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辛辛苦苦在败亡的路上努力着

如果回到当时现场，他可能是最优秀的那个人，可惜力量单薄。

1901年（清光绪27年）李鸿章经授权谈判并签约《辛丑条约》后，于当年11月去世。也就是这一年，梁启超即撰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

（商务版）

梁启超在当时作为戊戌维新的重要人物，而且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这部只有6万多字的《李鸿章传》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生平评传，同时也是新史学的开端之作。这本人物传记的重要性还在于为同时代人所撰写。所以在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中有”同处一室”的时间感。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之言似乎并不是全部为李鸿章所言，其“敬、惜、悲”之语可能是为那个时代所有的佼佼者写下的。这一点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的第一段话中就有体现：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

这一段读起来，难免会让人想起青梅煮酒时，曹孟德对刘玄德所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也！

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总结性陈词的关键点在于他们两人并行在一个时代之中。而不是后人评述前人时往往在文字中缺乏现场感。而通观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平生所为之事的见解，恰恰有“棋逢对手”的既视感。对于李鸿章而言，有梁启超这样的对手，两位都应该无憾了。相比较而言，李鸿章要更幸运一些。

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的功过是以中日战争为分界线的。这场战争的准确名称应该是“清日战争”。一字不同，其中乾坤颇大。

对于李鸿章的传略而言，梁启超在有叙有评的记述中这样写道：“李鸿章乃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势之英雄”。而李鸿章自述平生功业无非两件事，一是练兵，二是洋务。对于此两件事，前者为梁启超所肯定，李鸿章对于洋务的倾心也是来自于练兵，尤其是在对天平天国作战中，太平天国一方对于西洋火器的使用要远超湘、淮二军。李鸿章也是从常胜军的作战特色中看到火器的优势。这种优势仅仅依赖采买不能持续，李鸿章所倚重的洋务核心还是在于练兵所需。李鸿章以汉臣身份居功甚伟，八旗兵日衰不堪用。李鸿章以老师曾文正公为参照，不会自毁倚傍。练兵一为抵御外侮，二是要拥兵自保。这些暗藏的心机，不过是求全之策。同时这也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不同之处。

对于梁启超所言李鸿章只知洋务而不知国务，只知朝廷而不知国民之言则有失偏颇。这一观点与梁启超在戊戌维新中的急进是同一观点。以李鸿章彼时位高权重而言，如果时时刻刻都要担忧性命，恐怕洋务都会是纸上谈兵。

通观梁启超笔下的李鸿章，不能不说，知李者莫若梁氏。

另外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有李鸿章年谱附后，读起来颇为感叹。清日战争为李鸿章平生事业的分水岭。而清日战争因朝鲜而起，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旦夕之间全军覆没。北洋水师这个纸糊的老虎终被识破，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清日战争的战火逐步从朝鲜转移到清帝国的本土。从此一战后，清帝国从此边疆多事。正如梁启超在传记中引述一篇日本记者的评论-----“支那之事，非李鸿章一人之责”。这篇日本记者评论支那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也会觉得中肯。其中所言“支那”者，颇有恨其不振的味道。

在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中还有一件有关梁李二人的事件背景需要了解。这件事就是“刨祖坟”。

清光绪帝变法不成后幽禁，太后临政，六君子弃市菜市口，康、梁潜行奔逃。当时李鸿章外放任职两广总督。梁启超在李鸿章年谱中记录了几笔当时之事：

“诏命各省总督及海关缉拿康、梁二犯，勿令走脱”。

“诏命两广总督李鸿章平康、梁二人在粤地祖籍坟墓，已儆他人”。

梁启超以看似平淡无奇的笔墨记述此事颇有意思。当时李鸿章屈居两广总督，其人门生故吏遍布沿海，朝廷诏命乃是天条，命令李鸿章布置天罗地网缉拿康、梁二人。但是在康、梁二人的自己的记述中，却未曾见得他们的奔逃有多狼狈。

至于康、梁二人的祖籍坟墓迄今仍在。对于来自北京的诏命，想必李鸿章在暮年已经心中有数了。梁启超只说了李鸿章在受此诏命后“敷衍了事”。而李鸿章在两广“大肆搜捕”康、梁党人之时，梁启超已经在日本安坐书房沉思故土之变局了。这其中微妙的确耐人寻味。

在梁启超所撰李鸿章年谱中，李鸿章以七十九岁高龄逝世后，“国家为之一震”。而短短数月后，这本由“人犯”梁启超著述的《李鸿章传》已经完成。据当时人所讲："此传所评之语甚是中肯！”

李鸿章想做而未能想明白的事，梁启超前思后想厘清了，却始终未能再做。这些事都只能：重整河山待后生。

在这本传记中，两个不同价值观的人都给予了对方极大的耐心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