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每年都有近10万人失踪: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人和朋友都找不到。
这样的现象在日本,被称作人间蒸发。
而后来的一些调查证明,这些蒸发的人很多都是主动消失。
他们或许是因为压力、或许是因为伤痛,最终选择通过消失来逃离家人和社会。
加上过去几十年,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缓慢、竞争压力巨大,这样主动消失的人非常多,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搬家公司:
专门在夜里或在家人邻居不知道的情况下,帮客户搬离原住所:
迅速、高效、保密、静悄悄,除了客户本人谁也不知道。
这种有一点在法律边缘徘徊的搬家业务,曾经颇受躲债之人的青睐,
但如今,这样的夜里搬家的公司,却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求救对象:
这个特殊群体,就是那些处于家暴中的受害者们…
Miho是一位居住在日本的中年女性,也是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
虽然在同行里,Miho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成功、规模很大,但她从来不接受正面采访、也不轻易对外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非常特别:
她做的生意,是帮人“夜里搬家、迅速小时”的生意。
之所以想到做这行,也和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很多年前,Miho还很年轻,和很多同龄女性一样,恋爱、结婚。
原本,她以为自己会成为日本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中的一员,过着想象中平凡又幸福的生活。
但最终,她也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们一样,遭到了丈夫的虐待:
“我曾经是一个家暴受害者,曾经每天都被丈夫殴打、诅咒。他会让我去死、说我是蠢货。
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有针对家暴的法律,我曾经向很多搬家公司求助过,希望能悄悄搬走,但他们都拒绝我了。
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但随着家暴升级,Miho意识到再不走自己早晚会死在丈夫手里。
绝望之中,Miho开走了家里的车,“离家出走”了。”
因为这次离开非常隐秘,丈夫之后短期内也不知道她去哪了,Miho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寻求法律救援、离婚、重新找到经济来源…
离“家”出走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她切实地感受到了各种困难后,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在遭受家暴后、无法离开。
好在,挺过这些困难后,Miho获得了一份新的、安全的生活。
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开一家夜间搬家公司,主要就做家暴受害者的生意。
“夜间搬家”公司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新行业,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它们相对于普通搬家公司收费更高,但效率也更高,能够帮助客户在一夜之间、悄悄地搬离原有住处。
过去几十年里,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夜里搬家的公司,逃避债务。所以夜间搬家公司的业务,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在法律边缘游走。
不过,在Miho决定开公司时,寻求夜间搬家公司的人群变了:
从前的客户,都是拖家带口、悄悄搬家躲债主的人;
现在的客户,都是独自一人或带着几个孩子,悄悄搬家,躲丈夫或父母…
因为经历过,Miho理解这种服务对这些家暴受害者来说有多么重要:
在日本,三个家庭主妇中就有一人,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来自丈夫身体或精神上的虐待。
但根据统计,报案的概率不足3%。
大多数主妇都会忍气吞声,原因很简单:
在没有实质性的严重伤害前,警方无法时时刻刻保护她们;
法律求救流程耗时很长,无论是离婚还是起诉家暴都可能需要半年、一年、两年才能结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易报警或起诉换来的不是警方和家人的保护,而是来自施暴者的报复。
如果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不会被施暴者找到的地方供她们居住,她们或许就能逃离家庭之后,再应对漫长的法律程序。
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更有勇气、底气离开那个施暴者。
在记者采访Miho期间,她也表示,这么多年来公司接的客户,基本都是受家暴的女性。
每天会接到5-10个求救电话,一个月可能会接300个类似的求救客户。
搬家的费用会比普通搬家公司贵30%左右,有时候可能还会根据搬家的难度更贵一点。
但她们的服务也会更周到、迅速、隐秘,后续还会为她们提供像是申请经济援助、法律援助的服务。
比如,这次录制中,在确保了客户身份隐私能够被保护的情况下,Miho带着摄制组参加了一次搬家行动:
她亲自出马,领着搬家的货车、司机、搬家人员和记者,从东京出发,驱车两百公里,来到一个城镇。
这里就是她这次要服务的客户所住的地方,我们暂且称这个客户为A。
A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
她被丈夫家暴很久了,也一直被威胁着不准离开。
三周前,她在网上找到搬家公司后,打电话联系了Miho,希望能尽快搬离。
A的情况非常紧急。
她甚至不敢在电话里说太多,因为曾经有次A打电话和朋友求救,通话的过程被家里还小的孩子听到了。
丈夫回来后从孩子的口中听到了A要搬走的说法,之后对她进行了更残忍的殴打和威胁。
所以,Miho的任务,就是在A的丈夫离家上班的几个小时内,进入A家里帮助收拾行李、打包好一切必须物品,在A的丈夫回来之前带着A离开这里。
在帮助A的行动中,说是夜里搬家,其实也要等到白天A的丈夫离开后才能开工。
届时会不会被邻居看到,拖太久了会不会被A的丈夫知道,A的丈夫会不会突然回来?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的问题,Miho也很担心。
为了防止时间不够,Miho还嘱咐A,尽量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包里,实在来不及了可以只带一个包就离开。
另外,她还提前了一晚达到了A住所不远的停车场,等待着A的丈夫第二天早上上班离开,不浪费任何一分钟,尽快帮A搬家。
“搬家”能搬走多少东西不是最重要的,让A安全离开、去一个她丈夫不知道的地方,才是这次服务的主要目的。
第二天一早九点过,Miho带着同事开着车来到了A住址旁边。
从昨晚过后A就没有联系过Miho了,Miho很担心她是不是被发现了。
好在焦虑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A的电话来了:
“丈夫去上班了,女儿交给妈妈提前带走了,可以开始搬家了!”
行动开始了!
Miho和员工们迅速进入A的家中,在A的指导下开始打包、装箱。
A也在快速地打包,收拾女儿的衣服、玩具等等:
这些东西看似不重要,但真的搬到一个新地方、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能多带走一些生活用品、衣物,就能多一份安稳。
几个人没有多余的话,安静而迅速地把行李一箱箱地打包好、搬进货车里。
东西比Miho预料中的要多,但现在不是根据工作量商量价钱的时候,所有人都很默契地在搬行李:
甚至是家具、冰箱、洗衣机,都在搬家员工的努力下,迅速地被装上了车里。
这种安静的氛围,也让一旁记录的媒体感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搬家,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逃离!
在这样高效率的合作中,2小时内,A把自己想带走能带走的东西,都送上了货车。
家里她和女儿曾经的房间,已经被搬空了。
在Miho的陪同下,她坐上了离“家”出走的车子,去和提前离开的妈妈、女儿汇合,去一个丈夫找不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在车上,A有点惊魂未定,Miho理解地一直握着她的手。
过了一会儿她才缓缓说出自己的经历,展示了自己手臂、腰上还没有消失的淤青。
“我一直都是戴着护腰的,因为他经常把我打摔倒在地上…
如果我说话太大声或者说太多,他就会对我拳打脚踢。
三年多里,我觉得自己连呼吸都不敢…”
如果在家中还需要戴“防打背心”“防摔护腰”,那这个地方就不叫作家。
根据Miho的介绍,A之后会和女儿、母亲到一个新的城市居住。
住所是Miho找到的,之后的家暴救援申请也都安排好了,同事们还和当地警局进行了备案,会重点关注A的新家。
另外,Miho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给A联系了一名律师:
之后起诉家暴、寻求经济补偿、离婚、争夺抚养权,都需要法律的帮助。
这个漫长的抗争过程里,有Miho这样有经验的人的支持,对A来说意义重大。
Miho在这次行动结束后也表示:
“一般我不会鼓励任何人离家出走,但对于A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不离开,她们早晚会被逼入绝境。
最终的结局总是一样的:要么她杀了施暴者,要么她被施暴者杀死。
打电话给警察有时候也没有用,他们没办法时时刻刻保护你,只能和你说有情况就记得报警。”
在警察法律帮不上忙、亲戚朋友无法求助的时候,
能够夜里偷偷逃离家庭,去一个谁也不知道、尤其是施暴者不知道的地方,成了他们重获新生的重要道路…
A的逃离算是成功了,但其他人呢?
Miho表示,自己听说类似的搬家小公司,在日本已经有超过十万家了。
越是做的久,她就越理解从前一些不明白的现象:
家暴,并不是女性有勇气、有经济能力能够独立生活,就能逃离的。
比如很多女性客户能够付几万块的钱,只为求一个安全的离开。
这就是以为在反抗家暴和实际得救之间,有一段旁观者常常忽略的过渡期:
找住处、找工作、找法律援助…这段时间,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往往处于最危险的阶段。
而这种夜间搬家公司,恰好就是帮助她们减少一点过渡阶段的危险。
我们常常鼓励受害者勇于反抗、要及时离开施暴者、要报警。
但实际上怎么离开、怎么逃离、怎么避免被报复,都不是喊一句口号、一句劝告就能解决的。
其中的困难,是旁观者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正因如此,如今的家暴热线、一些公益性的经济援助、一些针对受害者的切实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公司,才显得可贵吧。
希望今后社会在呼吁受害者勇敢反抗和逃离的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反抗的力量和逃离的道路…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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