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且听风吟》（1979）和《寻羊冒险记》（1982）合称为日本当红作家村上春树（1949—）早期小说“青春三部曲”的《1973年的弹子球》（1980），迄今在日本学术界的评价反响平平。《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一俟发表随即斩获日本第23届群像新人奖，而《寻羊冒险记》则顺利荣膺日本野见宏文艺新人奖。处身于夹缝中的《1973年的弹子球》虽然讲述了都市青年在现实世界的悲欢沉浮，也入围为1980年的芥川文学奖的候补作品，但因最终的铩羽而归被淹没在其他两部作品甚嚣尘上的热浪中。就连村上春树（1985）本人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坦言：“我也认为《1973年的弹子球》是具有过渡性的小说。在这三部作品中，这部小说的读者反应最为普通。”[1]
日本学界研究《1973年的弹子球》较有代表性的有池泽夏树的《物と人間との奇妙な新しい関係——村上春樹「1973年のピンボ-ル」》，认为小说通过隐喻的手法，在有生命力的物种和没有生命力的物种之间构筑了全新的世界。[2]山根由美惠的《村上春樹「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論--朧化された三角関係》则指出主要小说人物间实际存在“二男一女”（“我”、鼠和直子）的三角恋关系，叙事者通过弱化人物关系实则为了凸显女友死去后的“我”的对现实绝望和另一人物“鼠”的精神闭塞感。[3]正是来自对现实的困惑，“我”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物品（例如蹼、配电盘等）和人（双胞胎姐妹、直子等）像玩弹子球一样，在拥有“无限性”的同时也遭受到了虚妄的困扰（小岛基洋）[4]。同时，《1973年弹子球》的作品主题和自觉旨趣也被归结为“寻找”，认为“寻找”是小说《1973年弹子球》的着眼点[5]。随后，“寻找”便成为《1973年的弹子球》的主题标签，有学者直接附会道：“《1973年的弹子球》是一部寻找的小说。一方面叙述者讲述了我和鼠如何努力摆脱异化，寻求人生的出口；另一方面叙述者通过讲述这段往事，也在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寻找出口。”[6]林少华教授在中文版《1973年的弹子球》翻译了作家创作谈：“和写《且听风吟》那时不同，感觉上写得十分顺畅。一个命题（在结果上的命题）在此得到释放。”[7]村上春树在这里的表达内容是意味深长的。如果单纯把这个“命题”认为是“寻找”或者“寻求”的话，似乎也能和《1973年的弹子球》的主要情节相对应。但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最后一句括号里由村上春树亲自注明的“在结果上的命题”却似乎无一例外地被批评者们所忽视。那么，村上想通过《1973年的弹子球》“释放”出怎样一个“在结果上的命题”呢？
一、作为倾听者的“我”
《1973年的弹子球》的开篇颇有深意：“我”近乎病态地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因此很多人纷至沓来，“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一吐为快。对于倾诉者的诉说，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呼”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树子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林少华译本·pp2）
“我”虽然喜欢倾听别人的讲诉，但能做到的却是仅仅的“洗耳恭听”。引文中有一个比喻，将纸箱子中的猴群取出拍打屁股后放归草原。对于猴群的去向“我”并不知道，因为“我”认为“命运是奈何不得的”。这个比喻的本体是“我”对陌生人的诉说进行倾听的过程，而“我”只不过是起着“纸壳箱”一样让猴群通过作用的工具。当然，与纸壳箱不同的是，“我”还会附和倾诉者的话，“我”早已掌握了“不下三百种的附和方式”。
在这里，一切仿佛被“命运”决定了一般。从对“我”叙述中，可以看到“命运”将“我”（包括世界）的行为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而“我”（包括世界）无力也不能摆脱其束缚，“我”（包括世界）也没有相应的反抗意识。“我”的主体能动性欠缺直接产生的结果是行动上的随波逐流。“我”与“命运”二者间关系的不对等导致萌生情绪上的“迷失、失落、寂寞等虚无感”[8]。这些虚无感正是渗透在《1973年的弹子球》情节中各种无法实现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上。
二、“虚无”的叙述者
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放任自流中，“我”继续过着两侧睡着双胞胎女孩的同居生活。在《1973年的弹子球》中，“我”虽然每日和双胞胎女孩同居、吃饭、出门、去沙坑玩耍、三人一起做爱，但是“我”却始终不知道她们的姓名。以至于最后只能按照她们衣服上的编号分别称作208和209。从村上春树笔下，几乎看不到“我”对双胞胎姐妹的任何爱意。虽然小说中不时有三人之间的对话出现，但是将这些与他们已经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实相联系来看待，三人之间的对话和举动显得格外苍白和平淡。
在小说中，无论是对于双胞胎姐妹的问话的附和还是“我”的一系列举止，无处不散发着无心应对的冷漠和百无聊赖。这是小说主人公“我”最初和双胞胎姐妹的日常交往情况。有意思的是，“我”一边与双胞胎同居，却一遍遍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给人类社会认识外界的能力设定了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的认识通常是真实可信的，而超越了这个界限就往往走向失败。康德“批判哲学”重视“先天判断”而轻视“经验判断”，认为“只有先天知识才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9]从此来看，《纯粹理性批判》正好解释了“我”为什么笃信“命运”而罔顾与倾诉者、双胞胎姐妹的交流。因为“我”心里早知道，无论怎样进行抗争，“命运都是奈何不得的”。可以说，“我”对双胞胎姐妹无法动情最根本的原因是已有认识中对“命运”的理解，“我”根本没有任何意识要与双胞胎姐妹进行同居和肉体以外的精神交流。
这种情况直到“配电盘”事件之后才有改观。周末早晨，来自电信局工作人员在帮寓所更换配电盘时，讲了为何更换配电盘的理由：“这么着，狗妈妈要养小狗们……狗妈妈死了，小狗就活不成。所以，假如妈妈快死了，就得换上新妈妈。”[10]这种向前发展的认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我”和双胞胎姐妹为废弃的配电盘举行葬礼。一行三人冒雨前去，“靠在一起久久地注视着水库”恢复平静的水面。村上春树在这里着墨不多，但是这与之前描述“我”与双胞胎姐妹日常生活已有不同，包括我脱口而出的说给配电盘的“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的悼词也更富含深意。三人的生活状态也开始发生改变。“我”开始觉得双胞胎一点点变得沉默、变得温柔起来。
参考文献：
［1］川本三郎，村上春樹：「物語」のための冒険［J］.文學界（村上春樹<特集>），1985，（08）：58-59.
［2］池沢夏樹：物と人間との奇妙な新しい関係--村上春樹「1973年のピンボ-ル」［J］.海，1980，（11）：247.
［3］山根由美恵：村上春樹「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論——朧化された三角関係［J］.近代文学試論，2000，（38）：55.
［4］小島基洋：村上春樹『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論：フリッパー、配電盤、ゲーム?ティルト、リプレイ，あるいは双子の女の子、直子、くしゃみ、『純粋理性批判』の無効性［J］.札幌大学総合論叢，2009，（01）：25-29.
［5］林少华：村上或“我”在找什么？［M］.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7.
［6］刘洋风：记忆的神话——对《1973年的弹子球》的解读［J］.株洲师专学报，2005，（03）：21.
［7］村上春树：1973年的弹子球［M］.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
［8］岑朗天：村上春树与后虚无时代［M］.新星出版社，2006.161.
［9］方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J］.读书，1960，（13）：30.
［10］村上春树：1973年的弹子球［M］.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0.
［11］日本洋泉社编：村上春树的文学迷宫［M］.武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