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去看了《无问西东》，散场时听到很多人说，王力宏主演的富家子沈光耀，因为“偌大的北平容不下一张课桌”去做飞行员，最后牺牲的事，太催泪了。
有人说，沈光耀的原型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沈崇诲。
沈崇诲1911年出生，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从小爱好体育的他，毕业后考取了中央航校第三期。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不少记载里提到，受令随第二大队轰炸日军第三战队的沈崇诲，18日清晨，由于所驾飞机突然发生故障，他和同机的陈锡纯选择驾机猛扑日军战舰，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
影片中，沈光耀的求学背景，就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
因为物价上涨，所有教室只能用茅草做屋顶，暴雨时屋里四处漏雨，讲课的声音都听不见。却有师生无惧风雨，一直在操 场跑操。
轰炸机经过，就得往防空洞里躲。但即使在防空洞里，依然有老师指着恐龙化石，一丝不苟地讲解。
片尾彩蛋时才发现，从那个大学走出多少大师，以至于镜头一扫，就是一位宗师级人物。
钱理群评论现代教育：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高晓松说：现在的教育，只教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老师没有风骨，学生不再求知！
人们感慨：大学还在，读书人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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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教育长征
西南联大，诞生于滚滚硝烟之间。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枪炮声在云里翻滚着，从北京西南郊掠夺而入，卢沟桥处被日军挑起冲突。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战败。次日清晨5时许，宛平城被炮轰。紧接着平津地区在作战中陷落。
中国抗日战争随后全面爆发。
同年7月，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完成了在清华园的学习。就在卢沟桥事变那个夜晚，他和同学们清晰地听到了敌人进攻的枪炮之声。
随后，清华和北大、南开一起搬迁到了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只是仍然没能躲过日寇的铁蹄。南京武汉纷纷告急或陷落，中华大地平原已入危机之时。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长沙临时大学的教学立刻搬迁至昆明。
这是一次教育的长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绝无仅有。莘莘学子用脚步丈量着每一寸国土。他们远离家乡，远离故土，仅凭少年热血与学子意气，踏过无数漫长的日夜。在1938年4月28日，这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抵达昆明。这一路的艰苦卓绝，后人无法感同身受。
除了林家翘，还有更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里相聚。
“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北平沦陷时正在读高三。父亲在送他逃出北平时叮嘱道：“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后来，邓稼先辗转来到云南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李政道，从沦陷区逃亡到昆明的路，让不满16岁的他经历了九死一生。
“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板说我给你打扫茶馆，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
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也让我去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他花了三年时间，才到了云南，师从吴大猷。
1937年，汪曾祺就读的江阴南菁中学停课，那时他正上高二。为了继续学业，他四处借读，两年后，他跨过了大半个南中国，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闻一多，杨振宁，陈寅恪，赵忠尧，林徽因，梁思成，费孝通……一个又一个中国近代史举足轻重的名字，在西南联大汇合。就像中华大地上散落的一颗颗星辰，最终在这里聚拢，发光，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耀眼的一束光芒。
西南联大八年的历史与神话就此打开，即使在最开始，这所大学“下无寸土、上无片瓦”。
教师们的工资，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更别提学校的硬件设施如何提升。
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西南联大，受校长梅贻琦之邀为学校设计校舍。他们递交的图纸却一次次被驳回。
因为资金短缺，全校只有图书馆的屋顶可以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用铁皮，其他的建筑原材料，只能是茅草。
林徽因一边改图纸，一边流泪。
就是在一幢幢茅草房铺满的校园，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情怀被刻画，流传至今。
他们和这所学校一起，成了中国人的脊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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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治校筑自由精神
什么是风骨？
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说，骨即文意，风即文辞。而辞为肤根，志实骨髓。风骨二字一开始是形容书画与文学评论，但后来，一个人的志向，精神，人格以及抱负，皆可由风骨二字概括。
西南联大的风骨，可以先从中国近代文坛的作家们开始领略。
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时，半个南中国的颠簸辗转，让他得了恶性疟疾。
那年他19岁，住进医院时，高烧超过四十度，已经到了病危的程度。
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他就进了考场。
汪曾祺是个自由潇洒的人，这从他当时的一张照片就能看出。他站在中间，两边是李荣、朱德熙。三人均身着长衫，甚至还有点不修边幅的意思。
汪曾祺的学生时代，似乎将一种文人的自由贯彻到极致。他上课随心所欲，喜欢的课就上，不喜欢的课一概不去。他最喜欢的是沈从文和闻一多的课，从不缺席。
沈从文讲课虽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很难听懂，却是一旦听懂就能让人受益匪浅的。沈从文曾说，写作要“贴着人物来写”，这句话对汪曾祺终身受用。
闻一多老师的课则让汪曾祺感慨：“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汪曾祺上课自由，老师讲课也自由。教授们讲课不拘泥于形式，想怎样讲，就怎样讲。学生也可以随意旁听其他教授的课。文学系的学子，期末的作业交一篇有着独创性见解的读书报告即可。这样的自由精神，给了像汪曾祺一样的学子极大的成长空间。
如同陈寅恪先生慨叹过的一般，“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汪曾祺也在后来回忆往事时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属于西南联大的风骨。也是每个汪曾祺般的学子的风骨。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才？
这个问题，86岁高龄的西南联大学子何兆武先生给出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相同的答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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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支撑敬畏之心
不只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子，还有着知识与精神的汇合。
如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所书写的那般：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特殊年代，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们的八音合奏，融合了更多的救亡精神与骨气血性。
西南联大人的良心和风骨，也体现在做学问上。
陈寅恪到了西南联大，每次教课都恪守学术，十分认真。
上课时，常常抱着一个黑布包袱，里面是在上课时要引证的史料。
他会早早进入教室，细心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写在黑板上，供学生学习。
“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这是陈寅恪的治学之道。并且，陈寅恪身体力行，从不说空话，说大话。
他对得起学问和良心。
当时，冯友兰先生任联大文学院长，他对陈寅恪非常钦佩。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冯友兰总是跟随在他身后，目送陈寅恪走上讲台，然后才会在台下坐下，一丝不苟地听讲、做笔记。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仍然称，陈寅恪是让自己心仪已久的旷世奇人。
陈寅恪来到昆明的时候，日军正对着昆明狂轰滥炸。他住的楼房前挖了一个大土坑，盖上木板以作防空之用。所有人都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防备着。每次一有警报，大家都往大土坑里跑。
陈寅恪专门写过一副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那时的陈寅恪，身体十分衰弱。他右眼失明，步履艰难，视野恍惚，每一次跑向防空洞都是一次折磨。再加上他本身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对警报的反应更容易迟钝。
一次空袭警报中，狂人刘文典都快跑到防空洞时，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不好，立刻带着几个学生回去找。
向来秉性狷介的他，唯独对知识、对学问敬畏。当找到在人群中乱摸的陈寅恪时，他们几个人架起陈寅恪就往防空洞跑。直到看着他进了防空洞，才放下心来。
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相救相助，也是精神与人格的敬服庇护。
西南联大的独立和自由，建立在了那个硝烟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敬”与“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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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艰苦不忘初心
西南联大的生活苦吗？苦。
教师和学生们的生活过得极其拮据，在那时，“一切为了救国”的口号就是所有人的精神食粮。
几乎所有教师都在变卖自己的家产：
法律研究所的费青，将家中全部藏书出售，只换了三千块国币；
校长梅贻琦，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为了组建学生服务社，好赚点外快补贴老师们的拮据生活，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有次上课时迟到了，他歉疚地解释：“我刚才在街上给我内人的糕点摊守摊，她去进货了，可她办事不利，我告诉她八点我有课，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丢下摊，跑来了，不过，今天点心卖得特好，有钱挣啊！”
同学们却纷纷拭泪，他们知道校长为了办学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连师母都得去街上卖早点。
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在联大读书，按规定，联大学生都能领取救济，但梅贻琦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后来梅贻琦，把儿女都送去参军。
闻一多为了补贴家用，刻章卖钱。刻章广告由其他教授操刀：“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落款署着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唐兰、朱自清、沈从文等十二位先生的名字。
周培源居住的山邑村与昆明城距离遥远，没有公路，不通汽车，他去上课，凌晨五点便起床。后来买了匹马，骑马上课，一次马受了惊，几乎将他拖死。
本来抽烟的几位教授，最后因实在没钱买，都把烟戒了或者吸土制烟。
不仅如此，他们衣服也多是一年就穿一件。朱自清在冬天里，也只有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御寒。
学生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原本还能勉强吃到有蛋有肉的伙食，因为通货膨胀，到了1945年，几乎所有人都只能果腹。学生们把混着砂石、粳壳子、稗子、耗子屎的饭称为“八宝饭”。
当时，教育部次长顾毓琇访问西南联大，同学们在食堂门口贴上了一副“春联”以用来迎接：“望穿秋水，不见贷金，满腹穷愁度旧岁；用尽心机，难缴饭费，百般无赖过新年。”横批“天官赐粥”。
生活虽然苦，却没有一个人为这样的日子打败。无论是做学问的热情，还是做人的坚毅品格，都在联大的校园里展现。
宿舍和教室，灯光十分昏暗，学生只能到图书馆看书。但图书馆座位有限，每日开门前一两个小时，大门口就挤满了年轻的学子。
图书馆正式开门没一会儿，所有长凳都会挤满学生。如果到了期末，实在没有复习的空位，许多学生只能花上几分钱去茶馆买壶茶，认真复习直到打烊。
课本也是稀缺货，几乎没人买得起原文课本。图书馆的书又有限，常常出现几百人借几本书的情况。经常有图书馆馆员找过来，专门看书有没有归还、能不能再借到其他人手上。
实在借不到，学生们只好用传抄。但联大学生毕业后都两手空空，不会有课本保存下来。
因为他们的书早就转让给下一届学弟学妹，各个年级都流传着好几年前的手抄课本。
这样的艰苦，没能折损联大人的骨气。
每个月，联大都会举行一次全校大会，全称“国民精神总动员会”。
无数名人来这里演讲，而合唱罗庸、冯友兰创作歌词的《西南联大校歌》则是最群情激昂的时刻。
连曲作者张清常先生都会亲自走上台去指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有人的精气神似乎都被扭成了一股坚韧的血脉。他们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用知识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改变着祖国的命运。
他们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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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傲骨精神永存
西南联大因不可复制的历史产生，又悄悄隐匿，唯一证明它存在过的，除了历史，大概就是它培育的那一代人物了。
当我们怀念西南联大，到底在怀念什么？
我们怀念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怀念所有人刻苦治学，从未放弃的坚韧意志；怀念在极其刻苦的条件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爱国精神。
西南联大不仅给学子与老师留下了精神上的宝藏，更给中国教育立起了一块丰碑。
他们潇洒自信，又踏实坚强。即使在战乱年代，他们从未惊慌失措，四散逃开，而是用某种不可击败的精气神，把每个人连在一起。
汪曾祺淡然地记录着当时的动荡：“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得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也提到，在联大的七年，是他最美好的七年。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一天会比一天更好”。
所有西南联大人，都“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这种超然，也是这所学校给我们的启迪。
那个波澜壮阔，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但大师精神，文人风貌，学术思想，依旧存留于这片中华大地上。
先生教书育人，学子辛勤汲取。他们将知识薪火相传，建成了照亮中国近代历史的灯塔，以精神为火芒，点亮前进的路。
那样的风骨并没有消逝，而是等待着我们将它变成更有力的基石，向更伟大的某个方位，永不停歇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