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师曾说：“读书与不读书，时间都会过去，但读书会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
文 / 吴晓波（吴晓波频道）
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彼得·德鲁克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中后期，与此相比，管理学的出现则又要晚一百三十多年。
1911年，机工学徒出身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出版《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管理学的雏形初现。而当时，亨利·福特的T型车已经问世三年了。泰勒认为，只有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才是实现最高工作效率的手段。他的理论全部来自美国企业家们在车间一线的成功实践。
而真正让管理学建立完整知识架构，并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定义的，则是彼得·德鲁克，他因此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
德鲁克一生著述超过六十种，其中，《公司的概念》《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二十一世纪的管理挑战》和《旁观者：德鲁克自传》，到今天，都是值得认真阅读的经典著作。每一个从事商业工作的人，都应该为德鲁克专门留下一行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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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维也纳，母亲是一位心理医生。八九岁时，小德鲁克与弗洛伊德握过一次手，他到晚年一直对此津津乐道。这也许对他的潜在影响真的不小，在自传《旁观者》中，他写道：“我一向对具体的‘人’相当感兴趣，不喜欢人的抽象概念。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及独特之处。”
22岁时，德鲁克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德鲁克曾有过短暂的新闻记者的经历，后来成为一位管理咨询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优秀的管理学者大多有媒体和咨询公司的从业经历。
1943年，德鲁克受聘为当时世界最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对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进行研究。通用汽车表示出极大的坦诚，它向德鲁克开放了所有公司文件，并允许他访问公司的任何一位职员。
而德鲁克为了创作这个案例也下了大功夫，他花三年多时间访问了通用汽车的每一个分部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访谈工作，阅读了浩瀚的、分为不同机密等级的内部文件。
1946年，德鲁克出版《公司的概念》，“讲述拥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大型组织里怎样分工合作”。
在书中，德鲁克对通用汽车的管理模式及公司价值观提出了致命的质疑。这部作品出版后，当即遭到了通用汽车的全面抵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通用汽车拒绝评论这部作品。甚至在该书出版的二十年后，通用汽车CEO艾尔弗雷德•斯隆出版了比《公司的概念》厚一倍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全面驳斥德鲁克的观点。而这两本书的互相辉映，正印证了管理学的多元与复杂。
1954年，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此后二十年，是德鲁克创作的黄金期，他又先后出版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等书，全面建构了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学就本质而言，是关于人的管理和自我管理的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企业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满足顾客，企业的基本功能是行销与创新。“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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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6岁的德鲁克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我看来，这是德鲁克“最后的不朽杰作”。他从管理学的角度定义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并将之输出为一种全社会的能力。
第一个把创新提炼为商业关键词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他是德鲁克的老朋友，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创新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德鲁克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了管理学意义上的格式化，在书中，他把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组织化的任务和系统化工作。“创新是有目的的，是一种训练。检验创新的并不是它的新奇、它的科学内容或是它的小聪明，而是它在市场中的成功与否。”
在德鲁克看来，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对企业家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不足的，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家精神的出现和激发效用，因为，企业家精神本身以及其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都不属于经济范畴，而与价值观、认知和处世态度的改变有关，也包括人口、机构和教育的变化。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德鲁克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家经济”这个新概念。他发现了几个重要的事实：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经验，已经超出商业的范畴，而被广泛地使用于政府、科研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基本动力，它们再造了社会运转的模式；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构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现在各个阶层和行业，成为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基本面。
德鲁克因此得出结论：“管理是一种新技术（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科学或发明），它使美国经济走向了企业家经济，也将使美国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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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大师50人》中写道：“德鲁克在世的这些年来，管理者们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思考或面对他在书中没有写到的问题。”
德鲁克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但这还不是他的思想最迷人的地方。德鲁克之所以是一个伟大、而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管理思想家，是因为他终身在拷问一个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企业是什么？”1992年，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中再次提醒说：“企业界到现在还没有理解它。”
他举到了鞋匠的例子，他说：“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譬如，一家公司造鞋，所有的人都会对鞋子没有兴趣，他们认为金钱是真实的，其实，鞋子才是真实的，利润只是结果。”我不知道别的人读到这段文字时是什么感受，至少我非常感动。
从这句话开始我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管理的核心。也许我们真的太漠视劳动本身了，我们只关心通过劳动可以获得多少金钱，却不太关心劳动本身及其对象的意义。世界上之所以需要鞋匠，是因为有人需要鞋，而不是因为鞋匠需要钱。
德鲁克自称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永远在一线，永远格格不入。
他一生研究大公司，但他自己的机构却只有一台打字机，一张书桌，也从来没用过一名秘书。他半辈子住在一个小城镇上，似乎是为了抵抗机构和商业对思想的侵扰。
在一封公开信中，他抱歉地写道：“万分感谢你们对我的热心关注，但我不能：投稿或写序；点评手稿或书作；参与专题小组和专题论文集；参加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或董事会；回复问卷调查；接受采访和出现在电台或电视台。”
1994年，吉姆·柯林斯刚刚出版了《基业长青》，有一天，他受到德鲁克的邀请去共度一日，当时，柯林斯想创办一家咨询公司，名字就叫“基业长青”，德鲁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驱使你这样做？”柯林斯回答说，是好奇心和受别人影响。他说：“噢，看来你陷入了经验主义，你身上一定充满了低俗的商业气息。”
每一个企业家碰到德鲁克都会问一个与自己产业有关的问题。而德鲁克却告诉大家，“企业家首先要问自己：我们的业务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但是这却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最重要的问题。
要解答这个问题，企业家首先必须回答：谁是为我们提供“业务”的人？也就是说，谁是我们的顾客？他们在哪里？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我们的业务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不做什么？这样的追问，它的终点命题便是：如何构筑“企业的战略管理”。
杰克·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总裁伊始，曾去求见德鲁克，咨询有关企业成长的课题。德鲁克送给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你是投资人，通用电气这家公司有哪些事业，你会想要买？
这个大哉问对韦尔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经过反复思考，韦尔奇作出了著名的策略决定：通用电气旗下的每个事业，都要成为市场领导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否则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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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11日，彼得·德鲁克在酣睡中悄然去世，而在前一年，他还出版了最后一部新著。
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
在管理界，德鲁克的后继者们似乎已经排成了队，汤姆·彼得斯、钱匹、哈梅尔、柯林斯乃至日本的大前研一，他们更年轻、更富裕、更有商业运作的能力，他们的思想有时候更让人眼花目眩。
但是，当大师真正离去的时候，我们却还是发现，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再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能够把最复杂的管理命题用如此通俗市井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用手工业的方式来传播思想。
在今后五十年内，要取得德鲁克式的成功是困难的。我们且不说当代公司管理的课题已经越来越技巧化，商业思想的制造越来越商品化，单是就一个人的生命而言，那也困难到了极点——
它要求一个人在四十岁之前就完成他的成名之作，接着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不断有新的思想诞生——起码每一年半出版一部新著。他要能够每隔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至尾重读一遍。另外，最最困难的是，他要活到96岁，目睹自己的所有预言一一实现，而此前的一年，还能够从容应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刁钻采访。