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制度落后惹的祸——《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成书以来，广受好评，作为一本以小见大的明史研究著作，也深受普通读者的欢迎。

黄仁宇在本书中以“万历十五年”也即1587年为切入点，这一年，明朝并无大事发生，这是因为明朝社会业已成熟，民间趋向稳定，一片太平。然而，明朝的混沌在世界史范畴来说，已经开始落后世界发展进程，毕竟这一年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书中讲述了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万历年间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生平际遇和他们的观点，这其中有最高统治者、位极人臣的内阁大学士、道德楷模、英明武将和独特的思想家，这些人物独具代表性。皇帝从一开始的虚心好学，最终深感自己无非是国家的一个仪式，难以“做自己”；张居正试图凭借自身的能力锐意创新，死后随即被文官集团弹劾；申时行试图和平解决双方不得罪，最终也是碌碌无为；海瑞最遵守各项规则，依然无法获得认可；戚继光有一身治军本领和赫赫战功，依然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培养军队；李贽的思想，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不够系统，人人行事，基本都很难超越时代，即便是偶能超越，但依旧为时代所限，李贽即是如此。

汉代以后，儒家学派独占鳌头，也成为帝王统治国家，官员办理事物的准则。但是儒家学说强调道德，讲述含糊，事实上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张居正和申时行是很好的例子，同样的职位，不同的处事原则，终究是殊途同归，一个不科学的社会制度下，人人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当一个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那么这个国家将很难得到更大的发展：一个国家以含糊的儒家道德作为治国和行事的标准，终将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官场形态；一个国家没有大一统的财政系统，也终将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经济形态。

道德治国，看上去很适合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中国，事实上，中国官方和民间历来也重视道德，各阶层的人有其自身的行事依据，从而形成一种大致的稳定性，但是道德治国的局限性太大。一来，官员互相弹劾时无法就事论事，总是类比到道德问题，语焉含糊，难以辩论；二来，道德问题各人理解不同，不及法律清晰精准，判断事物时没有准确的依据，全凭一张嘴，例如海瑞所言，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贫富打官司，贫者胜；三则，道德治国，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很多促进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例如国家税收总是难以科学统计。

在这种含糊的制度下，皇帝不好当，受文臣所限；官员不好当，受不同派系的官员所限；武将不好当，手文臣和其他军官所限；清官不好当，所有官员都不待见。同样，在这种制度下，想做一件稍微突破制度的好事也是难上加难，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作为，一旦想稍微改革，立马有几十双手出来阻拦，张居正想要丈量土地是这样，戚继光无法发展军队也是这样。

中国历来的“天朝思想”和丰富的物产更加剧了中国人的自大心态，所以在世界各国已经纷纷改革，锐意进取之时，中国依然过着稳定安详不思进取的生活，直到最后被炮火惊醒。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是罗列历史事件，也不是介绍人物的生平经历，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探究中国最终落后于世界的原因，其中皇帝和官员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皇帝在帝国中起到的表率和象征作用，官员之间互相攻击的细节以及做一件突破制度的好事困难重重等等细节都是我这个历史门外汉所没有想到的。

《万历十五年》可以一窥明史，明史是这样，其他朝代是否有相似的地方呢？明朝吃过制度落后的亏，以史为鉴，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