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喧闹过后，夜晚来临，打开微博，于欢案已经悄悄降下了热度。
这两天打开网络，到处都是批评的言论，其中不少属于过激的言论。“侮辱者应判死刑”“怎么不把他们株连九族”这类“正义”的话已经见怪不怪，评论下边点赞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些评论反应大众的诉求——在不公平现象发生时希望法官按着自己的意愿进行审判。
在中国，大众心中的审判大多是对犯罪者执行死刑。这是最重的审判。
以前是对药家鑫，现在是对侮辱于欢母亲的人。
一个人有罪，罪在哪里，能根据什么来定罪，这些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
大众只关心有自己心中的正义是否被维护，被放大，被社会接受，甚至被法官接受。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己那要求审判的“正义”的声音有时正是帮凶。
那些年，“正义”的声音造成的冤假错案。
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 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 。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最后，医生被判处无期徒刑。
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才被认定无罪释放。
被唾弃，被监禁，被剥夺尊严之后出狱，医生又该如何看待民众？
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与媒体一起，将自己送入了监狱。
第二个案件是徐玉玉案件。徐玉玉受到诈骗后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厥，不省人事，而后死亡。
徐玉玉的父亲说出了“如果这些人可以判死刑的话，我宁愿一分钱都不要”等情感激烈的话语。民众在叹息之余，恨不得把嫌疑人尽快判死刑。但是，将心比心，那位嫌疑人的母亲也会说出“如果我孩子可以不被判死刑，我宁愿给法官磕头请罪”类似的话。为什么媒体不去报道这位母亲？
民众群情激愤，却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媒体操控，过分关注弱者，无意中进行了先在性的审判，给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导致了对嫌疑人的重判。
最后是药家鑫案件。
这起案件当时大快人心，现在却是所有法律课上绕不开的重点。
药家鑫罪不至死，却被舆论与媒体逼迫，含冤而死。
当时大众口口声声说着这个人该死，抒发着“正义”的声音，却不知道实情，甚至不知道细节。
大家反反复复看到的不过是媒体报道的死去女子的惨状，以及被害人的可怜境遇。却很少有声音出来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考虑药家鑫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家庭背景，更不要说去思考案件怎么判，该走什么程序，依据哪条法律。
对于药家鑫的死，每一个声讨过“正义”的人都是帮凶。
而这些声讨过正义的人在事件热度下去之后，还会坐在自己家里看着电视悠闲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同样的，今天于欢案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困境。
可以预测，如果高级人民法院继续判处无期徒刑，舆论便会面临失控，然后是再次发出“正义”的声音，没有人关心法律。
当年里根总统被刺之后，嫌疑人雇了一位大法官为自己辩护，法官拿出齐腰高的资料证明其在刺杀瞬间精神失常。最后，嫌疑人被判无罪释放。
有人说这是司法的冷酷，但我想说，这体现了司法的公正。
司法程序之下，所有人平等。没有对弱者的过度同情，也没有对强者的先在性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