出现时，网上的争议就会出现，法制部门往往跳出来抗议，舆论不得干预司法。
可法制部门是否切身想过，司法在什么可能情况下会被舆论干预，难道不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吗？
就像案件的判决中，院方的一句话，“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请问，那种才算是紧迫？待生命的最后一秒？到那时，还有力气防卫吗？
仔细审视如今的社会状况吧，为什么老人摔倒却无人敢扶？不仅仅是民众自己怕摊事，更重要的是法制部门无法保证行善者的利益不受损失。
善举反而害人，恶举不被惩治。唯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时，这就是以暴制暴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