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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阐布的施政之道
我们必须很遗憾的承认，西藏的历史文献中，后世高僧所著的教法史料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这些高僧对于所有弘扬佛教的内容都倾注了极大的热诚，但对于和宗教无关的民生市政则惜墨如金。
这导致，赤祖德赞和两位钵阐布在史籍里，仿佛除了弘扬佛学别的事情什么也没干。
这种感觉肯定有失偏颇，两位钵阐布能够被赤德松赞遗命托孤，必然不是凡品。而且，这两位僧相（钵阐布）在任上也确实称得上殚精竭虑、勤勤恳恳。
我们至少能从其他几个方面，看到他们的贡献。
首先，在两位钵阐布的运作下，赞普之位得以顺利交接。
在吐蕃的历史上，每当赞普交接之时，几乎各种阴谋、叛乱都会趁机兴风作浪。但在赤祖德赞接手王位期间，吐蕃政坛却出奇的平静，从中便可窥见钵阐布的控制能力。
其次，钵阐布也是唐蕃“长庆会盟”的主要推手。
上一节我们提到了，吐蕃国内对于唐蕃会盟有着强大的反对声浪。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大家族边将，几乎矢志不移的破坏会盟的可能性。
面对以大氏族边将为主的强大势力，即便是掌控朝政的钵阐布也不得不暂避锋芒。他们在等待着一个打击主战派的机会，公元819年的盐州之败，终于给了他们这个借口。
盐州之战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战场交锋，吐蕃国内在此战之后，也开始认识到，军队素质上的碾压优势再也不复存在。也难怪，吐蕃这几十年来，虽然在战场上颇有斩获。但和唐朝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比拼消耗，显然是不明智的。
再说，唐朝自从采纳了李泌的“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连横之计。
回纥（后改名回鹘）、南诏、大食都成了吐蕃的死对头。这几个国家，那一个不是威名赫赫的一方霸主？哥几个一起上来揍吐蕃，吐蕃就是再硬实，也有点招架不住。
唐军其实在战场上早就发现，吐蕃军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仆从部队。这些部队包含臣服于吐蕃的吐谷浑、白兰羌、党项甚至被俘的河陇唐人。仆从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跟之前的吐蕃士卒相比战斗力相差甚远。
盐州之战中，党项族士兵只能打顺风仗的弱点便暴露无遗。但常年的战争消耗，早已让吐蕃不堪重负，他们也只能越来越依靠这些仆从士兵战斗力。最终，这些常年跟随吐蕃出征的部队，在吐蕃王朝崩溃后，结成了自己的种族，这便是一度称雄河西走廊的“温末”族裔。
钵阐布当然是明眼人，他们主持吐蕃国内经济生活，对于民生凋敝的现状自然有着切肤之痛。
所以，即便是在盐州之战期间，唐蕃两国议和的使臣也没有断绝往来。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4月，吐蕃派论乞髯使唐告哀，唐廷废朝三日以示致哀，唐朝则派使节入蕃吊唁。
入吐蕃吊唁的唐使，向吐蕃钵阐布请求释放扶余准和李骖二位唐朝官员。扶余准和李骖被俘已达三十年，在吐蕃钵阐布的斡旋之下，吐蕃放还这两位官员。
公元818年（唐元和十三年）9月，吐蕃使者论短立藏使唐。就在论短立藏尚在长安之时，宥州之战便爆发。
但好像边境战事，并未影响朝堂上的和睦气氛。次年，唐朝边将吐蕃使者论短立藏放还。这位出使唐朝的吐蕃使臣，比起因战争被扣唐朝十数年的前辈来说，运气显然好了很多。其实这也和唐蕃两国，都无心再战有很大关系。
吐蕃打不动了，唐朝其实也不想打。虽然在战场获胜，但国内的那本烂账还得咬着牙翻。
唐朝自从宪宗皇帝（李纯）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继位后，一度励精图治，振奋朝纲。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连续出兵削藩。先后将西川、夏绥、镇海、魏博四镇节度使平灭，并连续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在宪宗的强大压力下，各地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臣服于唐朝。各路节度使重新向中央缴纳赋税，接受朝廷任免官吏。
但唐朝国内政局上，牛李党争开始发力了。最后，甚至演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死磕。这场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的党争，对唐朝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以至于宦官手中的权柄愈重，终成日后震惊天下的“甘露之变”。
即便如此，宪宗朝内，藩镇割据势力收到了压制，中央权力得以伸张。唐朝颇有中兴之象，因宪宗年号为元和，史称“元和中兴”。
可惜宪宗晚年，任由宦官专权。最终，他也尝到了宦官谋逆的滋味。
盐州之战刚刚结束，国内正在一片欢腾之时。公元820年（元和十五年）2月14日，宦官王守澄、陈弘智等为了立李恒为帝，潜入寝宫谋杀了唐宪宗（李纯）。
然后，他们守住宫门不准朝臣入内，伪称李纯“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同时，假传遗诏命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改年号为“长庆”。
穆宗即位后，根本无心治国理政，一门心思就想着玩儿，玩儿的混天黑的。
他还认为藩镇已平，不用养着军队了，怪费钱的。干脆下了一道命令，各地军镇每一百名士兵，必须削兵籍八人。这种强制削兵的政策，导致大量士兵无处可去，只能聚啸山林落草为寇。
皇帝都不想着收复失地，边疆的军队自然也泄了气了，再也没人提议收复河陇。
两国都无心恋战，反倒促成了会盟的进程。宪宗朝曾反复纠缠的三州归复问题，现在也无人理会。排除了这一最大的障碍，两国之间的价码迅速接近。
公元821年（唐，长庆元年），东亚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唐朝和吐蕃的双手终于握在了一起。这就是唐蕃历史上最重要的盟誓——“长庆会盟”，也称“彝泰会盟”或者“甥舅会盟”。
在吐蕃钵阐布主持下，唐蕃两国终成会盟大业，但这显然不是钵阐布主政时的全部业绩。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唐蕃会盟之时，赤祖德赞已经设立了“彝泰”这一年号。这是吐蕃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年号，显然赤祖德赞和僧相们是希望“彝泰”这个年号，能够保佑吐蕃国泰民安。
不论年号这种吉祥词语，是否能起到保佑平安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年号的设立是向唐朝学习的结果。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吐蕃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在持续进行着，而且愈来愈紧密。
其次，钵阐布还曾多次往返于河陇地区，稳定了吐蕃的民政管理。
现存于敦煌的文献中，还记载着钵阐布多次到达沙州（敦煌），处理政务并指导、厘定译经和抄经事宜。
敦煌出土的藏文《大般若经》抄经题记，就真实地记录了贝吉云丹和娘·定埃增，亲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加抄经事业的史实。
现存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涉及钵阐布贝吉云丹的校经题记就达36件之多。而且，其中还出现了赤祖德赞妃子贝吉昂楚的校经题记。这说明同去沙州的，除两位钵阐布，还有吐蕃王妃。
在同一部经卷的题记上，同时出现吐蕃王妃和贝吉云丹的名字，这说明两人曾共同参与一部佛经的校译和抄经工作，这也成为以后阴谋发动的重要导火索。
钵阐布显然是希望通过推行佛教，来弥合各族之间的裂痕，并借机拉拢河西当地的豪族。毕竟这些受过教育的豪门子弟，是吐蕃统治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因此，吐蕃的管理机构对于当地大族的待遇还是很优厚的，处置手段也很柔和。例如敦煌大族阴氏。
阴氏在唐朝时，其家族成员就已经官至北庭副大都督。吐蕃占领敦煌后，便倒向吐蕃。吐蕃统治者知道阴家在敦煌是地头蛇，马上委任阴家家主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并上报赞普亲自免除了阴家的十一项税赋。阴家从此更是田园广进，门庭俨然。据说后期阴家拥有良田万亩、杏桑万株，还有四座庄园，牲畜多不胜数。
在照顾本地大族经济利益的同时，吐蕃统治者还对处理官吏矛盾下了很多心思。例如，沙州唐军的首领阎朝。
阎朝在沙州也是当地大族，因为反对节度使周鼎要将沙州居民全部迁走的政策，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设计杀死了周鼎。
杀死周鼎后，阎朝并没有投降吐蕃，而是在沙州军民的支持下，继续困守沙州城达十余年之久。最终在救兵无望，城内粮尽之时，才和吐蕃围城的将领达成协议。吐蕃将领承诺不将投降的沙州居民迁至别处，阎朝才率领沙州军民投降了吐蕃。
阎朝投降后，吐蕃统帅兑付了他的诺言。将他任命为部落使，命其继续管理沙州唐民。但他这类官员深受唐朝影响，在施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还以为自己是沙州的统治者，而其实他不过是吐蕃统治者的托管人而已。终于，阎朝的一些做法，再也不能令沙州的吐蕃大相容忍。
即便如此，吐蕃大相也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处置阎朝。他偷偷的收买了阎朝的一个卫士，让他在阎朝的靴子里不断洒下慢性毒药，毒药通过皮肤吸收，阎朝的身体也就慢慢虚弱下来，最终毒发身亡。
从处理阎朝的事例可以看出，吐蕃在河西诸郡的统治还是要尽量避免和当地大家族、有威望的人发生直接冲突，利用这些汉族人来缓和唐人对吐蕃统治的抵触情绪。
一方面，吐蕃尽量采用柔和的施政手法，另一方面，在推行吐蕃文化方面确实手段强硬。
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开始在河西大规模进行“蕃化”。要求汉人束发藏服，说藏语、使用藏族文字。
通过这种手段，断去汉人和汉族文化的血脉联系，这种文化的推行显然是强制性的。这和后来清人入关后推行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类似。以至于几十年后，张议潮的归义军起义后，夺取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但和唐朝联络的初期，往来书信都是用藏文书写的。
河陇地区的吐蕃官吏制度，是从赤松德赞时期开始的。到了赤祖德赞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边疆节度使手握军政大权，形成了自己的小利益集团。这也是边将强硬主战，不听国内政令的原因。
盐州之战后，为了疏解这种地方权力过重的情况，两位钵阐布亲赴沙州，重新整顿了沙州的吏治管理，明确各个官阶的管理权限和职能。在河西走廊设立了5个万户部和一个大论的管理体系，重新划分了沙州唐、蕃属民的身份区别，将汉人大族的人员纳入到吐蕃的管理体系之中，命其主要负责民生方面的管理工作。借此，将吐蕃在河西走廊诸郡的军事管理和政务协调分离，削弱了吐蕃边疆节度使的权威。
公允的说，两位钵阐布在其所历经的吐蕃三朝中，基本保持了吐蕃政权的稳定。在面对国内纷杂的各种权力纠葛中，两位僧相勉力维持着吐蕃这条大船不至倾覆，并能有余力在边境争端中保持强势地位。
要知道吐蕃在边境面对的大唐、黑衣大食、回鹘和南诏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尤其是黑衣大食和回鹘对于领土扩张都有着狂热的爱好，这必然和吐蕃摩擦出激烈火花。
但吐蕃面对这两个强大的对手，却能基本保持疆域稳固，并在战场上屡有斩获，可见两位僧相在国内的政务治理，给了边境统帅足够的支持。
但他们的施政对于国内大氏族来说却是一种冲击，尤其是边疆领兵的大氏族成员。钵阐布的施政几乎断去他们敛财和晋升的通道，这引起了他们切齿的怨怒。
再有作为僧人，弘法崇佛几乎是他们的必然选择。但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也导致一些贵族的利益受损，渐渐的在吐蕃天空中弥漫四野的梵唱也不能掩盖充盈的怨气，阴谋的黑手开始伸向两位忙碌的钵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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