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去世”新闻争议中的思考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10月6日凌晨3点，“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锐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44岁。新闻发布后，微信公众号中的南方周末、人物、钛媒体等大号均推送了有关张锐去世的点评与相关报道，评论区中对其英年早逝的唏嘘、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对创业艰难的感慨、对他个人性格和理想的点评成为了主要内容。而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却在惋惜舆论中“逆行”，发表了评论批判此次事件中的“新闻易感人群”，称他们“轻易感动轻易激动，轻易被激怒，轻易被吓住，轻易热血沸腾，轻易被诱导，又轻易地遗忘健忘，沉浸到新的热点中。那些貌似深刻的反思，不过是对一个“热点”的本能而肤浅的感慨罢了，人们习惯于从热点中总结原因并上升到一种伪哲学高度，然后转身忘去――说到底，只不过是“怕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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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锐去世”为何引发群体热议？

主要受众：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人等

10月7日，“张锐去世”这条新闻在澎湃新闻首页、网易新闻首页已消失，以新闻标题的形式“隐身”于新闻排行榜中。而在新浪微博上，“春雨医生创始人去世”的搜索指数也并未进入实时热搜前50。（以上数据均截止至10月7日15点10分）。

然而，关于“张锐去世”的热议在微信公众号上仍在继续，媒体属性较强的平台大号如记者站、南方周末、财新网在7日以头条的形式报道了张锐以及他背后的春雨医生和曾经的新闻理想，钛媒体、虎嗅网、36氪等关注互联网创业的媒体也参与其中，而媒体属性不强的自媒体大号甚至并未根据该热点撰文。

由此可知，“张锐去世”新闻的主要受众是与其拥有共同标签的一部分群体，如互联网创业者、互联网从业者、媒体人、工作压力较大的都市职场人，以及担忧自身健康的人。他们便是曹林所批判的“新闻易感人群”。

社会背景下的情绪焦虑

该群体针对“张锐去世”做出的反应虽然存在着情绪化、易变、思想肤浅的问题，但曹林不能仅指责这些受社会因素影响的普通群体。

他们在网络中的话语是社会转型时期焦虑情绪在突发新闻事件中的一种投射。

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中，房价高企、高强度工作、人际交往带来的压力，被该群体代入网络，并以点击、转发、评论的形式通过互联网快速、广泛地传播给每一个媒介接触者，强化其他媒介接触者既有的焦虑情绪，进而在互联网中进一步放大这种社会中的焦虑情绪。

互联网经济寒冬

与此同时，我国实体经济低迷，互联网创业从2015年起遭遇资本寒冬。

和张锐一样迫于投资人的压力不得不让企业上市，并仍旧在探索互联网创业项目盈利模式的创业者和互联网从业人员不是个例。他们透过张锐的经历，看到了与自己似曾相识的片段，自然选择性地接触、关注并传播该新闻事件。

意见领袖的强化

而从传播者的角度分析，这些微信大号在网络上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

拉扎斯菲尔德在两级传播理论中提出，意见领袖是指积极主动地向人们提供信息并加以主观判断的人,是人际传播中经常发布信息并且对接受者产生影响的“活跃分子”。到了网络时代，意见领袖成为了网络传播中活跃发布消息的大号，受众基于寻找共鸣、强化既有倾向、释放压力、关注与自身相关新闻的需求，选择性接触、关注可满足上述要求的大号，成为该意见领袖的粉丝。因此，受众与意见领袖的立场存在重合。

在“张锐去世”新闻事件中，意见领袖用头条来强调、点评该事件，其实是在为粉丝发声，进一步强化粉丝对张锐持有的同情、唏嘘等情绪，满足粉丝的需求。

二、媒介是如何传播该事件的？

使用不同新闻框架进行“预警”

然而，围绕“张锐去世”新闻事件的舆论出现了人群分化。

正如曹林在评论中所说，媒体给“张锐去世”贴上的不同标签影响了舆论的走向，“创业者”的标签会引发“创业不易”的感慨，“前媒体人”的标签会引发“做媒体压力真大”的评论，而“44岁猝死”的标签则让同龄人开始担忧自身的健康。

这些不同标签的出现是因为媒体基于自身定位，选择了不同的新闻框架来报道该事件。

媒体的新闻框架要素，如议题、标题、关键词等，都是具体而微观的，但又往往是媒体宏观、固有的认知取向、思想倾向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常规性。

例如，南方周末将张锐身上代表的职场人压力纳入主要的报道框架中，钛媒体将张锐在创业过程中因资金压力失眠、两鬓斑白的细节纳入主要的报道框架中。

这些不同的报道框架影响了舆论的形成。大众媒介在选择“张锐去世”的新闻框架时，发挥了“社会雷达”的功能，通过对围绕张锐健康问题的事实选择，及时预警创业者、职场人关注自身健康问题。

三、如何面对这类新闻？

提高媒介素养

“张锐之死”是一个普通创业者猝死的个例，经过媒体放大而引发群体热议。

而群体之所以会出现曹林所指的“新闻易感”状态，是因为缺乏媒介素养，不了解具体真实和整体真实的区别。张锐的猝死这个个例虽然属于具体事实，但只是反映创业者、媒体人全体面貌的整体真实里的一部分，并不能够代表他背后的所有所有创业者、媒体人等“标签”。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应该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反应社会全貌，确保新闻的真实性，让受众远离“易感”。与此同时，媒体还应承担起传承道德、文化的责任，对受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受众更理性地看新闻、评新闻、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