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专利费的「二维码之父」：我是工程师，不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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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之父”原昌宏
来源 | 何加盐（ID:ihejiayan）
文 | 何加盐
内容经授权发布
前几天，“二维码之父首谈中国使用超日本”、“二维码之父回应收专利费”这两条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一众明星八卦之中，这两条热搜，显得非常另类。这也让“原昌宏”这个名字，第一次走进中国大众的视野。
原昌宏，典型的日本宅男工程师，因其发明的二维码如今被广泛应用，在寂寂无名很多年以后，骤然以“二维码之父”的诺大名头，而闻名于世。
在今年其满62岁生日的时候，公司甚至还专门邀请了日本人气女优川岛海荷，为他庆生，而之所以邀请这位女优，是因为她和原昌宏最重要的发明同一年出生。
▲左起：原昌宏、川岛海荷、原昌宏的老板杉户胜彦
在中国，二维码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而突然普及的，人们印象中，它似乎应该是近些年才有的产物，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诞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发明，日后会如此深远地改变世界。而随着二维码的广泛使用，原昌宏的名气和地位也越来越高，像极了他那位以小职员的身份，意外获得诺贝尔奖的前辈，田中耕一。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宅男原昌宏的逆袭，以及二维码的中国传奇。
1957年，原昌宏出生在日本东京。他父亲也是一位技术人员，并且拥有发明专利，所以原昌宏在技术方面，可以称得上“家学渊源”。
高中时，原昌宏上了东京名校法政大学的附属第二中学，在课余，他喜欢下围棋和观看棒球比赛。
不知道日本有没有“读书不努力，长大上隔壁”的说法。原昌宏高中毕业后，走进了隔壁的法政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学。
那时的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普通家庭也有机会出国旅游，原昌宏去了向往已久的欧洲游玩。22岁的他不会想到，35年之后，他会再一次到欧洲来，领取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欧洲发明家大奖。
▲原昌宏大三时在欧洲旅游照片
1980年，原昌宏大学毕业，进入丰田汽车下属的电装（DENSO）株式会社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
那一年，原昌宏23岁。和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将在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
进入公司以后，上级跟他说，以后的时代将是“软件时代”，你应该掌握软件技术。于是，原昌宏开始自学软件编程。
不久，美国发明的条形码传到了日本，丰田公司为了大力推进自动化，也引进了这一技术。原昌宏被派去开发条形码扫描仪。
原昌宏用了两年多时间，开发出日本自己的条码扫描仪。他生产出的设备除了用于丰田内部的生产管理之外，也被用于7-11等便利店的收银工作。后来我们在超市收银台所见的扫码器，其技术最初就来源于此。
条形码大大便利了工厂和零售店的信息管理，但是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由于条形码是通过线条的黑白和粗细来代表不同的数字，其存储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读取的速度很慢。
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从大规模生产往高混合小批量生产转型，工厂的产品数量急剧上升，单个产品所需要记录的信息也急剧增加，有时，一个产品上贴的条形码多达十几个。在电装公司，一名仓储人员，每天需要扫码一千多次，非常麻烦。工人们对此怨声载道，生产管理中出错的机率也大幅攀升。
公司希望能提高扫码的效率，减少出错率，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到原昌宏手里。
原昌宏已经有了一个团队。不过，这个团队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加上他自己，才两个人。
此时，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可以从横和竖两个维度来记录和读取信息的码。也就是说，“二维码”早就已经问世了。但是原昌宏研究了市场上已有的二维码之后，发现读取的速度非常慢，平均要3秒钟才能读取信息，而且出错率非常高，只要有一点污损，就读不出来了。
原昌宏的工作本身是做扫码器的研究，他最初的想法，是从机器端入手解决问题，但是研究了几个月，发现不管扫码器怎么改进，只要码的形式不改变，效率的提高就很有限。因此，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码”，而不是“扫码器”。
原昌宏开始研究一种如何能快速读取、并提高容错率的二维码。
经过对市场上已经存在的二维码进行研究，原昌宏发现，读取效率低和出错率高，主要原因在于机器难以准确定位二维码的位置，以及难以准确地把二维码周围物品的图像和二维码本身区别开来。
原昌宏苦思不得其解，后来在午休时下围棋，从其中得到了启示——何不借鉴围棋的黑白矩阵模式呢？
原昌宏采用了在正方形的三个角设计三个“回”字的办法来解决定位问题。但是，机器如何快速识别“回”字，而不是把其他的信息误扫进来，又成为另一个拦路虎。
原昌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找遍了他能看到的所有印刷品，用尺子去量各种黑白线条之间的比例。最后他发现，最不常见的一种比例，是1:1:3:1:1。于是，原昌宏就按照这个比例去设计“回”字，并专门研发了针对这一种码的扫码器。
采用了这种设计方式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种新型二维码，存储的信息最高可以达到条形码的400多倍，而且扫码的速度大大提高，出错率则大大减少，哪怕污损30%，仍然可以轻易地准确读出。
由于这种新型二维码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原昌宏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快速响应码”，英文是Quick Responding Code，简称“QR码”。
所以，准确来说，原昌宏并不是“二维码之父”，而应该叫“QR码之父”。不过，由于后来QR码成为世界最流行的二维码，几乎等同于二维码本身，所以叫原昌宏为“二维码之父”，也不为过。
这一年是1994年，原昌宏37岁。
▲图：原昌宏研发QR码时的照片
QR码产生后，丰田公司迅速在全公司的“看板系统”上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信息管理的效率。
尽管发明了QR码，但原昌宏还不知道这种码未来能有多大用处。
他的部门是研究和生产扫码器的，为了能推销公司的扫码器，电装决定把QR码的专利向社会开放，希望更多的人和企业能使用QR码，从而来购买电装公司生产的扫码器。
不过，推销了几年，也只是一些便利店用上了而已，在社会上的使用并不广泛。而且，在日本之外的地方，几乎无人使用。这一技术被笑称为“加拉帕戈斯技术”。
“加拉帕戈斯”是太平洋中间与世隔绝的一个群岛，岛上生活着一些只能在本地存活的动物，因达尔文在此地领悟了进化论的真谛而得名。其引申出的“加拉帕戈斯现象”或“加拉帕戈斯技术”，意指只能在某个孤立市场存在的公司、产品或技术。
可想而知，此时的原昌宏，过得并不如意。在公司就是普通一员，在外界也无人知晓。
不过，若干年后，事情迎来转机。
2010年以后，由苹果手机和3G/4G网络共同开启的移动互联时代在中国拉开了帷幕，手机迅速取代电脑成为了人们最重要的互联网设备。
与电脑不同，智能手机有两个重要的新特征：1.没有了键盘，但是却有了高清摄像头；2.可以随身带着到处走。
这两个特征，带来了和电脑时代截然不同的上网方式：1.由于没有实体键盘，屏幕也变得更小，如果还是通过输入域名或者搜索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服务，会非常不方便，所以在手机端，人们主要用APP，而不是浏览器和搜索引擎。2.随身携带的手机，更方便和物理世界的一切发生连接，理论上，万物皆可上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把线上和线下连接起来。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最佳的选择，就是二维码。
二维码存储的信息足够多，制作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有QR码免费开放的制作和识别技术，不需要付专利费，是当前条件下最合适的载体。
二维码本来是为了工业生产管理而生，最后却大规模应用于移动互联网，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名句，贴切地形容它：“二维码天然不是移动互联网入口，但移动互联网入口天然是二维码。”
但是，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这样的远见。在使用二维码这件事情上，看得最准，推得最用力的，是腾讯。
2011年，这个时代最牛逼的应用——微信横空出世，当年，就推出了“扫二维码添加好友”的功能。
2012年，张小龙就明确提出，“PC 上的入口是搜索框，手机上的入口在二维码。”
张小龙也把这个观点发在微信朋友圈，不过从评论来看，认同的似乎不多——日后的发展证明，张小龙的远见卓识，确实超越常人。
同年，马化腾在互联网大会上表示：“我们看到手机终端和电脑的不同，是因为它有随时随地和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它有很多的地理位置信息，所以这里诞生一个新的机遇，就是O2O（线上到线下），……二维码，可能大家有点陌生，腾讯和微信产品大量推广二维码，这是线上和线下的关键入口。”
▲图：马化腾在2012年互联网大会上发言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微信大量推出和二维码有关的功能，如扫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微信支付、面对面收款等。
当时，不管是马化腾还是张小龙，都没有太多解释这样做的原因。直到六年后，马化腾才谈到：2012年就觉得二维码技术很重要，把微信加好友设计成扫码，是为让用户心里知道，扫二维码就要掏出微信。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经历了，现如今人们在看到二维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开微信的“扫一扫”。就连我两岁的儿子，看到二维码，也会喊着“微信、微信。”
2014年滴滴和快的展开了惨烈的厮杀，最主要的战斗方式，就是想尽办法让乘客扫二维码下载自家的打车软件。经过此役，扫码下载，成为人们最常用的获取APP的方法之一。一年半以后的共享单车大战，人们已经可以轻车熟路地掏出手机来扫码。
此后，随着移动支付的大踏步前进，我们在每一个饭馆、每一家超市、每一个小摊上，都看到了二维码。就连街头修自行车的老大爷和小区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大娘，都在用二维码收钱。
时至今日，二维码已经成为了连接线上与线下最重要的媒介。我们不管是下载APP，使用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和共享充电宝，还是在旅游景点听语音讲解，在植物园看古树识别，在火车站坐按摩椅，在无人公寓开门，或者搭乘公交和地铁，都已经习惯了扫二维码。
对于原昌宏而言，在沉寂多年之后，他终于以“二维码之父”这个名字，被世界重新认识。
2014年，原昌宏被欧洲专利局授予了欧洲发明大奖，这是全世界发明家都梦寐以求的一个奖项，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该奖。
目前，全球每天使用上百亿次二维码，其中90%在中国。假如QR码的专利使用权没有免费的话，哪怕每个二维码只收1分钱，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原昌宏对于放弃了专利使用收费并不感到遗憾，而是说“我本身是一名工程师，而不是商人。所以自己开发出来的东西被更多的人使用，我肯定更高兴。”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纯朴和豁达的想法，显得如此可敬和可爱。这让我想起了原昌宏的前辈田中耕一。
田中也是日本某公司一个小小的技术员。1985年，因为一次实验操作失误，用错了成分，结果不小心发明了“软激光吸附离子化法”，解决了对大分子进行质谱分析的难题，对生物学和化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他这个发明为公司赚了不少钱，田中也得到了一笔奖金，但他依然是一个平凡的小职员。一直到2002年，职位还只是主任（仅高于刚入职员工，等同于中国公司的主管，比经理低一级）。2002年10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他。
作为诺奖获得者，田中耕一成为日本的国民偶像。但他依然是一个腼腆、纯朴的工程师，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尽谦虚。一直到2019年接受采访时还说：“得奖真的是晴天霹雳，就算是现在也难以置信”。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淡泊名利的大家，几十年前隐姓埋名的“两弹一星”元勋自不用说，现在在网上很有名的院士倪光南，也是丝毫不在意金钱利益，一心只醉心于技术的典型。
在BAT、在TMD、在华为、在京东方、在航天、在高铁，在中国无数企业，还有无数的程序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在捣鼓着可能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产品。他们可能不善言辞，可能寂然无名，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尊敬的英雄。
二维码技术发轫于美国、大成于日本，却是在中国大放异彩，这种时空交错，互相成就的神奇，让人感觉非常美好。
这中间离不开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以远见卓识，不断地把这些科技产品推向市场，尽管他们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商业考量，但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好。
原昌宏在不久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他发明QR码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东西日后会被用于移动支付。他惊叹于微信这样一个APP能够聚合那么多的功能，赞叹“真的很了不起”；对于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毫无障碍地使用微信，更是感到困惑不已，连连向记者询问“中国怎么做到的？”
原昌宏虽然也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上落后了，但是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在当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一精神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原昌宏只是一个平凡人，在自己的努力以及机缘巧合之下，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发明，若干年后，这个小小的发明便利了亿万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他的发明，把自己变成一个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他只是为自己的产品被无数人应用而自豪，这是属于工程师的最大荣耀。
今天的我们，享受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利，不能忘了千千万万像原昌宏一样默默藏在后面的“程序猿”、“码农”、“攻城狮”。正是这些性格淳朴憨厚的宅男，在默默地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由衷地希望，世间能多一些原昌宏这样的人。
我们也许一样平凡，但我们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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