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衰落的真相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于中华帝国而言，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屈辱与苦难，拼搏与牺牲，创新与守旧，构成了国人面对巨大变革苦苦求索的历史画面。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也有很多，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极为深刻。

号称美国“汉学三杰”之一的魏斐德对这段历史也保持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其编写的《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也跳出了历史非黑即白的传统，从多元化的角度，先从社会结构开始剖析，详细解读了中华帝国如何走向衰亡的过程。对于历史事实，魏斐德采取了故事化的手法，娓娓动听，既符合史事，又能够引发读者思考；在写作结构上，先宏观后微观，多角度多群体，实现了在矛盾冲突中定位历史观。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魏斐德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对于中华帝国的内部因素，魏斐德按照农、士、商的次序，对中华帝国内部结构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农民虽然在情感上得到了欣赏，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历史上始终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缺乏政治权利没有话语权。

在20世纪革命前，中国广大农民普遍具有两种不同的描述。

一是勤劳的自耕农，被儒家思想视为农业社会的中流砥柱，社会地位远超工匠和商人，能够不畏劳作的辛苦，而且乐于缴纳税赋。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

二是乱党形象。在时局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变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袭击敌方官员。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面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

对于农民的两面性，魏斐德认为，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增产主要依赖于家庭劳动力的投入，而这种投入囿于耕种面积所限，只能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家可耕种的土地。

一旦人口给土地带来的负担过重，社会关系就会变糟。因此，只要自然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农村就会趋于稳定。然而，持续增长的人口增长就打破了这种平衡，至18世纪70年代，平衡被打破，白莲教起义爆发，打破了农民与士绅之间自古以来的和谐局面，并动摇了中华帝国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之道，这种文化的根源在于选择的双重性。比如士绅阶层，虽然代表了帝国的精英阶层，但是所谓的士绅阶层既非纯粹的官僚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地方名流。士绅的双重性反映了王朝晚期多阶层社会的复杂性。异族通婚、官员流动、商业成功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

一方面士绅阶层代表着有序社会的中流砥柱，承担起保护农民安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贪婪的、极具剥削性的阶层，甚者会“鱼肉乡民”。但是长期以来，朝廷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平衡维系的很好，直至18世纪末，面对难以战胜的外强与内乱，清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与下层士绅联手合作，组织并指挥私人军队消除内忧外患。但是，与此同时造成了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最终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帝国时代。

在传统思维里，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但是商业却给统治阶层带来了巨额利润。为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实现商业集中化，朝廷甚至鼓励少数大商人垄断专营权。在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回落的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由此导致官员与商业利益关系密切，并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核心。

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商人阶层和士绅阶层就开始了紧密联系。1902年后，商人与士绅为了兴办新式学堂、投资采矿业和修建铁路等共同目标正式联盟，开启了参与政治的大幕。魏斐德认为，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资产阶级运动，而是一场地方精英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免遭政府盘剥，其财产权免受猛烈攻击的自卫之战，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阶级的诉求。

对于中华帝国的灭亡，虽然在历史大势以及强大外力冲击下不得不被外部势力推向革命，但最终归结到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上，因为这个国家对自己文化太过骄傲，所以其子孙似乎无法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以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魏斐德在对中国近代史进行详解剖析的基础上指出：要定义人民，并决定如何调动其力量，是未来革命的任务。只有迎来人民的时代，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革命也才能延续永恒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