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是新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五四”以后，许多作家纷纷将视线投向了社会大众中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包括鲁迅、巴金、茅盾、丁玲等在内的著名作家也创作了一批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优秀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大都以描写这些知识分子与封建礼教、旧社会的抗争过程为主线，而钱钟书《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却是“异类”——正如其在《围城》的《序》中所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这本书自1944年动笔至1946年完成，钱钟书始终秉承着描摹“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一宗旨，从“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以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标本，展示出了那个特定时期一群病态知识分子的形象和人性。
（一）
反复阅读和研究，我梳理出《围城》里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几大特征：
其一，贪慕虚荣之疾。首先是对于文化的虚荣。小说中所谓的哲学家褚慎明，谨守着一些外国哲学家的三四十封回信，或悲或喜，并因此而影响着对学问、对事物的判断和好恶：就因为写给柏格森的信被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因为罗素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便下大气力研究数理逻辑。其次是对物质财富的贪慕虚荣。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人不得不为了躲难而背井离乡。然而，原本罪恶的战争倒成了这些文人们吹嘘子虚乌有的产业的大好契机。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
其二，不学无术之痼。痼，指“经久难愈的疾病”，这些病态知识分子不学无术的文化劣根性也恰似经久难愈的顽疾。他们深知文化学识是在文化界安身立命的资本，因此不惜在圈子里伪装、作假。小说中充斥着熙熙攘攘的所谓专家学者、名士之流，也不乏“学成”归来的留洋博士，更不乏像高松年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名师。可一旦剥掉他们高贵的外衣，剩下的便只是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慧的愚笨。譬如，三闾大学的教授讲师在《围城》中就是不学无术的一类群体。钱钟书写道：“三闾大学的命名耐人寻味，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也称三闾，历来是文人节操的榜样。然而三闾大学的一帮文人却互相倾轧。”校长高松年不把精力放在教学治学上，而是“潜心研究”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他怀疑方鸿渐知道了自己和汪太太的“桃色事件”，便利用职权一心挤走方鸿渐。再譬如留学法国的女博士苏文纨。方鸿渐在无意间道破其名下的作品是抄袭，被拆穿的苏文纨却依然理直气壮地抵赖。钱钟书写道：这群留洋文人的文凭“只仿佛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其三，怯懦无能之瘁。瘁，指“面黄肌瘦”，指代先天不足的毛病。怯懦无能这种病态有点类似先天不足的“胎里毛病”，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方鸿渐身上。作者借赵辛楣之口这样说方鸿渐：“你不讨厌，可是你全无用处。”这“全无用处”四个字准确地点明了方鸿渐怯懦无能的性格——“鸿渐”二字来源于《易经》中的“鸿渐于干……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寓意便是无论方鸿渐怎么努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注定是一名失败者。方鸿渐的怯懦无能首先是在他面对感情时体现出来的。情感受挫的方鸿渐爱上唐晓芙后又迟迟未能与苏文纨撇清关系；陷进孙柔嘉精心设计的婚姻圈套后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被柔嘉连喊三声“Coward！（懦夫！）”怯懦无能是导致他在情感生活上一系列失败的原因之一。其次是在他面对事业时体现出来的。拿着假博士文凭归国后，无奈下接受了远在湖南的三闾大学的聘约，可笑的是这个机会还是拜情敌赵辛楣所赐；来到学校后不尴不尬地教着三个钟点的伦理学。小说的结尾，方鸿渐再次决定远赴内地……纵观方鸿渐的谋事之路不难发现，愈是需要他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他愈是软弱，得过且过，让怯懦无能的病态性格占了主导。
其四，崇洋媚外之症。“崇洋媚外症”几乎是20世纪知识分子阶层患有的一种时代通病，谁留过洋就等于在脸上贴了金。在《儒林外史》中，“万般皆下品，唯有科举高”；而在《围城》中，“万般皆低贱，唯有留洋贵”。作者借方鸿渐之口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本质上，崇洋媚外是落后不思进取的国民性作祟。《围城》中塑造了众多海外留学生形象，如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等。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念念不忘他们的留洋身份，无时无刻不以留学生自居，甚至夸张地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即使在外国留学的阶段无一分一毫的成绩可言，也并不影响他们回国后的自我吹嘘。说话时中英文夹杂是这些留学生崇洋媚外的另一表现。例如小说中在洋行工作的张先生便喜欢别人唤他Jimmy（吉米），更喜欢随时随地说他那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
（二）
人，往往会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时代和社会的印迹。社会的病态一方面包括社会历史形态的畸形，另一方面也包括社会文化形态的畸形。社会时局的动荡、个人处境的艰难、新旧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的碰撞，于内乱外患的时代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自身的懦弱性、矛盾性及观念的局限性，必然导致他们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牺牲品。因此，在关注这些病态知识分子的同时，应当多角度地关注当时社会的病态。
其一，客观因素——社会时局的动荡与个人处境的艰难。社会时局的动荡和个人处境的艰难是钱钟书笔下病态知识分子形象形成的客观因素。这种动荡和艰难也在生活的层面上为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构成了一座现实的生存“围城”。首先，生存的“围城”诱发了病态知识分子的贪慕虚荣，生活上的困苦、精神上的无奈、制度上的局限促使部分知识分子发生潜在的异化。当生存意识严重激化时，它必定禁锢人的思想，知识本身的性质于他们发生了变形；与之对应，人格也会走向病态，成为畸形的旧社会的必然产物，再加上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作祟，使得知识分子由对知识发自内心的追求转而化为对物质和文化层面的肤浅追求。其次，生存的“围城”催生了病态知识分子的不学无术。社会时局的动荡和个人处境的艰难对这些知识分子最现实的影响便是一味关注自身利益。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文人只是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与小贩、轿夫并无不同；学问只是作为一种能够赚钱活口的工具，与厨师手中的大勺并无两样；知识只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他们所有的欺骗和掩饰对他们而言就是求职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名正言顺的步骤。他们的观念里早已没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操守和气节，有的只是蝇营狗苟、为利所驱的生存哲学。作者笔下的三闾大学，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堂而皇之地上演着一出出明争暗斗、公权私用的卑劣闹剧。相比之下，方鸿渐在学校内受到的种种挫折也体现了稍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生存境遇的艰难，即边缘性的姿态。
其二，主观因素——新旧文化的冲突与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文化的冲突与中西文化的碰撞是钱钟书笔下病态知识分子形象形成的主观因素。三四十年代处在文化的激烈转型期，最大限度地冲击了带着浓厚迂腐气的知识分子。社会的大变动，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冲突与渗透，激化了知识分子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选择的矛盾与困惑。首先，精神的“围城”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怯懦无能。像方鸿渐这类的知识分子，其主体意识已开始觉醒，模糊中有了反抗封建传统文化糟粕的愿望，可追求和反抗又不彻底。一方面对封建文化绝望又留恋，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鄙夷又欣赏。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的夹击，造成了他们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双重人格特征——认真而又不恭，保守而又开放，守旧而又崇洋，怯懦而又冲动。他们注定不能充当与文化良好结合的载体，只能在精神的“围城”中奔突挣扎。其次，精神的“围城”促成了知识分子的崇洋媚外。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都要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选择。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自然会积极寻求与世界文明对话，向外国先进的经验学习。但是，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大中华很难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心态。在与世界文明的接触过程中，显现出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杂拌的狼狈相，导致了一味崇拜西洋文化的畸形社会形态。《围城》中病态知识分子能够说得一口或流利或结巴的洋文，但骨子里还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制约，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但没有完美地融合，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文化矛盾。
（三）
钱钟书塑造的病态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他之所以着力塑造病态知识分子形象、精心描绘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儒林众生相”，正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先造就新一代的有担当的、精神健全的中国知识分子。
其一，思想价值。钱钟书秉着“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责任进行文化拯救，而侵染文化痼疾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被拯救”这一信念，从自己的“同类”——知识分子的形象分析入手，用“举反例”的方法向读者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群另类、特殊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钱钟书的笔下，病态知识分子形象的思想意义就在于“与众不同”这四个字：首先，钱钟书在创作时秉承的知识分子价值观是与众不同的。同时期的许多作品都把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和自身命运的精神探索道路上的启蒙者和启迪者，钱钟书则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审视着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和精神世界，洞悉到了他们的病态。其次，《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一群“惰民”，很少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这类知识分子形象不但引导同时期及后来的作家用新的角度审视观察知识分子，还启发了他们用别样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大众。再次，小说对人物的表现手法也是与众不同的。与同时期直抒胸臆、针砭时弊不同，钱钟书用其特有的学者幽默，或旁征博引，或侃侃而谈，对这些病态知识分子的丑陋进行了无情的揶揄和讽刺。精辟的比喻更为人物的生动鲜活添色不少，创造出了力透纸背的“钱氏幽默”。
其二，社会价值。钱钟书先生在序中说《围城》是一部“忧世伤时”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从书中窥见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物风情。“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回忆到，“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他在“冷嘲热讽”中剖析这些“新儒林”的困境、弱点，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精神垃圾。透过这些病态知识分子，可以看到时代变迁、转型中导致的知识分子人格退化、演变的趋势；看到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处境以及他们逐步告别传统中的自己、逐渐蜕变的过程。钱钟书不仅看到了传统文明的局限，也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弊端。无论是对知识分子还是对中国旧社会的这些批判，不但启迪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反思其弱点，思考其价值。更可贵的是，也启迪了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来反思社会风气。
至今天，《围城》仍然闪耀着弥足珍贵的精神之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